一、发达国家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武智[1](2021)在《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职业教育是当代中国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一个重要平台,是联结教育、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职业教育政策不仅是规范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指针,而且是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写照,更成为了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职业教育政策置于理论分析的中轴,从历史制度主义独特的时间观、历史观和制度观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阐释政策文本的丰富意涵,对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演变进行合理归因,并揭示不同历史阶段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和政策演进的可能路向。本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从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学术史梳理,辨析历史制度主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相关概念,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和论文研究主要方法等。简要介绍了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构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和路径依赖的分析范式,形成了由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第二部分(第一至二章)对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分阶段研究。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分析长时段的教育政策变迁。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历经七十年的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教学模式持续变革。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分为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包括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五个方面。这部分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重点从政策环境分析、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小结。研究过程中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宏观因素出发,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及其影响,试图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论文援引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观,将关键节点、序列、事件等引入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史的追溯之中,具体从纵向线性历史序列和横向的点状历史节点两个层面出发,强调不同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的特殊性,考虑制度内生机制的影响和偶然因素的影响,体现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鲜明的渐进性和时序性,力求生动地呈现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第三部分(第三章)是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历史既是过去的时间性存在又决定着当下的现实性存在。纵观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程,一方面,职业教育制度具有内生性特征,政策的演变遵循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个逐步完善和持续改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政策受偶然变量的影响,行动与制度互动的同时,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偶然性导致意外性制度变迁的发生。通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段和八个“关键节点”的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动因分析,集中探讨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变量等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从政府理性选择、学校理性选择两个方面对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合理归因,并分析了投入效能和产出效能,揭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第四部分(第四章)是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整体上呈现出“断裂均衡”的特征,可以归纳为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方向、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和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新中国成立后,现有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迫切需要变革,梳理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专业技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等专业学校的建立、技工学校和职工教育得到发展、城市职业学校的兴办、“文革”时期导致职业教育停滞的过程。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相继出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各项政策举措,职业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总体来看,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和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势在必行。先前的职业教育政策对后续的职业教育发展有持续性的影响,同时,后来发生的政策演变对此前的历史实践也具有经验总结和规则承续的意义。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得以高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恢复提升,并且中职教育逐步向农村地区延伸,以发挥其服务“三农”、助力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功能,突出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包容性,从战略高度推动职业教育向高质量方向持续发展。
杨薇[2](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陈宇[3](2020)在《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文中认为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如火如荼。作为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国际间的学生流动已然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并且逐渐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教育质量衡量标准。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化的大潮中日新月异,其中来华留学生教育也随之诞生并逐步发展壮大。历经七十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在中国社会经济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强有力的推动下,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成为中国敞开国门,发展成为世界教育强国的重要体现。论文从历史的视角,对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及其演进进行系统考察,并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为研究背景,从各个时期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内容入手,以来华留学生在不同时期的实际发展状况为依据,结合广泛的统计和调研,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分析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的历程及特点,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比较,以期达到以史鉴今、以外鉴内的目的。论文首先按照历史分期,概述了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伴随着来华留学生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进而从强调扩大规模到注重提质增效的深刻转变过程中,所经历的初步创立、开放探索、调整规范和提升完善等各个阶段的演进历程,并突出对来华留学生教育在招生和管理两个重要方面的政策演进的研究。在总结来华留学教育政策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一方面,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特殊性和现实发展角度出发,分析了国内和国际政治、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全球发展、文化交流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等因素及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演进历程中的特征进行提炼,系统分析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制定和演进过程中的基本特点,即政策数量逐渐增加,内容逐渐清晰明确;政策作用逐渐明显,国家重视程度加强;政策覆盖逐渐全面,国际化程度显着;招生政策在演进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即招生依据遵循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留学资费由援助向收费转变,招生模式由计划向开放转变;管理政策在演进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即管理方式由多方联合向归口管理转变,管理驱动由政府主导向高校自主管理转变,管理手段更加注重队伍建设协同法制化管理。为使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适应国际化实际发展要求论述得更加充分,论文基于留学生教育的比较优势、地缘、语言、文化、经济和教育水平等各项因素,选择并集中描述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留学生教育的概况及政策特点,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和影响因素,以及演进特点的分析,总结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助力国家外交战略、服务国家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传播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提出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总体政策高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教育结构调整、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社会服务以及就业服务体系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服务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改善教育结构、优化教育质量、完善社会服务、健全就业服务体系等六个方面,提出了今后制定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一系列建议,包括严格服务于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改善教育结构调整政策,优化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完善社会服务政策和健全就业服务政策体系等。最后,论文就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国际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助力中国高等教育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启示和对未来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期待。
刘硕[4](2019)在《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推进军队院校改革创新、加快建设一流军队院校,是习近平军事教育思想明确提出的战略目标。军队院校既是军队的列编单位,又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既是“军”又是“校”的“非单一化”组织属性,决定了其教育管理有着与军队管理及地方高校管理相区别的鲜明特点,既要体现军队管理特色,又必须遵循高等教育管理的普遍规律,以实现军事统一、教育民主与办学高效的有机结合。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军队院校的教育管理忽视了其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属性,行政权力泛化、学术权力缺失,组织活力与创新能力不足。随着我国军队革命性体系重塑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加速推进,随着现代军校科技元素不断增加、学术属性不断增强、新兴领域和新质力量不断涌现,深化军队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内部治理结构的科学构建。鲜明地提出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概念并开展相关研究,顺应了当前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突出了军队建设依法从严治军的总基调,也为军队院校深化教育管理改革开辟了新路径。新时代,党的军事指导思想的丰富发展,治理理论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为我国军队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引、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鉴于治理理论强调民主意识、重视制度权威、关注主体利益,将治理理论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互动化、治理规则法制化等核心思想和有益成分引入我国军队院校的教育管理实践,必将有助于完善教育管理组织系统、改进教育管理运行机制、实现教育管理依法从严。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军事教育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治理理论为理论支撑,在继承我国军队院校教育管理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地方高校改革与发达国家军事院校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理念,按照理论阐释、历史沿革、现实困境、经验借鉴、路径构建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论述,力求比较清晰的呈现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全景。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设计了以军队院校内部事务决策为载体,由内部治理结构合法性依据、内部治理结构要素和决策结果评价三个方面构建的内部治理结构概念模型。基于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实质是权力问题,通过提出权力假设、确定测量题项、发放调查问卷和对回收问卷进行统计与检验分析,从权力形式、权力层次、权力重心三个维度对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发展现状、权力配置特点与存在主要问题给予深入的系统解构,试图展示一种从权力维度分析管理症结的方法路径,进而把握军队院校教育管理问题的本质,寻求内部权力合理配置运行的可能轨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权力形式单一、行政干预普遍,权力层次冗杂、组织运行僵化,权力重心失衡、学术地位弱化,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军事行政习惯的深刻影响、军事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和军事学术民主的氛围缺失。通过个案研究发现,美国军种官校权力形式多元、内部决策民主,权力层次简明、行政实施顺畅,权力重心下移、学术权力彰显等权力结构与运行特点得益于其完善配套的法规制度和长期以来的严格执法。我国军队院校应结合自身实际、及时更新理念、不断改革创新,在院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党委核心与两治并进的格局确立、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有机协调、院校章程与规章制度的健全完善、依法办学与从严治校的贯彻落实,改变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失衡现状,理顺政治权力、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互关系,着力构建以政治权力为领导核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互协调、均衡发展的内部治理结构。
刘广超[5](2019)在《“互联网+”背景下基础教育管办评的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互联网+”为我国基础教育治理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挑战。原有教育改革方式不能满足于时代发展需求,积极探索“互联网+”背景下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十分必要和紧迫。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以基础教育管办评及其协同治理主体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互联网+”背景下基础教育管办评的协同治理进行研究。首先,阐述基础教育管办评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协同治理理论。通过对协同治理的内涵、特征以及基础教育管办评与协同治理的关系进行概述,阐明运用协同治理理论探究基础教育管办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适用性。其次,审视“互联网+”背景下我国基础教育管办评协同治理现状,即对管办评协同治理的发展概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阐述。在发展概况中,采用“先总后分”方法,先阐述协同治理的总体概况,再分别阐述管、办、评的发展概况。在面临挑战中,采用“先分后总”方法,先分别研究管、办、评面临的挑战,再研究各主体协同治理面临的挑战。然后,比较基础教育管办评协同治理的国际实践。即对“互联网+”背景下,美、英、日等国基础教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具体实践进行国际比较并获得启示,结合我国国情对国际经验进行理性认知和有效借鉴。最后,探讨“互联网+”背景下基础教育管办评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将“互联网+”作为活力因子嵌入到基础教育管办评及其协同治理各环节,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和思维与协同治理建立内在联系,先对管、办、评各子系统内部的协同治理进行路径优化,再对管办评系统整体协同治理进行路径优化。本文通过研究“互联网+”背景下基础教育管办评的协同治理,其目的在于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进一步激发基础教育的管理活力、办学活力和参与评价活力,使基础教育管办评运行更加顺畅,进一步促进基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核心在于建立“互联网+”与基础教育管办评协同治理的内在联系。基于互联网的开放性、网络性、泛在性等特征为协同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和思维理念,加速突破传统固化的科层管理模式,构建平等互动的同级网络结构,为多元主体基于平等的信息公开、权责明晰、交流互动、关系重塑、多元合作与深度融合提供可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协同治理目标的实现。
贾庆楠[6](2019)在《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资源融合的困境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二五”以来,按照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总体部署和工作要求,教育部正式启动了国家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以“三通两平台”为主要核心任务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正式发布实施,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管理体制、工作机制、人才培养和网络安全方面仍存在很多关键问题,需要通过资源融合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推动教育管理信息化创新发展。因此,分析教育管理信息化资源融合面临的困境,并找出有效对策,从而推动教育管理信息化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成为了实现教育管理信息化创新融合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资源融合的困境进行了分析。结合收集的教育信息化工作者和该领域专家学者的访谈资料,找出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存在的问题,从体制机制、人才培养、网络安全等方面,探讨、分析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资源融合所面临的困境。最后,结合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的发展现状与问题,以及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资源融合的经验,针对教育管理信息化资源融合面临的困境,提出了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人才保障机制和强化网络安全工作等方面的对策,为破解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资源融合困境,促进教育管理信息化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蒋祖存[7](2019)在《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是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重要改革内容,也是国务院要求优先开展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领域之一。2018年,国务院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通知,将义务教育服务纳入到央地共同财政事权范围,支出责任由央地政府按项目、按比例分担。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发展迅速,但运行中出现了基层政府反映原有划分格局不合理,致使支出责任“越位、错位、失位”、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过大,导致基层政府出现“等、靠、要”思想、政府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保障能力匹配程度不足等问题。为此,本文以我国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历史逻辑、运行现状、存在问题展开研究,力图为我国义务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提供路径遵循和对策建议。本文综合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对我国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问题进行研究,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当前划分格局是否科学”、“当前划分格局为什么不科学”、“今后如何划分才能更科学”。根据研究的需要,本文的导论部分讨论了论文的缘起与意义、思路和内容、方法和技术、研究创新点进行了论述;第一章内容为文献综述、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概念界定以及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二章内容对我国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逻辑进行了梳理,并指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章内容构建了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类别框架,并对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第四章内容为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保障能力的匹配性测度;第五章内容为国外发达国家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有益经验介绍;第六章内容为优化我国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进路与建议。概念界定与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分类框架为全文的语义起点。事权就是政府依据国家宪法规定、依附政府职能产生、所拥有管理国家具体事务的权力和责任,而支出责任是政府为履行职能而承担的财政事权的支出义务和保障。根据教育部门的机构职责、教育事权的权力配置、财政经费的支出结构,政府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分为教育行政管理、学校经费管理、教育教学研究与指导。其中教育行政管理分为为规划布局、办学条件标准、办学行为规范、教学内容管理四类事权与支出责任;学校经费管理分为人员经费管理、基本建设经费管理、学生资助经费管理、教材经费管理四类事权与支出责任;教育教学研究与指导细分为教育教学研究、教育教学业务指导、教育教学质量检测三类事权与支出责任。历史分析是理解当下问题的基础,本文对我国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管理体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985年以来,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呈现出中央统筹、地方负责,省级统筹、分级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制度逻辑;财政管理体制呈现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地方负责、以县为主,财政保障、省级统筹的制度逻辑。历史经验表明,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积极参与是重要保障,强化管理责任与落实分工负责是重要举措,城乡一体发展与追求公平均衡为发展关键。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还存在政府间部分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合理、省以下部分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够清晰、政府间部分划分清晰的事权落实不够到位、支出责任的分担机制设计对地方激励不足等主要问题。为了解我国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实践基础,本文对义务教育三大类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现实运行状况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教育行政管理与教育教学研究与指导两类事权与支出责任按照各自行政隶属关系作为本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政预算支出。学校经费管理事权主要由中央负责宏观政策制定、省政府负责中观统筹,县市乡政府负责具体实施。在支出责任安排上,人员经费管理支出差不多全部由地方政府负担。公用经费支出责任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地区分比例支出(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东部地区为5∶5)。教材费用管理实行中央全额承担国家规定课程,地方课程由地方承担。中央与地方按区域财力水平分类负担基建经费支出责任。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经费中央与地方各负担50%,营养餐改善计划经费由地方主要承担,中央适当补贴,校车补助经费由地方全额负担。为了证明我国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性不足这一核心观点,本文构建了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能力保障匹配性测度体系作为定量考察维度。结果表明:在义务教育财政性经费支出结构中,中央政府承担比例由1996年的1.5%增长至2015年的10%左右,剩下的全部由地方政府承担;纵向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日益匹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构建省级政府义务教育预算内拨款预测模型,与我国31个省的义务教育预算内拨款实际值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比较匹配的有16个省份,剩下的15各省份,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匹配程度较低。对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讨论,需要归纳和比较域外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本文分别对法国(中央集权型)、美国(地方分权型)、日本(央地共担型)三个国家的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都确定了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分类框架和划分方案,并以公共事务的内在属性为义务教育事权划分的基本依据,辅之以政府财权相匹配作为公共教育资源优化配置这一重要手段、对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作出动态调整。本文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基于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优化进路。首先是改变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改变“重结果、轻过程”、“重原理、轻实践”、“重行政、轻司法”倾向。其次是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要遵循科学的划分原则。第三是为清晰划定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划分与事权划分的具体方案。最后是配套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划分与事权划分优化的配套对策。本文在吸收和借鉴目前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学界对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匹配研究的研究深度,其创新点有如下三点:一是搭建了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分类框架。本文综合考虑教育部门的机构职责、教育事权的权力配置、财政经费的支出结构三个方面的因素,搭建了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分类框架,尽量从理论层面保持行政与财政口径统一。该分类框架具备一定的普适性,分类方法也较为科学,可以作为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研究我国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关问题的指导性框架。二是构建了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匹配性的测度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能力保障的匹配关系及测度体系。比较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集中度与财政收入集中度的变动趋势,预测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匹配性。此外还构建了地方政府义务教育预算内拨款预测模型,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预算内拨款的实际值与预测值进行了匹配性判断,论证了我国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的现实典型问题。三是提出了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进路。本文提出“思路调整、基本原则、具体方案、配套政策”为优化政府间义务教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优化进路。强调了在顶层设计的布局谋篇上要转变思路,在具体实践中要遵循科学的划分原则,具体方案的执行中还要辅之以保障配套措施。优化进路即有宏观的统筹指导,亦有微观上的具体操作。配套措施中提出了动态调整机制、财政保障制度、转移支付制度、国外经验借鉴等配套对策建议。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8](2019)在《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在知识高度分化与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的整体背景下,我国教育管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与专业化。基于四十余年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已有研究开展系统性、理论性的回顾与反思,既有助于厘清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又有助于准确掌握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然而,现有对学科整体审视的研究,多为学者凭借自身知识积累所作的阶段性的回顾与展望,又或是囿于某一分支学科、具体研究领域当中。既有研究在视角上缺少全景维度与长时间段的系统检视,难以从海量繁杂信息中洞悉学科发展的真实样貌和客观动态规律,系统性的学科审思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加以完善。知识图谱作为反映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以及结构关系的一种知识管理工具,能有效克服以上不足。通过对海量复杂信息开展缜密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可动态展现学科的演进特征,探究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缺失与薄弱环节,对拓宽学科研究广度与挖掘研究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知识图谱方法运用于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当中,以学科归宗、学科渗透、学科价值为研究基点,以正视学科发展的复杂本质、顺应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研究原则,通过构建三维矩阵(以学科给养、主题演化、知识流动、学术群体为目的维,以各类知识单元为对象维,以统计分析、引文分析、共引分析、聚类分析等科学计量分析为方法维),将CNKI中1979-2018年我国教育管理学38162篇文献信息转化成一系列的知识图谱,以期更深层次地揭示学科结构的相似性与承接性,具体的研究过程及研究发现如下:(1)“学科给养”视角。分别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层面呈现学科演进与发展的动力来源与基础条件。总体来说,学科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学科发展的内部与外在条件整体较好,高等院校引领拉动学科发展,但机构之间“贫富”差距较大。此外,研究成果分布在829种不同的期刊上,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14个学科,呈现学科交叉性强,领域广泛等特性。(2)“发展轨迹”视角。前述文献样本涉及到的50351个关键词之间存在强弱关系,通过对这些关键词开展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挖掘出学科知识结构之间的亲疏关联。整体来看,学科经4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明确的范畴体系,整体呈现“核心—衍生—边缘”的主题格局。阶段性分析表明,学科演进过程中新老话题的更替,存在明显的“政策依赖”特性,与繁荣的应用研究相比,基础性研究量少质低,纵向连贯性研究不足。(3)“知识关联”视角。通过探测突现词把握学科研究前沿。学科研究中具有时代特征“变”的研究域,是学科发展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综合“主题演化”的分析结果可知,关注度高的热点领域,容易聚集集体智慧创造新知识,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对前述38162篇文献样本涉及到的144618篇参考文献开展引文分析,结果显示,滋养学科发展的奠基性文献在学科发展初期较为欠缺,这与学科发展初期学术研究规范性存在欠缺有关,因学科研究更注重现实性与实用性,学术积累在延续性和体系上较为薄弱。(4)“学术群体”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对作者合作与作者共被引形成的“显性网络”与“隐性网络”进行考察。整体而言,作者合作构成的“显性网络”密度低,“权威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不紧密,“师生型”、“同事型”是合作的主要方式,网络中派系林立的程度值不高,整体科研合作网络仍处于待优化的初级阶段。基于核心作者共被引构成的“隐性网络”按照研究领域可分为10个学术群体,研究跨领域特性明显,但不具备明显的学派效应。整体上来看网络连通性好,信息传递快,具有典型的“小世界”效应,存在“学术明星”现象。(5)综合上述分析,研究基于知识图谱视角,总结出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范式特征,并对学科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从建构均衡化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打造本土化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等层面提出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一系列建议。研究借由宏观概括、中观分析、微观扫描对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四十年进行回溯与总结,结合学科发展范式特征提出展望,客观呈现学科总体图景、发展态势与结构特征,为后续研究把握研究重点、捕捉研究前沿、规范学科布局奠定了研究基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充基础数据,扩大文献样本的来源范围,将学术着作、学位论文吸纳进来,同时增加中外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横向对比,以客观评价我国教育管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优势与差距。此外,还需丰富研究内容,将学科研究成员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取向纳入学科建设的重点考察范围,进一步完善本研究。
滕曼曼[9](2018)在《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研究 ——基于质量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大学毕业率是国际通用的衡量高校教学绩效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大学办学质量的关键观测点。然而,由于国情和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同,各国大学本科毕业率差异显着,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困惑性,而这不利于探究大学本科毕业率所反映的真正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放眼全球,大学本科毕业率表现出三点特征:国别差异、院校差异和个体差异。例如,美国与法国的大学本科毕业率(学制内)不到40%,英国与日本(学制内)则达到80%,而这些国家同属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在国家内部,不同类型院校和不同学生个体在大学本科毕业率上同样存在差异。与世界经验不同的是,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现状呈现整体偏高(98%的平均值超过任何一个OECD成员国)且院校间差异不大(不同类型大学的本科毕业率不存在明显差异)的特征。目前,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高的现状遭到多方质疑,为了追溯根本问题所在,首先需要揭示大学本科毕业率的本质及其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探究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本质,直面问题解决之道。从理论层面探究发现,大学本科毕业率的本质及其与高等教育质量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本质上,大学本科毕业率,即学生群体人才培养目标达成度,而高等教育质量体现为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需求满足程度。因此,客观地说,大学本科毕业率和高等教育质量之间存在“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并可能引发矛盾。所谓“一元”,指的是大学本科毕业率仅意味着学生达到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程度,评价者仅为大学;“多元”指的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对高等教育的价值期望,评价者为多元利益主体。“一元”与“多元”关系可能引发的矛盾是,大学评定“合格”的毕业生未必为其他利益主体所认可,由此可能会出现大学本科毕业率高,但高等教育质量低的现状,反之亦然。因此,不能简单线性地使用大学本科毕业率的高低来判断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低,关键是要看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是否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严守大学学业要求,达成人才培养目标;二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多元需求,而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则是首要的一项;由此来看,以上两个条件是密切相关,首尾相合的。大学本科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一元与多元”的关系,要求以复杂性和多元性的视角对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进行研究。本研究借助“系统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及“院校影响理论”,从大学的外部系统环境和内部管理两个维度入手,对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机制进行探究。在“大学本科毕业率质量内涵分析框架”的指导下,本研究发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外部力量对高等教育提出自身价值期望,并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不同程度的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大学。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管理思维和方式仍然支配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表现为教育行政部门简单划一的刚性评价制度和绩效性教育经费分配机制;就业市场上对“学历本位”的推崇仍然牵制着高校的办学行为,体现为各类社会企事业单位对“双证”的要求;我国社会传统的文化观念依然强有力的“浸润着”大学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呈现为社会对大学生不毕业的无法接受。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大学不得不追求高的本科毕业率,甚至于采取了一些明知是错和自损质量的措施,例如“清考”制度。因此,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是一个涉及多元主体的复杂过程,而且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可预见的是,如果不采取相关的改革措施,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未来仍将保持高走位趋势。在大学本科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一元与多元”的逻辑关系下,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形成的历史延续性以及多元影响因素,表明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表层问题”——大学内部教学管理中存在的“严格性不足”或“灵活性不够”,造成部分学生未达到大学的学业要求或者人才培养目标而毕业,造成毕业率的“虚高”,违背了大学本科毕业率的“一元”本质;而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本质——则是在行政化管理体制下,“计划性”的高等教育无法满足“市场性”的多元需求,造成人才培养质量无法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需求。应对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表层问题”和“问题本质”,需“两条腿”走路:一是大学坚守学术标准并不畏艰难地进行相关教育教学制度改革;二是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社会的各方力量的协调和支持,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简政放权”。基于质量视角,对我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解决的根本在于,协调好政府、大学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各在其位,各司其职,达到互融共生。
吴永祥[10](2018)在《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马克思能力思想视域》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的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以人的能力为中心的时代。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共同强化着知识和人才在国力增强和社会繁荣中的关键作用。大学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研究型大学作为大学中的先驱,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中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教师是大学的生命线,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大学者,非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是促进每位教师自由、全面、创新、和谐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尚未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传统的研究型大学人事制度存在诸多弊端,重“物”轻“人”,重管理控制轻服务激励,一定程度忽视了教师的主体性;存在着“大师”缺乏、教师潜能开发利用效率低、教师流动不合理、竞争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开放协作、全面协调、自主创新、和谐共生的教师发展生态尚未形成。这些都阻滞着研究型大学开展“双一流”建设,束缚着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深度与广度。基于上述背景和现实思考,论文以马克思能力思想为指导,统领全文,深入探寻马克思能力思想与教师能力建设的内在契合性,尊重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弥补以往相关研究中理论支撑不足的问题。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全面省察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坚持理论先导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提出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目标、原则和设计方略。从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劳动特点、发展需要等出发,从道德素养、学识素养、创新素养、心智潜能等方面建构充满生机活力、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结构要素体系。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战略路径,实现“供给侧”(研究型大学、政府、社会)与“需求侧”(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内、外部互动融合:一方面,从职业生涯规划、职业认同培育、职业压力调适、自我效能感发挥、核心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全程化、多路径建构教师自主发展体系,教师有目的、有意识的开发自身潜能;另一方面,从社会支持系统、学校支持系统、权利保障系统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保障体系,实现以“事”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嬗变。最终,实现需求侧“合理需求”与供给侧“有效供给”的辩证统一,实现教师发展与组织发展的和谐统一。
二、发达国家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达国家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 |
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 |
第四节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创新点与存在不足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49-1977) |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节 “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章 改革开放至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78—2019)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节 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五节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四、小结 |
第三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 |
一、外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二、内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三、行动者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 |
一、政府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二、学校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第三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能分析 |
一、投入效能分析 |
二、产出效能分析 |
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考察 |
第四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 |
一、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方向 |
二、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 |
三、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 |
一、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 |
二、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 |
三、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之路势在必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新中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件一览(1949—2019)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四、文献综述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访谈提纲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3)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一)国际学生流动日益频繁 |
(二)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迅速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 |
二、研究问题 |
三、文献综述 |
(一)关于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分期研究 |
(二)关于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研究 |
(三)关于来华留学生教育结构的研究 |
(四)关于来华留学生教育影响因素的研究 |
(五)关于留学生教育的比较研究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留学和留学生 |
(二)来华留学生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 |
(四)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五、研究的价值 |
(一)理论价值 |
(二)实践意义 |
六、研究方法 |
(一)文献研究法 |
(二)历史研究法 |
(三)比较研究法 |
七、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 |
一、初创阶段(1950-1977年) |
(一)初启交换留学生计划 |
(二)初探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与服务政策体系 |
(三)初建来华留学生教学和实习管理政策 |
(四)初次召开全国外国留学生工作会议 |
(五)中断和积极恢复 |
二、开放探索阶段(1978-1992年) |
(一)两次来华留学生工作会议,实现继往开来 |
(二)加强经费管理,增加教育投入 |
(三)扩大来华留学生的招生规模,提高生源层次 |
(四)注重语言培训,实现汉语言推广 |
(五)打造综合管理,开启自费留学 |
三、调整规范阶段(1993-2009年) |
(一)来华留学生教育走上依法办学道路 |
(二)来华留学生教育步入信息化建设 |
(三)不断加强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管理 |
四、提升完善阶段(2010—2019年) |
(一)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
(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来华留学生招生政策的演进 |
一、来华留学生招生方式政策的演进 |
(一)以协定方式接受来华留学生政策 |
(二)开放自主招收来华留学生政策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资费政策转变 |
二、来华留学生招生管理政策的演进 |
(一)高度集中的招生管理政策 |
(二)招生管理政策向宏观管理过渡 |
三、来华留学生招生类别政策的演进 |
(一)来华留学生类别的明确 |
(二)来华留学生类别的细化 |
(三)招生专业政策的调整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来华留学生管理政策的演进 |
一、教学管理政策的演进 |
(一)教学管理政策启动出台 |
(二)教学管理政策的规范完善 |
二、思想教育管理政策的演进 |
(一)思想教育管理政策的初步建立 |
(二)思想教育管理政策的调整补充 |
(三)思想教育管理政策的科学前瞻 |
三、日常管理政策的演进 |
(一)日常管理政策的初步探索 |
(二)日常管理政策的稳步调整 |
(三)日常管理政策的顺势规范 |
(四)日常管理政策的应势完善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政治因素的影响 |
(一)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 |
(二)国际政治因素影响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方向 |
二、经济因素的影响 |
(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是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制定的前提 |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为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提供依据 |
三、文化和教育因素的影响 |
(一)文化交流是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 |
(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制定的基础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的特点阐释 |
一、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中的基本特点 |
(一)政策数量逐渐增加,内容逐渐清晰明确 |
(二)政策作用逐渐明显,国家重视程度加强 |
(三)政策覆盖逐渐全面,国际化程度显着 |
二、来华留学生招生政策演进中的突出特点 |
(一)招生依据——遵循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
(二)留学资费——“从援助到收费”的转变 |
(三)招生模式——“由计划到开放”的转变 |
三、来华留学生管理政策演进中的突出特点 |
(一)管理方式——由多方联合向归口管理转变 |
(二)管理驱动——由政府主导向高校自主管理转变 |
(三)管理手段——管理队伍建设协同法制化管理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发达国家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借鉴 |
一、美国留学生教育政策 |
(一)美国留学生教育的概况 |
(二)美国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特点 |
(三)相关借鉴 |
二、英国留学生教育政策 |
(一)英国留学生教育的概况 |
(二)英国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特点 |
(三)相关借鉴 |
三、澳大利亚留学生教育政策 |
(一)澳大利亚留学生教育概况 |
(二)澳大利亚留学生教育政策特点 |
(三)相关借鉴 |
四、日本留学生教育政策 |
(一)日本留学生教育的概况 |
(二)日本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特点 |
(三)相关借鉴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评析 |
一、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取得的显着成就 |
(一)助力国家外交战略 |
(二)服务国家经济全球化发展 |
(三)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 |
(四)传播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
二、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
(一)政策总体高度有待提升 |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有待完善 |
(三)教育结构政策有待调整 |
(四)质量保障政策有待统一 |
(五)社会服务政策有待补充 |
(六)就业政策体系有待建立 |
三、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建议 |
(一)严格服务于国家战略 |
(二)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
(三)改善教育结构调整政策 |
(四)优化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
(五)完善社会服务政策 |
(六)健全就业服务政策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4)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核心概念的界定 |
1.3 文献综述及评价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2章 理论阐释: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军院校教育管理适切性研究 |
2.1 治理理论 |
2.1.1 治理理论的产生兴起 |
2.1.2 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 |
2.1.3 治理理论的简要评述 |
2.2 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 |
2.2.1 治理理论引入及本土化研究 |
2.2.2 治理的中国经验与理论拓展 |
2.2.3 我国高校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
2.3 治理理论对我军院校教育管理的适切性 |
2.3.1 治理理论与我军院校教育管理理论存在一定的理论契合 |
2.3.2 借鉴治理理论解决我军院校教育管理中的诸多现实问题 |
2.3.3 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军院校教育管理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
第3章 历史沿革:我军院校教育管理的发展与内部治理结构描述 |
3.1 我军院校教育管理发展历程 |
3.1.1 革命战争年代:从战争中逐渐成长 |
3.1.2 新中国成立后:向正规化教育转变 |
3.1.3 改革开放初期:为军队现代化服务 |
3.1.4 新时期新阶段:在深化改革中发展 |
3.2 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要素 |
3.2.1 权力形式:内部治理的横向结构 |
3.2.2 权力层次:内部治理的纵向结构 |
3.2.3 权力重心:内部治理结构的平衡点 |
3.3 我军院校内部权力配置特点 |
3.3.1 横向上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交互叠加 |
3.3.2 纵向上自上而下的逐级指挥等级严格 |
3.3.3 重心上权力高度集中于校级行政机关 |
第4章 现实困境: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归因分析 |
4.1 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现状的实证调查 |
4.1.1 概念模型构建与假设提出 |
4.1.2 研究变量定义与测量题项 |
4.1.3 预测问卷处理与因子分析 |
4.1.4 正式问卷调查与结果分析 |
4.2 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 |
4.2.1 权力形式单一,行政干预普遍 |
4.2.2 权力层次冗杂,组织运行僵化 |
4.2.3 权力重心失衡,学术地位弱化 |
4.3 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的归因分析 |
4.3.1 军事行政习惯的深刻影响 |
4.3.2 军事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 |
4.3.3 军事学术民主的氛围缺失 |
第5章 经验借鉴:美国三所军种军官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个案研究 |
5.1 美国军种军官学校内部机构设置概况 |
5.1.1 美国陆军军官学校 |
5.1.2 美国海军军官学校 |
5.1.3 美国空军军官学校 |
5.2 美国军种军官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特点 |
5.2.1 权力形式多元,决策过程民主 |
5.2.2 权力层次简明,行政实施顺畅 |
5.2.3 权力重心下移,学术权力彰显 |
5.3 美国军种军官学校法规制度建设经验 |
5.3.1 系统配套,衔接紧密 |
5.3.2 规范具体,操作性强 |
5.3.3 稳定连续,执法严格 |
第6章 实现路径:我军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构建路径与优化策略 |
6.1 党委核心与两治并进的格局确立 |
6.1.1 党委核心:引领共治方向 |
6.1.2 名将治校:对接实战需求 |
6.1.3 教授治学:回归学术本位 |
6.2 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有机协调 |
6.2.1 界定权力作用领域,摆脱“同质化” |
6.2.2 改进权力运行机制,克服“碎片化” |
6.2.3 强化权力层级均衡,规避“内卷化” |
6.3 院校章程与规章制度的健全完善 |
6.3.1 明确院校章程的统领地位 |
6.3.2 规范院校章程的制定程序 |
6.3.3 健全院校章程的涵盖内容 |
6.3.4 完善院校章程的配套制度 |
6.4 依法办学与从严治校的贯彻落实 |
6.4.1 观念上正本清源,剔除“老思维” |
6.4.2 行为上除旧纠偏,摒弃“土政策” |
6.4.3 执法上彰显公平,打破“潜规则” |
第7章 结论 |
7.1 研究结论 |
7.2 创新之处 |
7.3 不足之处 |
7.4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教员参与院校权力运行情况调查问卷 |
附录2:访谈提纲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致谢 |
(5)“互联网+”背景下基础教育管办评的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文献综述 |
(一)国内相关研究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
(一)研究的目的 |
(二)研究的意义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的思路 |
(二)研究的方法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互联网+” |
二、基础教育 |
三、管办评 |
四、协同治理 |
第二节 理论依据——协同治理理论 |
一、协同治理理论的内涵及其特征 |
二、协同治理与基础教育管办评的关系 |
第三节 逻辑框架 |
第二章 “互联网+”背景下基础教育管办评协同治理的现状审视 |
第一节 我国基础教育管办评协同治理的发展概况 |
一、基础教育协同治理的总体概况 |
二、政府清单制度有效建立,放管服需纵深发展 |
三、学校自主办学态势良好,权力机制有待落实 |
四、社会评价参与逐步发展,评价机制有待完善 |
第二节 “互联网+”背景下基础教育管办评协同治理面临的机遇 |
一、“互联网+”提供了技术支持 |
二、“互联网+”提供了思维理念 |
三、“互联网+”促进主体间深度融合 |
第三节 “互联网+”背景下基础教育管办评协同治理面临的挑战 |
一、政府现代化治理的现实困顿 |
二、学校自主办学的现实困顿 |
三、社会评价参与的现实困顿 |
四、管办评协同治理的现实困顿 |
第三章 “互联网+”背景下基础教育协同治理的国际实践 |
第一节 美国基础教育治理改革实践 |
一、21世纪以来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政策变迁 |
二、美国基础教育治理概况 |
三、案例:K-12开放教育资源的协同治理 |
第二节 英国基础教育治理改革实践 |
一、英国教育治理改革的历史沿革 |
二、英国基础教育治理的基本概况 |
三、案例:从“FSC”到“BBC”的围墙突破 |
第三节 日本基础教育治理改革实践 |
一、日本教育管理体制发展历程 |
二、日本基础教育治理改革的实践概况 |
三、案例:学校评议员制度 |
第四节 “互联网+”背景下基础教育协同治理国际实践的启示 |
一、加强基于互联网的对外开放 |
二、构建协同治理的激励机制 |
三、构建协同治理的协调机制 |
四、建立健全法律保障机制 |
五、加强国际经验的理性认知 |
第四章 “互联网+”背景下我国基础教育管办评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基础教育政府现代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
一、以“互联网+”优化政府职能,构建有限型政府 |
二、以“互联网+”驱动技术创新,构建创新型政府 |
三、以“互联网+”转变思维方式,构建服务型政府 |
第二节 基础教育学校自主办学的优化路径 |
一、建立教育权力清单,落实学校权力边界 |
二、完善现代学校制度,促进学校自主发展 |
三、基于互联网的多元化办学形式探索 |
第三节 基础教育社会多元评价的优化路径 |
一、完善社会多元评价体系 |
二、建立健全社会评价组织机制 |
三、基于互联网的教育评价现代化探索 |
第四节 基础教育管办评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 |
一、基于互联网的协同治理的机制建设 |
二、基于互联网的协同治理的技术创新 |
三、基于互联网的协同治理的理念提升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6)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资源融合的困境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学位论文数据集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教育管理信息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教育信息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教育管理信息化研究现状 |
1.2.3 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2 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现状与问题 |
2.1 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现状 |
2.1.1 国家级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现状 |
2.1.2 地方教育管理信息化发展现状 |
2.1.3 教育行业网络安全工作情况 |
2.2 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
2.2.1 管理信息化理念理解不深入 |
2.2.2 工作效率提升缓慢 |
2.2.3 “信息孤岛”问题仍普遍存在 |
2.2.4 网络安全问题突出 |
3 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资源融合的困境分析 |
3.1 管理体制不完善 |
3.1.1 多头领导的管理体制 |
3.1.2 管办评分离体系尚未形成 |
3.1.3 信息数据管理混乱 |
3.2 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
3.2.1 薪酬待遇不具有竞争力 |
3.2.2 人才引进通道过窄 |
3.2.3 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 |
3.3 网络安全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
3.3.1 教育行业网络安全形势严峻 |
3.3.2 缺乏网络安全管理制度 |
4 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资源融合的经验 |
4.1 美国教育信息化资源融合的经验 |
4.2 英国教育信息化资源融合的经验 |
4.3 其他发达国家教育信息化资源融合的经验 |
5 破解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资源融合困境的对策 |
5.1 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
5.1.1 教育信息化相关机构整合 |
5.1.2 建立教育信息化综合评价体系 |
5.1.3 建立开放型数据管理模式 |
5.2 创新人才保障机制 |
5.2.1 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
5.2.2 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
5.2.3 建立教育管理信息化培训体系 |
5.3 强化网络安全工作:从被动到主动 |
5.3.1 加大教育行业网络安全建设投入 |
5.3.2 完善教育行业网络安全管理制度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创新点 |
6.3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访谈提纲 |
致谢 |
作者和导师简介 |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
(7)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及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总体思路与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五、研究创新 |
第一章 文献综述、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的文献述评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第二节 研究相关的概念界定 |
一、义务教育 |
二、教育事权 |
三、支出责任 |
第三节 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 |
一、央、地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的委托与代理 |
二、公共产品层次理论视角下的义务教育事权 |
三、政府财政分权视角下的义务教育支出责任 |
第二章 政府间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历史逻辑与经验启示 |
第一节 义务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逻辑 |
一、中央统筹、地方负责 |
二、省级统筹、分级管理 |
三、分级管理、以县为主 |
第二节 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逻辑 |
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 |
二、地方负责、以县为主 |
三、财政保障、省级统筹 |
第三节 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经验启示 |
一、重要保障:中央统一领导、地方积极参与 |
二、重要举措:强化管理责任、落实分工负责 |
三、发展关键:城乡一体发展、追求公平均衡 |
第三章 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类别框架与划分现状 |
第一节 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类别框架 |
一、分类方法及步骤 |
二、义务教育事权的类别框架 |
三、义务教育支出责任的类别框架 |
第二节 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规模与落实 |
一、政府间基础教育投入比例 |
二、政府间义务教育投入比例 |
三、“三个增长”比例的落实情况 |
第三节 我国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分项目划分现状 |
一、教育行政管理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二、学校经费管理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三、教育教学研究和指导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第四章 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能力保障的匹配研究 |
第一节 测度指标的选择及说明 |
一、纵向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保障能力的测度指标 |
二、横向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保障能力的测度指标 |
第二节 测度方法的建构及说明 |
一、纵向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保障能力匹配的测度方法 |
二、横向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保障能力匹配的测度方法 |
第三节 央地政府财政保障能力分析 |
一、央地政府财政收入占比分析 |
二、省级政府财政保障能力比较 |
第四节 纵向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保障能力匹配测度 |
一、纵向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安排及负担比例 |
二、纵向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保障能力的匹配测度 |
第五节 横向政府间义务教育支出责任与财政保障能力的匹配测度 |
一、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数据结果分析 |
二、预算内拨款预测模型的建构及匹配测度结果分析 |
第五章 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域外经验 |
第一节 中央集权型国家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一、法国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的划分 |
二、法国政府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 |
第二节 地方分权型国家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一、美国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的划分 |
二、美国政府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 |
第三节 央地共担型国家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一、日本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的划分 |
二、日本政府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 |
第四节 域外政府间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总体特点 |
一、路径依赖:事权配置格局的历史逻辑 |
二、法治原则:事权配置机制的重要途径 |
三、积分并存:事权配置结构的基本形态 |
四、合理分权:事权配制改革的根本宗旨 |
第五节 域外政府间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启示 |
一、确定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分类框架和划分方案 |
二、公共事务的内在属性为义务教育事权划分的基本依据 |
三、政府财权相匹配是公共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 |
四、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是系统工程和动态调整过程 |
第六章 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优化进路 |
第一节 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调整 |
一、改变“重结果、轻过程”倾向 |
二、改变“重原理、轻实践”倾向 |
三、改变“重行政、轻法制”倾向 |
第二节 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基本原则 |
一、公共产品受益范围原则 |
二、以国家结构形式为前提条件 |
三、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定原则 |
四、外部性、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结合原则 |
第三节 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划分与事权划分的具体方案 |
一、中央政府的义务教育事权配置与支出责任的划分 |
二、省级政府的义务教育事权配置与支出责任的划分 |
三、市县政府的义务教育事权配置与支出责任的划分 |
第四节 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划分与事权划分的配套对策 |
一、优化政府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动态调整模式 |
二、加强政府义务教育事权与财力匹配的保障制度建设 |
三、规范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
四、因地制宜合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义务教育发展经验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8)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核心概念及文献综述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二、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二、技术路线 |
三、可能的创新点 |
第四节 研究基础 |
一、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 |
二、研究方法 |
三、知识图谱绘制流程 |
四、辅助软件 |
第二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给养”的知识图谱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时序分布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论文时序分布 |
二、基于学科成长规律的基本判断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空间分布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机构分析 |
二、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基金项目分析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项目资助年度分布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类别分析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典型基金项目分析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一、学科知识生产仍处于成长阶段 |
二、学科发展呈现交叉性强领域广的特点 |
三、学科发展存在分化不均的现象 |
第三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轨迹”的知识图谱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展现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性分析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时间演化 |
一、1979-198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二、1990-199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三、2000-200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四、2010-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特点总结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演进总结 |
第四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关联”的知识图谱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整体分析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阶段分析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基础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文献共被引分析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共被引分析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一、基于研究前沿的分析 |
二、基于研究基础的分析 |
第五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科学者分布状态 |
一、高产作者界定标准 |
二、高产作者产出与分布分析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合作网络解析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状况整体分析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架构 |
二、作者共被引网络分析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一、基于学者合作状况的分析 |
二、基于学术群体构成的分析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第一节 主要工作及发现 |
一、基于“学科给养”视角的研究发现 |
二、基于“发展轨迹”视角的研究发现 |
三、基于“知识关联”视角的研究发现 |
四、基于“学术群体”视角的研究发现 |
第二节 知识网络视角下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特点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 |
二、学科交叉与互涉促进分支学科不断生成 |
三、以混合团体为基础聚合的学术共同体 |
第三节 学科视角下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展望 |
一、建构均衡化的教育管理学科体系 |
二、打造本土化的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 |
三、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 |
第四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一、研究不足 |
二、后续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术语缩写列表 |
附录二 数据索引 |
附录三 本研究涉及的部分法律与政策文件 |
附录四 1979-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部分着作统计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9)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研究 ——基于质量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问题 |
三、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述评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文献简评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理论基础 |
二、研究界定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大学本科毕业率的理论探究 |
第一节 大学本科毕业率的本质内涵 |
一、本科和本科教育 |
二、本科毕业 |
三、本科毕业率 |
第二节 大学本科毕业率的质量意蕴 |
一、本科毕业率质量内涵的分析框架 |
二、本科毕业率的内部质量意蕴逻辑分析 |
三、本科毕业率的外部质量意蕴逻辑分析 |
第三节 大学本科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的逻辑关系探究 |
一、大学本科毕业率本质指向一元:达成人才培养目标 |
二、高等教育质量指向多元: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 |
三、一元与多元——大学本科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的现实冲突 |
第三章 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全球图景 |
第一节 大学本科毕业率的世界图景——以OECD成员国为例 |
一、OECD的教育指标体系及特征 |
二、OECD的高等教育毕业率指标说明 |
三、OECD成员国高等教育毕业率状况 |
第二节 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典型国家——以美、法、英、日为例 |
一、美国大学本科毕业率 |
二、法国大学本科毕业率 |
三、英国大学本科毕业率 |
四、日本大学本科毕业率 |
第三节 基于全球视域下的典型国家大学本科毕业率特征分析 |
一、大学本科毕业率存在国别差异 |
二、大学本科毕业率存在院校差异 |
三、大学本科毕业率存在个体差异 |
第四章 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历史回溯与现状考察 |
第一节 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历史演变 |
一、民国时期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 |
二、建国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 |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 |
第二节 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现状研究 |
一、2015年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数据来源及统计方法 |
二、2015年中国大学应届本科生毕业率与学士学位授予率 |
三、2015年中国大学不同学科本科毕业率与学士学位授予率 |
第三节 对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历史与现状的反思 |
一、尚未建立完善的大学本科毕业率统计制度 |
二、从发展来看,大学本科毕业率的演变呈现历史延续性 |
三、从现状来看,大学本科毕业率高且院校之间呈弱差异性 |
第五章 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形成机制探析 |
第一节 政府在大学本科毕业率形成中的作用机制 |
一、行政管理体制与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 |
二、教育政策与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 |
三、政府评估与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 |
第二节 社会在大学本科毕业率形成中的作用机制 |
一、就业市场与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 |
二、传统文化与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 |
三、民众心理与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 |
第三节 学生在大学本科毕业率形成中的作用机制 |
一、学生的课程学习与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 |
二、学生的课程考核与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 |
三、学生的就业与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 |
第四节 大学在大学本科毕业率形成中的作用机制 |
一、学分制学籍管理制度的形成 |
二、学分制学籍管理的“严格性”与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 |
三、学分制学籍管理的“灵活性”与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形成 |
四、对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制度“严格性”与“灵活性”的反思 |
第六章 对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反思与展望 |
第一节 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本质探析 |
一、大学本科毕业率与高等教育质量呈现“一元与多元”的关系 |
二、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的本质——人才培养质量难以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
第二节 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现象剖析与趋势研判 |
一、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的特征 |
二、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形成的复杂原因 |
三、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发展的趋势研判 |
第三节 基于当前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现实问题的思考 |
一、回归大学本科毕业率的本质 |
二、妥善处理大学组织本质与现实外部社会多元需求的关系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10)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马克思能力思想视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迫切需要科学理论引领 |
1.1.2 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 |
1.1.3 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 |
1.1.4 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是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首要之举 |
1.1.5 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是“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客观需要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外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研究现状 |
1.2.2 国内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人的“能力”的概念 |
1.3.2 “研究型大学”的概念 |
1.3.3 “大学教师能力”的概念 |
1.3.4 “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概念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1.5.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5.2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马克思能力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继承与发展 |
2.1 人的能力的基本内涵 |
2.1.1 人的能力是体力和智力的统一 |
2.1.2 人的能力是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统一 |
2.1.3 人的能力是现实能力与潜在能力的统一 |
2.1.4 人的能力发展是“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的统一 |
2.2 需要是人的能力建设的动力源泉 |
2.2.1 需要与能力的关系 |
2.2.2 需要的异化 |
2.2.3 人的需要的社会历史性 |
2.2.4 人的需要的层次性 |
2.3 劳动是人的能力建设的核心路径 |
2.3.1 劳动与能力的关系 |
2.3.2 劳动的形态 |
2.3.3 劳动的异化 |
2.3.4 劳动的解放 |
2.4 制度创新是人的能力建设的组织保障 |
2.4.1 分工与协作制度的创新 |
2.4.2 产权制度创新 |
2.4.3 社会制度创新 |
2.4.4 制度创新与能力建设的关系 |
2.5 人的发展是人的能力建设的价值旨归 |
2.5.1 人的发展的历史是人的能力从低级到高级嬗变的过程 |
2.5.2 人的发展的核心是人的能力的全面、自由发展 |
2.5.3 人的发展的关键是个体能力与类整体能力的共同发展 |
2.6 马克思能力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继承与发展 |
2.6.1 对“需要是人的能力建设的动力源泉”的继承与发展 |
2.6.2 对“劳动是人的能力建设的核心路径”的继承与发展 |
2.6.3 对“制度创新是人的能力建设的组织保障”的继承与发展 |
2.6.4 对“人的发展是人的能力建设的价值旨归”的继承与发展 |
第三章 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
3.1 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取得的成就 |
3.1.1 经济社会发展为大学教师能力建设创造了历史机遇 |
3.1.2 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为大学教师能力建设夯实了组织基础 |
3.1.3 教师人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大学教师能力建设提供了发展支撑 |
3.2 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
3.2.1 开放协作的能力成长格局尚未形成 |
3.2.2 全面协调的能力培育机制尚未形成 |
3.2.3 自主创新的能力促进制度尚未形成 |
3.2.4 和谐共生的能力发挥机制尚未形成 |
3.3 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3.3.1 教师能力建设的宏观环境不完善,阻碍大学办学自主权落实 |
3.3.2 教师能力建设的目标错位,影响教师能力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 |
3.3.3 教师能力建设的原则迷失,缺乏科学合理的导向性、独特性和动态性 |
3.3.4 教师能力建设的路径单调,未能充分、有效激发教师的创新潜能 |
第四章 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战略理路 |
4.1 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目标 |
4.1.1 促进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的自由发展 |
4.1.2 促进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的全面发展 |
4.1.3 促进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的创新发展 |
4.1.4 促进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的和谐发展 |
4.2 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原则 |
4.2.1 坚持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
4.2.2 坚持方向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
4.2.3 坚持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 |
4.3 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的设计思路 |
4.3.1 坚持“供给侧”与“需求侧”发展目标的高度融合 |
4.3.2 坚持“供给侧”有效供给与“需求侧”合理需求的辩证统一 |
第五章 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结构要素建构 |
5.1 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结构要素的生成 |
5.1.1 马克思能力理论是教师能力结构要素生成的理论先导 |
5.1.2 国内外学者的实践探索是教师能力结构生成的重要参考 |
5.2 研究型大学教师道德素养 |
5.2.1 理想信念 |
5.2.2 道德情操 |
5.2.3 核心价值观 |
5.2.4 学术道德 |
5.2.5 社会担当 |
5.3 研究型大学教师学识素养 |
5.3.1 本体性知识 |
5.3.2 条件性知识 |
5.3.3 实践性知识 |
5.3.4 人文知识 |
5.4 研究型大学教师创新素养 |
5.4.1 学术自由意识 |
5.4.2 创新思维能力 |
5.4.3 协同创新能力 |
5.4.4 国际化视野 |
5.4.5 终身学习能力 |
5.4.6 信息整合能力 |
5.5 研究型大学教师心智潜能 |
5.5.1 学术民主意识 |
5.5.2 耐挫抗压能力 |
5.5.3 沟通协调能力 |
5.5.4 健康生活方式 |
第六章 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的自主发展 |
6.1 研究型大学教师自主发展概述 |
6.1.1 研究型大学教师自主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
6.1.2 研究型大学教师自主发展的重要意义 |
6.1.3 研究型大学教师自主发展的基本特征 |
6.1.4 研究型大学教师自主发展的主要内容 |
6.2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生涯的自主规划 |
6.2.1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的概念与内涵 |
6.2.2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的意义 |
6.2.3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生涯规划的步骤 |
6.2.4 不同职业生涯阶段的教师职业生涯自主发展 |
6.3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的自主培育 |
6.3.1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的概念与内涵 |
6.3.2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认同存在的危机 |
6.3.3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认同的主体构建对策 |
6.4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压力的自主调适 |
6.4.1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压力的概念与内涵 |
6.4.2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压力的现状分析 |
6.4.3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压力的危害 |
6.4.4 研究型大学教师职业压力的自我调适策略 |
6.5 研究型大学教师自我效能感的自主发挥 |
6.5.1 研究型大学教师自我效能感的内涵 |
6.5.2 研究型大学教师自我效能感的主要特征 |
6.5.3 研究型大学教师自我效能感自主发挥的意义 |
6.5.4 研究型大学教师自我效能感的促进对策 |
6.6 研究型大学教师核心竞争力的自主提升 |
6.6.1 研究型大学教师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
6.6.2 研究型大学教师核心竞争力的典型特质 |
6.6.3 研究型大学教师核心竞争力自主提升的路径选择 |
第七章 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支持系统 |
7.1 教师能力建设支持系统概述 |
7.1.1 马克思能力思想与教师能力建设支持系统的关系 |
7.1.2 教师能力建设支持系统的基本内容 |
7.2 社会支持系统 |
7.2.1 社会支持系统构建的意义 |
7.2.2 政府调控支持系统 |
7.2.3 市场调节支持系统 |
7.2.4 社会组织及其他支持系统 |
7.3 学校支持系统 |
7.3.1 学校支持系统建设的意义 |
7.3.2 “大师”引培支持系统 |
7.3.3 学科文化支持系统 |
7.3.4 组织环境支持系统 |
7.4 权利保障系统 |
7.4.1 权利保障系统构建的意义 |
7.4.2 资源禀赋保障系统 |
7.4.3 公平激励保障系统 |
7.4.4 民主监督保障系统 |
7.4.5 继续教育保障系统 |
7.4.6 法制保障系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发达国家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武智. 扬州大学, 2021(02)
-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3]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D]. 陈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我国军队院校内部治理结构研究[D]. 刘硕. 吉林大学, 2019(02)
- [5]“互联网+”背景下基础教育管办评的协同治理研究[D]. 刘广超.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6]我国教育管理信息化资源融合的困境与对策研究[D]. 贾庆楠. 北京化工大学, 2019(06)
- [7]政府间义务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及优化研究[D]. 蒋祖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D].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9]中国大学本科毕业率问题研究 ——基于质量的视角[D]. 滕曼曼. 厦门大学, 2018(06)
- [10]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能力建设研究 ——基于马克思能力思想视域[D]. 吴永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