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约克纳帕塌法”系列小说不仅追溯了美国南方的变迁史,而且深刻地探索了当今西方世界的历史变革和处在这种变革中的西方人的精神危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展露峥嵘,也正是从那时起,威廉·福克纳小说因其史诗般再现了美国南方历史传奇和南方淑女神话,吸引了众多女权主义批评家,成为他/她们争相研究的对象。在福克纳在其作品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人物,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却似乎都是反面形象:冷酷的母亲、堕落的女儿、心若毒蝎的恶妇、变态的老处女,还有那散发着浓烈恋尸癖的爱米莉。同时,福克纳笔下的男性对女性也每每口出不敬之辞,逞诋毁诽谤之能事。这些不免令广大读者(尤其是女权主义批评家)如坐针毡:究竟这些人物和言辞在何种程度上再现了福克纳本人的观点?无怪乎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学者迈克斯尔·基兹玛就毫不犹豫地将福克纳贴上了厌女主义者的标签。这种论调在六十年代一度甚嚣尘上,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莱斯利·费德勒。转机出现在六十年代末期,当时一批女性学者指出福克纳不仅不是厌女主义者,事实上,他通过塑造一系列各具特的女性人物表达了对女性的同情和敬意。到了七、八十年代,福克纳日渐成为女权主义研究的热点,所涉及的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克莱斯·布鲁克斯关于福克纳是亲女权主义者的论调很有代表性。然而,在女权主义视域下,福克纳究竟是厌女主义者,还是同情女性者,甚至亲女权主义者,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纷争,尚未达成统一结论。这一现象在世界文学批评史上实属罕见:运用同一流派的文学批评理论,解读同一个研究对象,为什么能得出如此针锋相对的结论?实际上,福克纳塑造的女性形形色色,性格复杂多变,她们是南方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范式,表现出一种超越文本的集体性经验,因此,如果仅仅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去解读福克纳文本世界中的女性形象或者他本人的社会性别观,则会受到重重制约。本文拟从历史与文化批评的角度出发,运用福柯的权利与话语理论、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批评方法,通过重点分析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在这部杰作中,福克纳比较集中地描写了南方淑女神话对女性的压抑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中的南方女性形象,旨在揭示所谓南方淑女神话,只不过是服务于南方的活道具,是南方同北方进行政治斗争的产物,而南方的男权社会则借此“良机”,运用传统、宗教、道德、舆论等手段,压抑南方女性的声音,抹杀女性的主体身份,从而达到巩固男性主导社会性别秩序的目的。福克纳通过对塑造的叛逆者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他本人对南方淑女神话的强烈否定,以及对南方新女性挑战传统,并进而构建女性主体身份所抱有的既同情又困惑、既理解又矛盾、既支持又保留的复杂心态。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出他热切关注南方的历史与传统,勇于进行道德上的反思与艺术上的探索。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张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作家威廉·福克纳,进而主要讲述女权主义批评家对福克纳南方女性观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后文所采用的视角及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说明。第二章通过运用两个具有影响力的现代文学术语,神话和福柯的权利关系,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解构南方神话以及南方淑女神话构建出历史和文化框架。后面章节中对在南方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产生的,与南方历史与文化进行互动的母亲形象和女儿形象的分析就是以此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为基础的。第三章主要研究了福克纳对南方母性和母亲的观点。通过对《喧哗与骚动》中的母亲形象凯瑟琳·康普生太太进行详细的分析,作者认为福克纳笔下的母亲们由于深受南方淑女神话与清教思想的双重毒害,几乎丧失了所有女性的感情和哺育子女的母性;她们的冷漠与失职不仅深深地伤害了孩子们的心灵,而且直接导致了家庭的解体。第四章主要讨论了在旧南方过渡到新南方的过程中,南方新女性的遭遇以及福克纳对南方新女性的态度。通过对《喧哗与骚动》中的叛逆者凯蒂·康普生进行分析,文章揭示了福克纳所塑造的南方新女性充满了觉醒和新生以及福克纳对南方新女性挑战传统,进而构建女性主体身份所抱有的既同情又困惑、既理解又矛盾、既支持又保留的复杂心态。第五章结语部分在南方特定的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下揭示了了福克纳文本中南方女性形象与南方神话、南方淑女神话的关系,总结了福克纳作为小说家如何从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中汲取力量,积极参与南方的历史进程,参与对二十世纪初叶南方现实的构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