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和历史性之间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反思

论文摘要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质、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等问题的理解上,我国哲学界经历了从物质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变。近年来似乎进入到第四个阶段,从2001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质的理解却存在很大分歧。笔者认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在何种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这种新世界观和“历史观”是如何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和中介是什么。为了把我自己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解和以往的观点做出严格的区分,我在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一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而以往的观点或在一般意义上言说时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一方面反对将自身同过去进行目的论的关联,另一方面也反对将自身仅仅看成面向未来的一个目的论的环节,反对任何宏大的目的论结构,而“时代”概念却是建立在这种目的论结构基础上的,所以,建立在传统的历史哲学和理性历史观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在“当代社会”就面临着全所未有的挑战:如果历史性意识是当代的真理,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将失去它在当代存在的合法性?如果历史性意识将成为一种永恒有效的意识,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将彻底成为历史的遗迹?究竟是历史性意识可以彻底击垮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在更高的层面扬弃历史性意识,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获得新生?这些问题都逼迫我们必须在当代重新解读和反思历史唯物主义。要想对这些问题作出有根据的回答,我们认为,有两个参照系是不可缺少的:一是西方历史哲学的传统,二是当代历史性意识。只有将历史唯物主义放到这两个参照系中去比较研究,使他们形成有效的对话和沟通,才有可能学术性、思想性地展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我们的解读才能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解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历史本体论,所以,我们讨论“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历史哲学传统的关系主要是讨论它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关系,而不讨论它与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关系。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观”,更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历史本体论,它以统一性、连续性、发展性的方式力图揭示人类发展的目的性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它以目的性的方式揭示世界之为世界的诞生,揭示自然和人的关系的演变,这种致思取向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范畴,而与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无关。“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以下六个基本前提:(1)历史是一个连续性、统一性的过程;(2)历史具有目的性的结构;(3)历史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4)历史的狡计;(5)历史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6)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神或者其他神秘实体的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在这些前提中,前提(1)和(2)已经在维柯的历史哲学中出现,前提(3)在法国启蒙历史观中特别是在伏尔泰和孔多塞那里得到凸显,前提(4)和(5)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得到强调,前提(6)部分的已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出现了,而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比较突出和醒目地出现,这特别表现在费尔巴哈、施蒂纳和赫斯三人从各自立场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上。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施蒂纳和赫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在扬弃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强调了第六个前提,并且,在实践原则的新地平上重新将这些思想进行整合,从而开创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所以,可以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继承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诸多要素的基础上,在一个新的理论地平上的高度综合的产物。当然,并不是说有了这六个前提就一定能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这六个前提的简单拼凑,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综合;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找到了一个新的原则(即实践的原则)来综合这些前提,使得它本身拥有了许多此前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所没有的内容。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并不像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但是,如果将它分别与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当代历史性意识相比较,那么,它与思辨的历史哲学更为接近而与当代历史性意识更为疏远却是可以肯定的。至少它和思辨的历史哲学一样都是以一种理性的线性历史观为前提的。但是,理性的线性历史观并不是天然就有的,它实际上在西方是一个很晚近的产物。了解了理性的线性历史观在西方出现的历史过程,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古希腊人的历史观对于我们今人来说可能是最为陌生的,因为它和我们习以为常的理性的线性历史观几乎没有任何相同点。罗马人的历史观确实表现出与希腊人的历史观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罗马人开始有了清晰的时间观念,他们有了相对明确的纪年和年代划分,并且在有的著作中把历史叙述明确到具体的年份,这就使得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具有确定性,在老加图的著作中,甚至已有了编年形式的雏形;二、罗马人开始有了历史连续性的观念,尽管他们还没有找到将不同阶段的历史统一起来的精神性原则,但是,他们确实在不同历史事件之间力图找到它们的内在关联(虽然这种连续可能仅仅是偶然和主观的,不具有必然性和精神性),换言之,他们虽然还没有历史统一性观念但已有了历史连续性观念;三、与希腊历史著作的写实追求不同,罗马的历史学家们具有更强烈的实用主义和民族性格,他们反思历史都是为了从历史中总结道德和政治教训,以有利于罗马更好的发展自己;四、希腊人只关注当代的事件,而罗马人却对遥远的古代充满兴趣,他们的历史往往从古代说起,一直说到当下,因而有一种通史的意味,这就使得罗马人对历史的考察具有更强的宏观视野,从这种宏观视野中萌生了还比较弱化的规律思想。在这四个特征中,我们比较关注第一和第二个特征,因为它和历史的统一性思想已经比较接近,为历史统一性的思想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尽管如此,罗马人的历史观和近代以来的理性的线性历史观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异质性,我们还无法把它看成是近代理性的线性历史观的直接来源。在基督教的历史观中不仅出现了明确的历史统一性原则,出现了明确的历史分阶段演变的观念,出现了明确的划分历史阶段的客观标准,还出现了明确的历史发展论的观念,总之,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观中近代理性的线性历史观的四个基本要素已经具备,所以我们认为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观为近代理性的线性历史观奠定了基础,二者具有明显的同向性。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二者毕竟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上:(1)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以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作为起点、保证和标准,这就离不开神迹、神话和寓言等表象的作用,而理性的线性历史观却不需要人格化的上帝作为起点、保证和标准,它直接诉诸于人类理性自身,因而,也不需要神迹、神话和寓言作为自己叙事的载体,而诉诸于理性的概念和范畴;(2)基督教的历史观在对历史进行阶段的划分过程中,它的标准是宗教性的,因而每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也是由宗教性和精神性属性所描画的,而理性的线性历史观划分阶段的标准不是宗教性,而是世俗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所以,每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也是由这种世俗性的内容来界定的。所以,理性和世俗性是近代理性的线性历史观相对于基督教历史观的基本特征。而完成由人格神向理性、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折的恰恰是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创始人维柯。但是,维柯的历史观毕竟是启蒙运动之前的产物,他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还是隐晦的,躲躲藏藏的,上帝造世说和神意说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我们只有深入到他的理论内部,才有可能解读出他的历史观中的理性特征。可以这样说,维柯历史观的理性特征是被宗教神秘主义掩盖了的。正因如此,他的历史观还保有了浓厚的循环论色彩,这种循环论将他的发展和进化论观念窒息住了,以至于他的发展和进化论并没有给后人留下鲜明的印象。而将发展和进化论贯彻比较彻底的恰恰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以伏尔泰和孔多塞为代表的法国的历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在历史进化论的阐释方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们所做的更多的是对历史进行经验的描述,而不是哲学的逻辑反思。如何将历史进化论思想和历史哲学范式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成为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历史哲学家们所面临的新的课题。黑格尔是解决这一课题最彻底的人,因而也就成为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也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最为直接和重要的来源。黑格尔哲学确实实现了近代理性的线性历史观的逻辑化和体系化,是唯心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顶峰。它实现了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合流,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贯彻到底,并且在唯心的意义上发挥到极致,它提出了历史的经纬线交织和理性的狡计的思想,提出了“理性的观念”、“人类的热情”、“世界历史民族”、“世界历史个人”和“国家中的道德自由”等概念,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神学的和唯心的体系,如果不对它进行彻底的颠倒,不打碎它的神秘外壳,就无法真正回到现实具体的人,也无法真正把人从神学和抽象的理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无法使人的感性获得一种能动的超越性格。所以,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马克思当年对黑格尔之后的德国思想界的最新进展没有了解,而仅仅停留于黑格尔的思想,他即使再聪明,可能也是无法独立地发展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的。在我们看来,在黑格尔之后,对黑格尔这种逻辑化、神学化的理性的历史观进行有效批评且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三个人:费尔巴哈、施蒂纳和赫斯,他们分别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展开了人本学、个人主义和经济学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逐渐为马克思拓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平。我们仅仅了解了这些外在的思想渊源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马克思是如何扬弃这些思想的过程有深入的了解,只有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才说才不是一个僵死的教条,而是一个鲜活的处在不断自我生成中的系统。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过程以及马克思在其中所走的弯路,我们可以加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本文在第二章中详细分析了马克思本人如何走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窠臼,从而逐步形成“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艰难的探索历程。通过对这个艰难历程的揭示,我们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构。在笔者看来,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思维方式,从初始本原去推论现存事物的还原论思维方式,从两极观点追求单一本性的绝对论思维方式,这种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对人和世界都理解都发生了转变。身体成成马克思理解人和世界的重要视角,在这种新视角下,历史性和时间性维度得到了凸显,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时间性”这一概念,但是,他却有自己的时间性思想。马克思的时间性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现实具体的人所面临的时间是有终性的;(2)现实具体的人的时间是在一定的生命事件中展开的,时间是这一生命事件的到时;(3)这一到时展现为一种有所筹划的操持着的操劳活动的当下发生;(4)这种操持着的操劳活动具体表现为对象化的活动,因而包含了对象化活动的诸要素;(5)由于诸要素的不同组合产生了异化劳动和自由的劳动的区别,从而产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时间性基础。尽管如此,马克思的历史性和时间性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历史性和时间性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同。根本的不同在于马克思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思想建基于感性的能动的实践活动,实践的中介性和辩证性导致马克思可以实现由历史性向历史的跳跃;而海德格尔的时间性和历史性思想却建基于一种情绪性的生存领悟,这种情绪性的生存领悟缺少中介性和辩证性,从而无法实现由历史性向历史的跳跃,只能停留于抽象的历史性原则之中。正是这一点遭到了当代哲学的严重误读,当代哲学站在历史性意识的基点上,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新的解读,在这些解读中有两种最为典型:一种解读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一种宏观历史,而宏观的历史已经终结,因而这种学说应该被抛弃;一种解读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既包含宏观的历史又包含历史性维度,但是二者之间却并没有恰当的中介以使它们获得有机的联系,从而使得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裂缝,这种裂缝的存在不利于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历史性意识横行的时代发挥它的作用,因而应该找到一个恰当的中介,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前者的代表是后现代主义,后者的代表是哈贝马斯。后现代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对个体的超越,特别是提出了超越个体的宏观的社会概念和宏观的历史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宏观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僭越。后现代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理由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由历史性向历史的跳跃,而在他们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在历史性和历史这两者之间持有一种严格地非此即彼的对立的观念。后现代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三个理由是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将个体看成了实现社会整体发展目的的工具,将历史性看成了实现历史发展的手段,而在他们看来,个体和历史性本身应该是最高的价值,本身就应该成为目的,而不是从属于别的价值,依附于别的目的。这三个理由要么不符合生活的常识,要么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要么是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它并没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更没有真正抓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困难,是一种比较外在的批判,这种外在的批判不仅不能够击碎“历史”唯物主义,反而恰恰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性和合理性。哈贝马斯的“重建”主要从下述四个方面展开:(1)提出了“社会劳动”与“相互作用”或“交往行为”两个范畴的区分;(2)区分了作为目的理性行为的“生产活动”的合理化过程和作为“交往行为”的“道德—实践活动”的合理化过程;(3)提出社会一体化的观点,并以此解释社会变革的内在机制;(4)提出用道德实践意识的不同水平作为区分历史阶段的新的标准。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改进”和“重建”,哈贝马斯在历史性和历史之间找到了自己设定的中介,这就是语言的对话和在此基础上人们相互之间在规范意义上的相互学习和相互承认,通过这一中间环节形成一系列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从而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熟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与其说哈贝马斯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还不如说是在颠倒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实际上最终把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是这种变革的结果。尽管哈贝马斯确实提出了一些马克思本人没有关注或者是没有阐发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顺应了新时代的一些特点,在这方面哈贝马斯有它独特的理论价值,但是,毕竟他的所谓重建违背了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所以,我们可以说哈贝马斯是一个有创建性的思想家,但是我们却很难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更彻底,更具有说服力,而且马克思的这种理论更具有历史的眼光。相反,哈贝马斯找到的沟通历史性和历史之间的中介本身却是非历史的,从而容易走向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走向历史主义的反面。笔者认为,哈贝马斯在摆脱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方面还不如马克思走地更远。总之,站在当代历史性意识的大背景下,需要反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两极化解读,因为无论是仅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的维度的科学主义解读模式,还是仅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维度的人文解读模式,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我们只有深入这个“之间”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和当代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仍是一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不可替代的理论。

论文目录

•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读
• 一、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
• 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
• 三、在“当代”重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性
• 四、“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历史哲学传统
• 五、“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历史性意识
• 第1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渊源
• 1.1 理性的线性历史观的出现
• 1.1.1 中世纪的历史统一性原则
• 1.1.2 历史统一性的理性化转折：从维柯说起
• 1.1.3 历史进化论的兴起：以伏尔泰和孔多塞为例
• 1.2 理性历史观的逻辑化的完成：黑格尔哲学
• 1.2.1 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合流
• 1.2.2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 1.2.3 历史的经纬线交织和理性的狡计
• 1.3 对理性历史观的逻辑化的三种批判
• 1.3.1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批判
• 1.3.2 施蒂纳的个人主义批判
• 1.3.3 赫斯的经济学—哲学批判
• 第2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过程
• 2.1 从抽象幻化的人转向现实具体的人
• 2.1.1 《博士论文》“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原则的确立
• 2.1.2 《莱茵报》时期对“现实物质利益”的关注
• 2.1.3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和之后的人的观念的变化
• 2.2 对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清算
• 2.2.1 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
• 2.2.2 唯心主义的“抽象性”
• 2.2.3 作为“能动”的“感性活动”的“实践”概念的提出
• 2.3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诞生和完善
• 2.3.1 “历史”唯物主义的首次提出：《德意志意识形态》
• 2.3.2 “历史”唯物主义的首次应用：《哲学的贫困》
• 序言》'>2.3.3 “历史”唯物主义的完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 第3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构
• 3.1 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
• 3.1.1 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
• 3.1.2 “存在”先于“本质”
• 3.1.3 “生存”的历史性特征
• 3.2 历史性的始源视域
• 3.2.1 何为实践活动中自然之对象性？
• 3.2.2 何为实践活动中人之主体性？
• 3.2.3 作为始源视域的时间性
• 3.3 时间性、历史性和历史
• 3.3.1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时间性思想
• 3.3.2 时间性为历史性奠基
• 3.3.3 从历史性向历史的跳跃
• 第4章 重建还是抛弃：来自当代“历史性”意识的反思
• 4.1 当代“历史性”意识的基本特征
• 4.1.1 历史统一性的解体
• 4.1.2 历史连续性的断裂
• 4.1.3 历史进化论的终结
• 4.2 抛弃：后现代主义“历史性”意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 4.2.1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 4.2.2 对这种批判的批判
• 4.2.3 “历史”唯物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的逻辑涵容
• 4.3 重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 4.3.1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张
• 4.3.2 对这种“重建”的批判性反省
• 4.3.3 “历史”唯物主义对哈贝马斯的逻辑涵容
• 结语
• 一、反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两极化解读
• 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可能意义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