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中原佛教概要（论文文献综述）
高婷[1]（2021）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第9窟图像艺术研究》文中提出柏孜克里克石窟作为高昌回鹘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内容丰富,保存较为完整。柏孜克里克石窟第9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1窟）,排列在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北面（面对木头沟）,属于回字形中心柱窟,中心柱四壁皆有塑像,尊像毁坏,残留底座。中心柱正壁,残留火焰纹的尊像身光,身光的两侧是12尊胁侍菩萨像。台座正壁绘制鹿野苑初转法轮,台座右面绘制引导比丘和世俗供养人像,左边绘供养比丘像。右甬道的外壁均绘千佛,内壁尊像残损,但尊像的背光还保存尚好,两侧绘制千佛图像。台座的正壁最下方有残留一跪姿人物的腿。左甬道外侧壁绘制千佛,内侧壁尊像残留火焰纹身光,身光的两侧是千佛图像。左甬道台座正壁,绘制须弥山图像,台座的右面绘制图像为两身供养人,左边所绘图像为两身比丘像。后室内侧壁中间与外侧壁相对的佛龛里塑有尊像,塑像虽已经毁坏,但残留形似坐佛,有条纹状的身光,尊像上方绘制菩提树,尊像的两侧绘菩萨群像。后室外侧壁两端开龛,龛中塑像,两龛之间为菩萨群像。全窟劵顶绘制宝相花纹,虽残损严重,但从残留图像来看,花型饱满、色彩艳丽,极为精美。本文以柏孜克里克第9窟的壁画内容、洞窟形制以及所体现的思想内涵进行分析。内容包括:第一章,对高昌佛教艺术流变进行梳理,柏孜克里克石窟概况进行概述,包括高昌佛教发展的历史沿革和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存在的地理环境、现存状况。第二章,对柏孜克里克第9窟的洞窟形制、现存状况以及壁画内容进行叙述介绍,主要围绕三大主题进行顺序叙述,从正壁及左右甬道、后室、劵顶的图像绘制和现存状况,对洞窟壁画图像进行叙述及艺术分析。第三章,对柏孜克里克第9窟的壁画进行艺术分析,对单个题材进行论述与整窟的联系并展开讨论研究。正壁壁画题材分析,主要对鹿野苑初转法轮的讨论;左右甬道内外壁千佛图像的探讨;正壁主尊两侧以及后室内外壁的菩萨造像、券顶的宝相花纹;台座两侧的供养人。第四章,对第9窟图像配置的造像思想进行讨论研究,包括正壁、左右两壁以及后室,分别从台座的鹿野苑初转法轮解读释迦牟尼鹿野苑说法;侧壁千佛图像题材及中心柱尊像的共建,所形成“十方三世佛”主题;左甬道的须弥山图像;后甬道现存的壁画内容和两端开龛,塑中尊的造像结构样式;分析后甬道“一佛二菩萨”的造像结构属于“华严思想”,单个造像思想与整体结构的联系与区别。从整窟的壁画内容和造像思想来看,第9窟壁画内容丰富,围绕两大系统,三大主题进行造像,主尊像两侧的菩萨为胁侍菩萨,后室尊像旁的菩萨群像为闻法菩萨,两端龛内尊像旁的菩萨为胁侍菩萨,均为闻法状。柏孜克里克石窟第9窟保留了印度佛教的经典故事题材,同时在壁画图像上融入了中原文化符号,体现了多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极大呈现回鹘文化的包容性。
赵梅兰[2]（2021）在《元朝宗教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元朝（1271——1368）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以来400多年的割据局面,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带来多种民族的交融、多样文化的交流和多元宗教的交往。元朝历史上有蒙古族原生型宗教——萨满教、被推崇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汉传佛教各流派、早已传入蒙古高原的基督教（当时称为也里可温教）和随着西征广泛传入的伊斯兰教等传播到全国各地。多元宗教的交往和多样文化的交流、蒙古族传统信仰与外来宗教的碰撞、宗教与政权的互动关系等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了元朝民族、宗教、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多元宗教共存的现实也为宗教治理提供了发挥空间。宗教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宗教管理”,宗教管理是由唯一的管理主体国家政权对管理客体宗教组织及其事务进行硬性控制和约束的行为;而宗教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国家政权、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都可以作为治理的主体,实现对治理客体宗教事务的调整和优化过程。阿姆斯特丹大学着名学者法伊特·巴德提出宗教治理包含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所谓“内部治理”指的是宗教组织进行内部的自治;“外部治理”,指的是国家政权对宗教进行管理。宗教治理必须注重社会、政治、经济、国家、民族、文化、宗教以及法律法规等各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从元朝历史发展的纵向时间和复杂多变的国家、政治、民族、宗教之间互动及宗教内部的横向关系等多元视角入手,追溯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政策传承、实践基础,系统梳理了元朝宗教治理形成与体系化历程。本论文由六个部分组成:明确核心概念是论文写作的前提。绪论部分由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创新点等内容组成。研究综述包含了与元代宗教治理相关的治理理论、政教关系、宗教政策、宗教理念、宗教制度以及对有关历史文献等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研究对象中主要阐释宗教治理的多元主体和内涵,并从元朝时期多元宗教关系的格局出发,追溯其施行宗教治理的多层路径。首先需要交代的是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政策传承。建立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相互认同、协同发展,带来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在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性,又带来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化,从而提出实施系统化的宗教治理体系的时代需求。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统治者与其原生型宗教萨满教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萨满教的通天巫传达“此天地相商,令铁木真为国主之意”,助铁木真登上了汗位。萨满教“汗权天授”的天命论思想把汗权神格化,为成吉思汗建立汗国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成吉思汗登基后,对萨满教古老的“别乞制度”进行改革,由大汗册封“别乞”官,将萨满教的“神权”调整为“汗授”。大蒙古国政权和萨满教的神权之间发生了矛盾,当通天巫阔阔出·帖卜·腾格里侵犯黄金家族的利益,触犯大汗权威时成吉思汗果断处决了他,维护了汗权及黄金家族不可侵犯的至高地位。作为原生型宗教的萨满教,其思想已经不能适合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治理,其教义和理论更无法应对其他宗教,尤其是佛教深奥的理论。这便是元朝统治者接受藏传佛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历史原因之一。有着信仰多神教传统的蒙古人,用包容的态度接纳了广大疆域内各民族及其宗教信仰。成吉思汗秉持“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宗教理念,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免除宗教人士的一切赋税差役,并把它写入《大扎撒》（又名《成吉思汗法典》）,制定相关法规。而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坚定不移地继承了其“宗教平等、信仰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和政策,为元朝宗教治理奠定了思想基础。大蒙古国时期妥善处理政权与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为元朝的宗教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询问养生之道与治国之理的历史事件开启了蒙古族统治者与除萨满教以外其他宗教领袖之间的互动关系;窝阔台汗之子阔端与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盟为元朝政权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紧密关系打下基础。阔端对萨迦·班智达提出的“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的提议,为制定元朝宗教治理制度和政策,尤其为忽必烈汗实施“政教并行”制度奠定了基础;贵由汗回复西方天主教教皇的信,维护了大蒙古国政权的威严和地位;蒙哥汗组织佛道大辩论,发挥宗教组织本身的主体功能,实现了宗教之间协调与治理。宗教治理的制度和措施是元朝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忽必烈汗时代开创的帝师制度既是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也是发挥佛教领袖主体功能的非常有效的宗教治理方式。帝师,既是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宗教领袖,又是西藏地区军政事务的最高领导者。使帝师集宗教神权和世俗政权于一身,成为在西藏地区实施“政教合一”制度的标志。同时元朝统治者认识到宗教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把宗教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央政权机构中专设了宗教管理机构——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集贤院管理全国道教事务;崇福司管理全国基督教事务;哈的司管理全国伊斯兰教事务。设立多个宗教管理机构是治理多元宗教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元代多元宗教繁荣发展的政治保障。《十善福经白史》（简称《白史》）是元朝宗教治理体系化的历史文献依据。本章依托蒙古文历史文献《白史》进行阐述。学界认为《白史》是忽必烈汗实施“政教并行”制度的纲领性文献。本文从对《白史》的版本、核心内容及成书年代之争入手,与八思巴的《章所知论》及其他着作的内容做比较,并根据《蒙古源流》中的记载,论证《白史》撰写始于忽必烈汗时代。《白史》中把“印、藏、蒙同源”论的神学政治理论作为“政教并行”制度的思想来源,并阐述其理论结构和基本概念;明确提出,“经教之律牢不可解,皇权之法坚不可摧”是实施“政教并行”制度的目的;教权系统和政权系统设立了各自完整的管理机构;可汗、宗教人士、世俗平民都有着鲜明的等级和职责;最后明确制定了赏罚法规。可见,《白史》是把元朝宗教治理体系化的重要支撑。论文结语部分总结并论述了元朝宗教治理的国家政权治理和宗教组织治理的多层路径及其通过宗教治理巩固国家统一、通过宗教往来促进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并指出了过度推崇佛教带来的历史教训。元朝宗教治理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深刻的理论渊源、独特的实践基础,而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与措施,并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其宗教治理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锋[3]（2020）在《天水地区北周佛教石窟造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天水地区北周佛教石窟造像主要分布于麦积山石窟与水帘洞石窟群,与敦煌莫高窟、宁夏须弥山等同为北周时期佛教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麦积山石窟主要营建于魏晋南北朝,北周留有较多实物遗存,据考证水帘洞石窟群主要开凿于北周时期。本文从天水地区北周佛教石窟的历史背景入手,分析其艺术流变,探究造像成因,聚焦北周麦积山石窟佛教造像对于水帘洞石窟群佛教造像的承接关系上。通过对比中深入探求天水地区石窟造像与水帘洞石窟造像之间的相关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探究天水地区北周石窟如何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对造像型制有何种影响。从而对天水地区北周佛教石窟造像的风格进行比较探析,厘清与邻近区域佛教石窟造像风格的异同。进而深入挖掘天水地区,一脉相传的佛教石窟营建工匠承袭线索。
孙竹梅[4]（2020）在《古代香事类词汇研究》文中指出古代香事类词汇是古代汉语词汇的一部分,本文运用共时和历时、描写与解释、文献资料和实物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古代香事类词汇。第一章通过对古代文献典籍中的香事类词汇进行整理和分类,重点研究了香事类香名词汇、香事类香具词汇、香事类动作词汇、香事类其他词汇四类词汇。对每一类词汇中的重要词语进行词义描写和分析。第二章研究香事类词汇的形成和发展变化。香事类词汇的产生方式主要有吸收全民共同语成分、创造新词、外来词三种。吸收全民共同语成分有全盘借用、改造借用、比喻借用和转移借用。香事的产生和发展导致新词汇的出现。探讨香事类词汇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和消亡四种情况。外来词在香事类词汇中的演变中有着重要作用,对香事类词汇中的外来词进行了考释和论证,分析外来词的特点。第三章从词素的角度探讨了香事类词汇的构词方式,主要有单纯词和合成词。香事类词汇的单纯词有叠音词和联绵词。合成词是香事类词汇的主要构词方式,主要研究了联合式、主谓式、动宾式、偏正式四种构词方法,其中偏正式构词居多。第四章研究香事类词汇同实异名和同名异实的现象,分析这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香事类词汇中存在大量异名同实的词汇,这类词汇产生的命名理据有颜色因素、形貌因素、性状因素、产地因素、修饰因素、修辞因素、时空因素、雅俗因素、社会因素;香事类词汇中存在同名异实的词汇,这类词汇产生的命名理据有颜色因素、形貌因素、形状因素、质地因素、美化因素、类属因素。
潘婷[5]（2020）在《中国境内中心柱窟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心柱窟是佛教礼拜窟的一种重要类型,集中分布在西域至中原北方广大区域内,时代跨度近十个世纪,过去对中心柱窟已有部分专门研究,但尚缺少系统性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三个部分对中国境内的中心柱窟发展情况做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第一章对中国境内的中心柱窟做了系统的整理,从地域分布上划分为西域和内地,两个区域内又各自做发展阶段的分期。西域区分为四期,4世纪中-5世纪是初创期,克孜尔和森木塞姆石窟中开凿了最早的一批中心柱窟;6-7世纪中是兴盛期,龟兹各窟群中普遍开凿中心柱窟,并进一步扩展到龟兹以东的焉耆和高昌地区;7世纪后-9世纪中是变革期,表现为大乘佛教因素的大量渗入,克孜尔中心柱窟的衰落;9世纪中-13世纪是衰落期,中心柱窟呈现龟兹风、汉风、回鹘风的交融。内地区分三期,5世纪初-6世纪前期,相当于十六国晚期至北魏、西魏,河西地区最先开凿了第一批十六国晚期的中心柱窟,北魏中期云冈、敦煌石窟中心柱窟大兴,从河西至中原,及至辽西、川北各地的石窟群中多有中心柱窟的开凿,中心柱窟形制多样,富于创造性;6世纪中-7世纪初期,相当于北周、北齐至隋,中心柱窟开凿范围和数量明显缩减,形制趋于简化和进一步中国化;7世纪前期-13世纪,相当于唐宋时期,佛殿窟成为汉地主流窟形,中心柱窟仅有零散开凿,集中在敦煌和陕西一带的唐宋洞窟中。第二章关注中心柱窟的形制特征,中心柱窟在印度称作支提窟,以窟内起塔为典型特征,但中国境内的中心柱窟与印度支提窟的显着区别在于窟室内雕凿中心柱而非直接起塔,在西域、河西、中原的流传发展过程中又各自形成不同的样式。克孜尔中心柱窟是西域中心柱窟的典型代表,开创了纵长形券顶窟室与蘑菇型中心柱,中心柱正面开龛像,其余壁面均绘壁画,环绕中心柱的三面低矮甬道构成绕行空间。内地中心柱窟则取消了克孜尔的券顶甬道,普遍采用独立的塔柱结构。由河西地区最先孕育出多层方柱式中心柱窟,四面均开龛像,具有模拟多层方塔的特征,但克孜尔中心柱窟券顶甬道的特征仍有残留。中原地区以云冈石窟和巩县石窟为代表,云冈石窟中心柱模拟多层佛塔的形制更突出,并且出现大量仿木构楼阁建筑构件,汉化趋势明显,对北朝中心柱窟影响深远。巩县中心柱窟则将汉地帐形结构与中心柱相结合,形成帐形方柱式的中心柱,并在北周北齐洞窟中发展到高峰,是中心柱窟完全汉化的形态。第三章对中心柱窟的图像配置与信仰主题进行研究。中心柱窟的开凿与佛教僧徒早期的禅观修行密切相关,窟室内的壁画和塑像是信徒禅定观像的主要对象,中心柱作为佛塔的象征,绕柱右旋完成礼忏供养的程序。在西域和内地,由于佛教信仰的差异,中心柱窟内的图像配置也有明显区别。西域佛教直接源于罽宾佛教,小乘禅修实践影响深远,中心柱窟的图像配置凸显小乘说一切有部“唯礼释迦”的主旨,强调涅盘信仰。内地中心柱窟的兴盛则与十六国北朝大乘禅学思潮直接相关,中心柱窟为信徒提供了观像的主要场所,河西地区偏重涅盘与弥勒信仰,窟室壁画围绕三世十方诸千佛展开。中原地区深受法华信仰影响,释迦多宝并坐、交脚弥勒与释迦佛的组合是主要的图像主题。北朝晚期随着早期禅修思潮的消退,西方净土、华严等大乘义学在北方兴盛,对早期苦修枯坐、观像礼忏的修持法门产生了冲击,中心柱窟已经难以迎合更趋世俗大众的信仰需求,唐宋时期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达到高峰,中心柱窟的原始意义也最终消解殆尽而退出历史舞台。中心柱窟作为早期佛教礼拜窟的一种主要窟形,在佛教艺术的原生地印度和犍陀罗地区的发展都有限,却在中国经历了前后将近十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西域和内地中心柱窟表现出形制结构、信仰主旨以及整体发展脉络等方面的差异。总体来说,西域佛教文化更具原生性和独立性,内地佛教文化则从传入之初就朝着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方向发展,中心柱窟的发展就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写照。
武松[6]（2019）在《渤海文化来源研究 ——以考古资料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渤海是七至十世纪东北亚地区的“海东盛国”,创造了辉煌的“海东文化”,其存国229年间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渤海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融合而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是在传承旧文化,吸纳新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渤海文化来源进行考古学研究,能更好地认识渤海国的文化面貌。本文在系统梳理渤海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渤海文化中所体现的文化因素的承继与影响进行研究。本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六章。第一章为绪论,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对象,梳理了渤海考古的重要发现与渤海文化来源研究的学术简史,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前人对渤海文化来源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和进展,但是多散见于一些报告或多就某类遗存进行专题研究,尚未见有以文化因素作为专题的综合性研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说明。第二章为渤海文化中的靺鞨文化传统,渤海文化对本族靺鞨文化继承,又有发展。渤海墓葬中的土坑墓,葬俗中的火葬、使用桦树皮、随葬兽骨、冢上作屋等习俗,以及渤海居住址中的半地穴式房址,遗物中的传统手制重唇深腹罐、斜口器,装饰品中的萨满镂孔牌饰等均体现了靺鞨文化的传统,其中有些文化传统延续至渤海灭亡,体现了靺鞨母体文化基因的强大持续力。第三章为渤海文化中的高句丽文化因素,靺鞨人接受了高句丽的文化影响,主要表现在墓葬形式接受了高句丽积石墓的影响,陶器中的横耳器、多孔器,建筑构件中的纹饰瓦件、无舌筒瓦、曲背檐头筒瓦、四分法构图的瓦当,马具中的出尖长柄马镫等,均表现出高句丽文化的影响。第四章为渤海文化中的唐文化因素。渤海的五京制度、都城形制布局对唐的效仿,建筑构件中的鸱尾、脊头瓦和兽头、复瓣莲纹瓦当等均体现了渤海对唐文化的追随。渤海墓葬中以砖为材,使用斜坡墓道,墓上作塔或寝殿,墓中绘制唐风壁画,使用墓志,墓内随葬狮子像、短柄马镫、鎏金杏叶、三彩器等,均与唐墓一致,是渤海上层高度汉化的表现。悬环带具则可能来自唐朝的赏赐。渤海小型砖室墓的出现,是渤海下层社会接受唐文化影响的表现。渤海的汉化表现出宗主国唐朝文化对藩属国渤海文化的强大引领作用。渤海是唐的羁縻州,唐封渤海王为忽汗州都督,这种等级差异表现在渤海文化上,即渤海上京城的规模与唐朝州城—扬州城规模相当,在用门制度上处于中原用门制度的第二等级。第五章为渤海文化中的草原文化因素,渤海的蹀躞带具、九子棋盘、8字形马镫等,均是草原文化对渤海文化影响的产物。这种影响,应该早至渤海建国前的靺鞨时期。草原文化主要是来自突厥文化的影响,基本不见有契丹文化的影响。第六章为结语,对本文的收获和不足进行了总结。
区佩仪[7]（2019）在《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研究》文中认为佛教早在汉魏时期东传西域,从此开展延绵千年辉煌的西域佛教史。公元十世纪中叶伊斯兰文化进入后西域佛教开始衰落,但近世纪出土的大量考古遗存显示,佛教在高昌地区直至九世纪中叶回鹘从蒙古高原西迁建立高昌回鹘王国时依然盛行不衰,到约十五世纪始被伊斯兰文化完全取代。高昌地区在南北朝以后流行汉传佛教,有学者甚至认为这里基本上是汉传佛教的翻版。然而目前文献资料揭示这种论断未必是高昌回鹘佛教的真实反映,例如糅合佛教大、小乘思想的弥勒信仰在西域的传承和发展与汉地就有着不一样的轨迹。弥勒信仰虽从大乘净土思想发展出来,却是唯一结合原始教义、部派念天生天修持,以致大乘菩萨思想,同时包含着上生兜率净土与下生人间净土的信仰系统,在佛教思想史与传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十六国尤其北凉前后此信仰随着西域僧人传入,在中国西北地区广为传播。中国的弥勒信仰在唐中叶以后已见式微并逐渐被阿弥陀净土信仰取代,但前者在西域尤其北道的发展似仍持续兴盛并延展至回鹘王国时期。大量出土的回鹘佛教遗存如着名说唱文学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和回鹘皇家寺院西大寺等的发现,在在显示回鹘入主高昌前后西域北道仍有不少弥勒信仰流布的痕迹。本文以横跨近五百年的回鹘王国为立足点,通过对前后时代及周围地域的考察,研究弥勒信仰进入西域的源流脉络及此信仰在传入西域后的内涵演变和传承发展,尝试为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重塑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面貌。弥勒信仰最早是由印度西北通过西域地区再传入中国,后在西域北道直至回鹘王国时仍然盛行,可是能依据考证回鹘时期的弥勒信仰形态、传承和发展情况的东西方文献资料却十分有限而且零散。本研究涉及较大的时代、地域跨度,以及大、小乘佛学思想与佛教传播历史等,因此笔者主要运用历史文献考证法,检索利用的文献包括汉文历史文献、汉文经录、高僧传记及游记、佛教经典主要为汉文佛典和沿线出土文物文献等。本文同时运用考古资料比对法,利用与本研究题目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出土实物遗存的考古资料作辅助考证。为了更好厘清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形态与面貌,本文首先溯源此信仰形成、发展与东传西域的传布脉络。从弥勒经典及图像考察,包含上生、下生思想的成熟“弥勒信仰”是经过一段漫长多阶段的过程而逐步演变、发展形成的。种种资料显示,弥勒信仰与以乌仗那为中心的法藏部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它也最有可能是弥勒信仰兴起与传播的关键。至于弥勒信仰东传西域的时限及路线范围,考察显示塔里木北缘、西域北道的龟兹和焉耆与弥勒信仰传播的联系甚为明显,传承为扇宾及法藏部一脉。然而弥勒信仰尤其上生崇拜作为一个独立信仰体系而在西域北道流行的应该始自北凉高昌。麹氏高昌和西州时期明显流行汉地回传的大乘佛教,亦见有多元净土信仰出现,并与属宾-龟兹-北凉一脉的佛教传统杂行。笔者从回鹘文经籍文书、回鹘佛教实物遗存包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等来考察在高昌回鹘时期弥勒信仰的形态内涵及流布情况。综合资料分析,可以相信早期弥勒上生信仰是约于公元三世纪中由罽宾的法藏部及/或其支系,通过罽宾道经疏勒传入龟兹地区;成熟的弥勒信仰于四世纪初至中在龟兹地区开始流布,于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传入中国河西地区再回传高昌。这个传承过程中,西域北道的弥勒信仰由最初纯粹的罽宾-龟兹法藏系的涅盘-禅观-生天传统,逐渐转向为包括上、下生及多元思想的信仰系统。因此,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或可被视为中西合璧、大小乘及多元思想磨合与融和而出现的一种崭新信仰体系。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现存可资查证的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其中涉及的材料有局限性,所得考察和推论也未必能反映事实的全部,只是希望借着本研究能稍为填补有重要和持续影响力的佛教净土系统弥勒信仰和部派法藏部在西域佛教史上的空白,为日后对西域佛教更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李甜[8]（2019）在《文殊山石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殊山石窟是河西地区重要的大型石窟群之一,位于酒泉市西南15公里的嘉峪山中,历史上属酒泉辖区,现归肃南县祁丰区管辖。石窟开凿于文殊山东西长约2.5公里的崖壁上,可分为谷口、前山、营房后、后山四个区域。经实地调查,本文将文殊山石窟洞窟编号152个,主要洞窟形制有中心柱窟、禅窟、僧房窟、佛殿窟等。史料中对文殊山石窟的相关文献记载较少,因此,其绝对年代也难以确定。文中通过对文殊山石窟与敦煌、新疆地区等石窟寺早期洞窟形制、造像题材和壁画内容的对比,将其开创年代定于太和之后的北魏时期。与元泰定三年（1325年）喃嗒失太子所立《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载“观文殊圣寺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即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基本相符。石窟的开凿离不开禅修,文殊山石窟“旧称有三百禅室”,从现有的禅窟遗存,足以说明魏晋以来的禅修思想在文殊山的盛行。作为早期石窟寺院,洞窟组合也是文殊山石窟的一大特点,早期的组合有中心柱窟和佛殿窟,后期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禅窟和僧房窟,这为分期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文殊山石窟自北魏创立后经历代多次重修,许多洞窟的形制、造像及壁画都显示出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尤其是西夏、元时期的重修重绘,使前山第19窟（万佛洞）、29窟（千佛洞）中遗留了许多具有西夏艺术风格的壁画,这对于研究河西西夏佛教艺术和建筑具有重要的价值。文殊山石窟寺院内还留有大量的回鹘文题记和佛教文献,最晚至康熙五十二年,这表明直到清代,文殊山一带还有回鹘文化的遗存,对研究早已消亡的回鹘文化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西夏晚期开始流行藏传佛教,元代更是奉其为国教,文殊山石窟西夏风格的壁画已经有密教的融入,元太子喃嗒失对文殊寺的重修更是凸显了藏传佛教在元代的至高地位,密教中文殊菩萨道场的修葺则是唐宋以来文殊信仰在河西地区盛行的重要体现。文殊山石窟的开凿明显受到新疆和敦煌地区佛教石窟的影响,特别是在洞窟形制、壁画内容以及绘画技法上,既有来自敦煌的因素,又具备新疆石窟艺术中的一些典型特征,后期的重修中又融汇了来自中原地区的佛教文化。文中对文殊山石窟与其他地区石窟寺的关系也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黄泓泰[9]（2017）在《瀛海撷英—日本学者研究云南中古史一百年》文中研究说明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太田保一郎就对南诏制度与唐朝关系展开了研究,迄今已有百年的历史。百年来,日本对云南中古史的研究经历了不同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和学术贡献。可是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均没有对日本研究云南的百年历程做过系统的梳理、总结与研究。本研究课题,着重对百年来,日本对云南中古史的研究作一系统的梳理、归纳、分析与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以期弥补久缺的遗憾,对促进中日学术交流有所裨益。上世纪30年代～50年代期间以前嶋信次、铃木俊等人为首对云南的历史地理作了的实证研究。60年代期间由于受到西方“南诏泰族国家论”的影响,对于云南古代各民族族源体系的研究成为当时日本学界的研究潮流,吸引了松本信广、牧野巽、白鸟芳郎、藤泽义美等重要学人,研究领域涉及云南“滇”、“哀牢”、“焚”、“爨”等古代民族源流、南诏族属、乌白蛮问题、白族起源与形成等问题。此后,藤泽义美、牧野修二等日本学者逐渐由云南古代民族的问题转向南诏、大理国政治制度史以及唐代西南边疆史的研究。70年代由于台湾方面出版发行了有关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艺术史资料,该时期日本学界亦随之出现了一批对南诏大理国美术史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日双方学术交流日趋频繁,林谦一郎、立石谦次等年轻学者到云南访学进一步推进了云南历史的研究,在吸取了国内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同时,基于日本东南亚史研究的发展,“照叶树林文化”论、“驿市国家”论、“曼荼罗国家”论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被运用到云南历史的研究中,形成了不同于国内的论见,对云南中古史研究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提出了独到的新见解,为推进云南历史文化的研究做出了贡献。随着新史学的兴起和后现代主义的作用下,日本学界对于云南历史的研究也逐渐碎片化、多元化,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被大量引入这一领域,经历一百多年的时间和几代日本学人的探索,已经累积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本文围绕日本学术界研究云南中古史的成果,以史学史的研究角度,做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述评。由于日本方面的研究是将云南置于东南亚世界的范畴内讨论,这与战前日本东洋史以周边视角出发构建中国周边历史的研究倾向类似,容易割裂云南中古史与中国历史的整体联系,本文将这些研究成果重新置于云南中古史的讨论范畴内,借此从中国历史整体性理论出发,将云南历史研究与日本东南亚视野下的云南历史研究进行对比研究。本课题的研究重点是:①历史地理学研究;②民族族源问题研究;③云南中古时期的历史过程研究;④南诏大理国政治制度史研究;⑤云南中古史的其他问题。在研究中特别注意三个层次:一是结合当时学术研究的大背景就日本诸学者的研究进行总结分析,尽量体现其研究的学术脉络和研究特色;二是与中国国内相关研究进行对比校正,分析其中的异同,探讨中日学术研究间的相互影响;三是在中日研究比较的基础之上,展现其笔下研究客体——对云南中古史认知的本貌,并就其观点、结论作出笔者自己的学术判断。通过百年来日本对云南中古史研究的学术总结,我们看到中日学术交流日益加深、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必将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将云南中古史研究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云南历史的研究,将在中日学术交流中,在世界学术界的交流中,一定能开拓新领域,发现新问题、创造新成果。
张黎黎[10]（2017）在《渤海宗教信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渤海国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建立。唐武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粟末靺鞨的杰出首领大祚荣率其族众“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建立震国。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唐使崔忻于黄金山阴凿两井并刻石题名“永为记验”,这成为唐朝册封大祚荣的历史信物,也是渤海国与中唐确立臣属关系的见证。从此以后,一个模仿唐朝典章制度建立起来的“海东盛国”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从高王大祚荣建立震国,到后唐明宗天城元年（公元926年）契丹攻灭渤海为止,传国十五世,历时229年。在这二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渤海统治者靺鞨人在继承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行了开放性的文化政策,努力学习唐王朝代表的先进中原文化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吸收。在这一过程中,宗教始终伴其左右,除了本民族固有宗教——萨满教之外,在与唐朝的密切接触中陆续接纳了佛教、儒学与道教。本文共分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引言,首先是以国内外研究现状为内容的本课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其次梳理了渤海萨满教、佛教、儒与道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为文献综述;最后对于本文提到的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作出界定;第二部分是渤海的萨满教,首先分析了萨满教产生的背景、特点、被渤海人接纳的原因;其次梳理了肃慎族系萨满教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指出渤海萨满教是作为勿吉、靺鞨与女真萨满教的中间环节存在;再次,对于渤海萨满教的崇拜对象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几方面入手,以渤海先民及后裔的生活习俗、典籍记载和考古发现为内容进行分类;然后对萨满教的宗教仪式从萨满职能、法器、主要活动三方面分析;最后探讨了萨满教在渤海的信仰分布区域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三部分是渤海的佛教,首先介绍了佛教在中原的发展及传入渤海的概况;其次梳理了佛教在渤海的流传情况,包括佛教的发展阶段、佛教的流派、僧侣阶层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和佛教的特点与历史功能;再次,概括了渤海与唐朝、日本的佛教交流;最后整理了渤海的佛教遗存包括佛寺遗址、佛像、佛塔等;第四部分是渤海的儒与道,首先把儒学认定为具有宗教性质的信仰;然后讨论了儒学在渤海的发展情况,对社会生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最后,关于道教的内容主要有渤海道教的传入和渤海人信奉道教的具体表现;第五部分是结论,对于渤海的宗教信仰进行总结,通过分析得出渤海宗教文化凝结着封建鼎盛时代高度发达的唐文化特色,尽管也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并具备自身的风格,但总的来说,仍是唐文化的组成部分的结论。
二、古代中原佛教概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代中原佛教概要（论文提纲范文）
（1）柏孜克里克石窟第9窟图像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选题来源 |
| 选题依据 |
| 研究目的 |
| 意义及应用价值 |
|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研究重点 |
| 研究难点 |
|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研究方法 |
| 创新 |
| 第一章 高昌佛教艺术与柏孜克里克石窟 |
| 第一节 高昌佛教艺术之流变 |
| 第二节 柏孜克里克石窟概要 |
| 第二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9 窟之洞窟形制与壁画内容 |
| 第一节 洞窟形制与现状 |
| 第二节 壁画内容考析 |
| 第三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9 窟壁画图像艺术探析 |
| 第一节 中心柱正壁、左右两壁壁画艺术分析 |
| 第二节 前室及左右甬道两侧壁千佛图像 |
| 第三节 后甬道闻法菩萨及正壁尊像两侧胁侍菩萨图像 |
| 第四节 劵顶宝相花纹艺术探析 |
| 第四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9 窟之造像思想探究 |
| 第一节 中心柱正壁、左右两壁造像 |
| 第二节 后甬道及中心柱后壁造像思想判别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图片来源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元朝宗教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对象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政策传承 |
| 第一节 元朝宗教治理的时代背景 |
| 一、多民族的融合 |
| 二、宗教的多元化 |
| 三、国家治理的需要 |
| 第二节 大蒙古国政权与萨满教的关系 |
| 一、“汗权天授”的天命论 |
| 二、“神权汗授”的改革 |
| 三、萨满教与政权的矛盾 |
| 第三节 元朝宗教治理的政策传承 |
| 一、政策的制定 |
| 二、政策的目的 |
| 三、政策的传承 |
| 小结 |
| 第二章 元朝宗教治理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成吉思汗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成吉思汗与道教的关系 |
| 二、成吉思汗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第二节 窝阔台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阔端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
| 二、窝阔台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第三节 贵由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贵由汗与西方天主教的交往 |
| 二、贵由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第四节 蒙哥汗时期与宗教的互动关系 |
| 一、蒙哥汗时期的佛道大辩论 |
| 二、蒙哥汗时期与其他宗教的关系 |
| 小结 |
| 第三章 元朝宗教治理制度与措施 |
| 第一节 帝师制度 |
| 一、帝师制度的历史背景 |
| 二、历任帝师 |
| 三、帝师的地位和职责 |
| 第二节 宗教管理机构 |
| 一、宣政院 |
| 二、集贤院 |
| 三、崇福司 |
| 四、哈的司 |
| 小结 |
| 第四章 元朝宗教治理制度的体系化 |
| 第一节 《十善福经白史》其书 |
| 一、《白史》版本研究 |
| 二、《白史》核心内容 |
| 三、《白史》成书年代之争 |
| 四、《白史》与忽必烈汗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教并行”制度 |
| 一、“政教并行”制度的思想来源 |
| 二、“政教并行”制度的理论结构 |
| 三、“政教并行”制度的实质 |
| 第三节、教权系统与政权系统 |
| 一、等级与职责 |
| 二、可汗的职责 |
| 三、赏罚的法规 |
| 小结 |
| 结语 元朝宗教治理的多层路径与历史作用 |
| 一、多层路径 |
| (一) 国家政权治理路径 |
| (二) 宗教组织治理路径 |
| 二、历史作用 |
| (一) 通过宗教治理巩固国家统一 |
| (二) 通过宗教往来促进文化交流 |
| (三) 过度尊崇佛教带来历史教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课题和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天水地区北周佛教石窟造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2 天水地区北周时期佛教历史文化概述 |
| 2.1 北周历史文化概述 |
| 2.2 北周天水地区的佛教文化 |
| 3 天水地区北周佛教石窟造像分布 |
| 3.1 麦积山石窟 |
| 3.1.1 麦积山石窟北周时期开凿背景 |
| 3.1.2 麦积山石窟北周时期造像分布 |
| 3.2 水帘洞石窟群 |
| 3.2.1 水帘洞石窟群北周时期开凿背景 |
| 3.2.2 水帘洞石窟群北周时期造像分布 |
| 4 天水地区北周佛教石窟造像风格分析 |
| 4.1 麦积山石窟北周造像风格分析 |
| 4.2 水帘洞石窟群北周造像风格分析 |
| 4.3 麦积山石窟与水帘洞石窟群北周佛教造像比较 |
| 5 天水地区北周佛教石窟造像的承接关系 |
| 5.1 麦积山石窟造像的原创性 |
| 5.2 水帘洞石窟群的原创性 |
| 5.3 麦积山石窟与水帘洞石窟群北周造像的关系 |
| 结语 |
| 附:本文插图来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4）古代香事类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古代香事和香事类文献概述 |
| 第二节 香事及香事类词汇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香事类词汇概况 |
| 第一节 香事类香名词汇 |
| 第二节 香事类香具词汇 |
| 第三节 香事类动作词汇 |
| 第四节 香事类其他词汇 |
| 第二章 香事类词汇的形成和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香事类词汇的形成 |
| 第二节 香事类词汇的发展变化 |
| 第三节 香事类词汇外来词探析 |
| 第三章 香事类词汇的构词方式 |
| 第一节 单纯词 |
| 第二节 合成词 |
| 第四章 香事类词汇的名实关系 |
| 第一节 香事类词汇的同实异名 |
| 第二节 香事类词汇的同名异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境内中心柱窟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心柱窟的地域分布与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西域 |
| 一、4世纪中—5世纪末 |
| 二、6世纪—7世纪中 |
| (一)龟兹石窟 |
| (二)高昌石窟 |
| 三、7世纪后—9世纪中 |
| (一)龟兹石窟 |
| (二)高昌石窟 |
| 四、9世纪中—13世纪 |
| (一)龟兹石窟 |
| (二)焉耆石窟 |
| (三)高昌石窟 |
| 第二节 内地 |
| 一、5世纪初—6世纪前期 |
| (一)河西中小石窟群 |
| (二)敦煌石窟 |
| (三)云冈石窟 |
| (四)巩县石窟 |
| (五)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 |
| (六)陇东石窟 |
| (七)须弥山石窟 |
| (八)陕西石窟 |
| (九)四川广元石窟 |
| 二、6世纪中—7世纪初 |
| (一)敦煌石窟群 |
| (二)须弥山石窟 |
| (三)响堂山石窟 |
| (四)天龙山石窟 |
| 三、7世纪前期—13世纪 |
| (一)敦煌石窟群 |
| (二)陇东石窟 |
| (三)须弥山石窟 |
| (四)陕西石窟 |
| 第二章 中心柱窟的形制演变 |
| 第一节 印度支提窟 |
| 第二节 克孜尔样式:甬道式中心柱窟 |
| 第三节 河西样式:方柱式中心柱窟 |
| 第四节 云冈样式:塔形柱式中心柱窟 |
| 第五节 巩县样式:帐形方柱式中心柱窟 |
| 第三章 中心柱窟的图像配置与信仰空间 |
| 第一节 西域中心柱窟与小乘佛教信仰主题 |
| 一、罽宾小乘说一切有部的禅修实践 |
| 二、龟兹中心柱窟与“唯礼释迦”的禅观空间 |
| 三、内地大乘佛教艺术的影响 |
| 第二节 内地中心柱窟与大乘佛教信仰主题 |
| 一、十六国北朝禅观思潮与中心柱窟的兴盛 |
| (一)十六国北朝禅法 |
| (二)河西中心柱窟的三世十方诸千佛与涅盘思想 |
| (三)中原中心柱窟与法华信仰 |
| 二、北朝晚期以来佛教信仰的演变与中心柱窟的衰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文中插图引用出处 |
| 后记 |
（6）渤海文化来源研究 ——以考古资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渤海文化来源研究的学术简史 |
| 一、1949年以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 二、1949年至“文革”结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 三、1977年至20世纪末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 四、21世纪至今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目的、思路与相关概念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相关分期的说明 |
| 第二章 渤海文化中的靺鞨文化传统 |
| 第一节 渤海墓葬中的靺鞨文化传统 |
| 一、墓葬形制 |
| 二、葬俗 |
| 第二节 渤海居住址的靺鞨文化传统 |
| 一、渤海的半地穴式房址 |
| 二、靺鞨的房址 |
| 三、渤海半地穴房址的文化来源 |
| 第三节 渤海器物中的靺鞨文化传统 |
| 一、渤海的陶器 |
| 二、渤海的装饰品 |
| 第三章 渤海文化中的高句丽文化因素 |
| 第一节 渤海墓葬的高句丽文化因素 |
| 一、主要学术观点的梳理 |
| 二、渤海石构墓的高句丽文化因素 |
| 第二节 渤海陶器中的高句丽文化因素 |
| 一、陶容器 |
| 二、多孔器 |
| 第三节 渤海建筑构件中的高句丽文化因素 |
| 一、纹饰瓦件 |
| 二、无舌筒瓦 |
| 三、曲背檐头筒瓦 |
| 四、瓦当 |
| 五、小结 |
| 第四节 安图东清M1出土马具的高句丽文化因素 |
| 一、安图东清M1的马具 |
| 二、安图东清M1的马镫 |
| 三、安图东清M1的马衔镳和引手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渤海文化中的唐文化因素 |
| 第一节 渤海国五京制度与都城的唐文化因素 |
| 一、渤海国五京制 |
| 二、渤海国都城规划和建制 |
| 第二节 渤海国建筑构件的唐文化因素 |
| 一、鸱尾 |
| 二、脊头瓦和兽头 |
| 三、瓦当 |
| 第三节 渤海墓葬的唐文化因素 |
| 一、墓葬形制 |
| 二、墓上建筑 |
| 三、墓葬装饰 |
| 四、随葬品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渤海文化中的草原文化因素 |
| 第一节 渤海蹀躞带具的草原文化因素 |
| 一、渤海的蹀躞带具 |
| 二、唐与突厥的带具 |
| 三、渤海蹀躞带具的文化来源 |
| 第二节 渤海九子棋的草原文化因素 |
| 一、渤海的九子棋遗存 |
| 二、我国和蒙古国发现的九子棋盘 |
| 三、渤海九子棋的文化来源 |
| 第三节 渤海8字形马镫的草原文化因素 |
| 一、渤海的8字形马镫 |
| 二、欧亚草原的8字形马镫 |
| 三、渤海8字形马镫的文化来源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历史文献 |
| 二、研究专着 |
| 三、研究文章 |
| 四、考古发掘报告 |
| 五、考古发掘简报 |
| 六、学位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7）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一. 论文选题背景 |
| 二. 论文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选题的主要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选题的内容和凡例 |
| 一. 论文内容 |
| 二. 范围界定 |
| 三. 格式规范 |
| 第一章 弥勒信仰—起源及传播 |
| 第一节 弥勒净土信仰 |
| 一. 净土信仰的兴起 |
| 二. 弥勒净土与修定的关系 |
| 三. 弥勒净土与大乘思想的关系 |
| 四. 弥勒角色的演变 |
| 第二节 弥勒六部经 |
| 一. 成佛经类 |
| 二. 下生经类 |
| 三. 上生经类 |
| 第三节 弥勒图像的出现 |
| 一. 佛教艺术的起源 |
| 二. 弥勒图像的出现 |
| 三. 弥勒图像的各种形式 |
| 四. 弥勒图像与大、小乘佛教的关系 |
| 第四节 部派与弥勒信仰 |
| 一. 弥勒信仰形成的年代与地域 |
| 二. 与弥勒信仰有关的小乘部派 |
| 第五节 弥勒信仰的东传 |
| 一. 佛教初传西域时序 |
| 二. 弥勒信仰初传西域 |
| 三. 初传西域路线 |
| 小结 |
| 第二章 回鹘以前西域及周边地区的弥勒信仰 |
| 第一节 塔里木西缘的绿洲佛国 |
| 一. 疏勒 |
| 二. 莎车、斫句迦 |
| 第二节 塔里木南缘的绿洲佛国 |
| 一. 于阗 |
| 二. 鄯善 |
| 第三节 塔里木北缘的绿洲佛国 |
| 一. 龟兹初传佛教 |
| 二. 龟兹佛教的承传与流布 |
| 三. 弥勒信仰足迹 |
| 第四节 河西走廊 |
| 一. 凉州 |
| 二. 敦煌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 |
| 第一节 回鹘前后时期的高昌佛教 |
| 一. 北凉高昌 |
| 二. 麴氏高昌 |
| 三. 西州高昌 |
| 四. 高昌回鹘 |
| 第二节 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从回鹘文经籍文书考察 |
| 一. 回鹘文佛经残卷 |
| 二. 回鹘文礼忏文书 |
| 三. 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 |
| 四.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
| 第三节 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从佛教实物遗存考察 |
| 一. 高昌地区遗存 |
| 二. 龟兹地区遗存 |
| 三. 北庭回鹘大寺 |
| 第四节 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从其他相关的佛教思想考察 |
| 一. 忏悔灭罪 |
| 二. 天王护国 |
| 三. 王法正理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文殊山石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拟解决的问题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概述 |
|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环境 |
| 一、地理位置 |
| 二、自然环境 |
| 三、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 |
| 第二节 酒泉历史文化与佛教 |
| 第二章 文殊山石窟现存遗迹调查 |
| 第一节 崖面洞窟等遗迹 |
| 一、谷口区 |
| 二、前山区 |
| 三、营房后区 |
| 四、后山区 |
| 第二节 寺院及其它建筑 |
| 第三章 洞窟形制与组合 |
| 第一节 中心柱窟 |
| 一、形制 |
| 二、中心柱窟的壁画布局 |
| 第二节 禅窟 |
| 一、形制 |
| 二、禅窟与禅修 |
| 第三节 僧房窟 |
| 第四节 佛殿窟 |
| 第五节 分区与洞窟组合 |
| 一、谷口区 |
| 二、前山区及典型洞窟组合 |
| 三、营房后区及典型洞窟组合 |
| 四、后山区 |
| 第四章 文殊山早期石窟的分期与年代 |
| 第一节 早期石窟的分期 |
| 一、前期石窟 |
| 二、后期石窟 |
| 第二节 早期石窟的年代 |
| 一、前期石窟的年代 |
| 二、后期石窟的年代 |
| 第三节 文殊山石窟的重修 |
| 一、唐、西夏、元时期的重修 |
| 二、明、清以来的重修 |
| 第五章 造像题材与壁画内容 |
| 第一节 造像题材 |
| 一、第19 窟(万佛洞)和第29 窟(前山千佛洞) |
| 二、第69 窟(后山千佛洞)和第73 窟(古佛洞) |
| 第二节 壁画内容 |
| 一、第19窟(万佛洞) |
| 二、第29窟(前山千佛洞) |
| 三、第31窟(文殊寺) |
| 四、第69窟(后山千佛洞) |
| 五、第73窟(古佛洞) |
| 第六章 文殊山石窟与其他石窟寺的关系 |
| 第一节 与新疆石窟的关系 |
| 一、与克孜尔石窟的关系 |
| 二、与吐鲁番石窟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河西其它石窟的关系 |
| 一、与敦煌莫高窟之间的关系 |
| 二、与昌马石窟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文殊山石窟其它问题的探讨 |
| 第一节 西夏壁画的讨论 |
| 一、西夏佛教概述 |
| 二、文殊山石窟中的西夏壁画 |
| 第二节 回鹘与文殊山石窟 |
| 一、回鹘概述 |
| 二、回鹘文碑文与题记 |
| 第三节 太子寺、文殊寺与文殊信仰 |
| 一、太子寺 |
| 二、文殊寺 |
| 三、文殊寺与文殊信仰 |
| 结语 |
| 附录一 文殊山石窟历代题记 |
| 附录二 《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汉文录文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瀛海撷英—日本学者研究云南中古史一百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选题缘由 |
| 研究背景 |
| 研究旨趣 |
|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日本学界对中古时期云南历史地理的研究 |
| 第一节 日本诸学人对六诏地理的考释 |
| 第二节 日本学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以盐矿为中心 |
| 第三节 关于云南中古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的其他问题 |
| 一、“云南”地名沿革变化 |
| 二、爨部地名考释 |
| 三、“赕”“睑”之辨 |
| 第二章 日本学界关于云南中古时期的族属研究 |
| 第一节 日本学者关于哀牢族属的研究兼论南诏泰族论 |
| 第二节 白鸟芳郎与牧野巽关于南诏族源的论辩 |
| 一、白鸟、牧野二人从语言系统探讨乌蛮、白蛮、民家等族属问题 |
| 二、牧野巽的民家汉化研究与僰人非僰夷论 |
| 三、白鸟芳郎的民族转化融合论与其治学生涯中的转变 |
| 第三节 日本学界关于白族族源的研究 |
| 一、藤泽义美的白族族源研究——古代云南文化孕育出的土着说 |
| 二、古代洱海人的创说——林谦一郎论白族的形成 |
| 第三章 日本学界之唐宋时期云南历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日本学界的“南诏前史”研究 |
| 一、藤泽义美的唐朝经营史研究 |
| 二、日本学人对隋唐时期云南诸部族的研究 |
| 第二节 日本学界对“南诏成立史”的研究 |
| 一、日本学者对张虔陀事件、天宝战争、南诏反唐的看法 |
| 二、云南地区初期国家形成论 |
| 三、日本学界关于南诏弃蕃再归唐与贞元之盟的研究 |
| 第三节 日本学界对南诏后期对外远征及其王权统治构造的研究 |
| 一、林谦一郎、立石谦次二人对于王嵯巅入寇成都事件的不同看法 |
| 二、对于丰佑、世隆时期的对外军事远征的研究 |
| 三、南诏末期的求亲与唐朝的和蕃公主 |
| 第四节 日本学界关于大理国史的研究 |
| 一、林谦一郎的大理国史研究视角 |
| 二、日本学者关于段氏的研究 |
| 第四章 日本学界之南诏大理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
| 第一节 藤泽义美的《南诏历代重臣表》 |
| 第二节 日本学者对南诏官制的研究 |
| 第三节 日本学界对南诏大理国统治制度的研究——以驿市国家、点线国家制为中心 |
| 第五章 日本学界之云南中古史各论 |
| 第一节 日本学界关于云南中古史史料学的研究 |
| 一、金石类 |
| 二、第三方史料 |
| 三、明清史料系统辨析与释读 |
| 四、日本方面的史料、文献以及学术论文的网络数据化 |
| 第二节 日本学界关于云南中古时期的宗教文化史研究 |
| 结语 |
| 一、“远近高低”——中日云南中古史研究的不同 |
| 二、实证主义之风——中日云南中古史研究的相同点 |
| 三、日本学界之云南中古史研究的困境与迷思 |
| 四、相得益彰——中日学术交流促进云南研究更上层楼 |
| 附录一 藤泽义美的南诏史研究—《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述评 |
| 一、《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章节内容概述 |
| 二、《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与日本的南诏史研究 |
| 三、《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一书的缺憾与不足 |
| 附录二 部分日本学者学术小传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渤海宗教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渤海的萨满教 |
| 第一节 渤海萨满教概况 |
| 一、萨满教产生的背景 |
| 二、萨满教仪式要素 |
| 三、渤海人信奉萨满教的原因 |
| 第二节 萨满教在肃慎族系中的历史传承 |
| 一、肃慎 |
| 二、挹娄 |
| 三、勿吉 |
| 四、靺鞨 |
| 五、渤海 |
| 六、女真 |
| 第三节 渤海萨满教的崇拜对象 |
| 一、自然崇拜 |
| 二、祖先崇拜 |
| 三、图腾崇拜 |
| 第四节 渤海萨满教的信仰分布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萨满教信仰的分布区域 |
| 二、萨满教信仰对渤海社会生活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渤海的佛教 |
| 第一节 佛教在中原的发展及传入渤海的概况 |
| 一、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发展 |
| 二、渤海佛教的传入 |
| 三、渤海人民接纳佛教的原因 |
| 第二节 渤海佛教的流传情况 |
| 一、渤海佛教发展的两个阶段 |
| 二、渤海佛教的流派 |
| 三、渤海的僧侣阶层 |
| 四、渤海佛教的后世传承 |
| 五、渤海佛教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
| 第三节 渤海佛教的对外交流 |
| 一、渤海与唐朝之间的佛教交流 |
| 二、渤海与日本之间的佛教交流 |
| 第四节 渤海佛教遗存 |
| 一、寺庙建筑 |
| 二、佛像 |
| 三、佛塔 |
| 四、富含佛教元素的物品 |
| 小结 |
| 第三章 渤海的儒与道 |
| 第一节 儒学 |
| 一、儒学具有宗教的性质 |
| 二、儒学在渤海的传播 |
| 三、儒学在渤海社会生活中的体现 |
| 四、儒学在渤海政治生活中的体现 |
| 第二节 道教 |
| 一、渤海对道教的接纳 |
| 二、渤海信奉道教的具体表现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渤海国疆域图 |
| 附录二 渤海历代国王统计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古代中原佛教概要（论文参考文献）
- [1]柏孜克里克石窟第9窟图像艺术研究[D]. 高婷. 新疆艺术学院, 2021(02)
- [2]元朝宗教治理研究[D]. 赵梅兰.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3]天水地区北周佛教石窟造像研究[D]. 赵锋.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古代香事类词汇研究[D]. 孙竹梅.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5]中国境内中心柱窟的发展研究[D]. 潘婷. 南京大学, 2020(02)
- [6]渤海文化来源研究 ——以考古资料为中心[D]. 武松. 吉林大学, 2019(10)
- [7]高昌回鹘的弥勒信仰研究[D]. 区佩仪. 中央民族大学, 2019(01)
- [8]文殊山石窟研究[D]. 李甜. 兰州大学, 2019(08)
- [9]瀛海撷英—日本学者研究云南中古史一百年[D]. 黄泓泰. 云南大学, 2017(05)
- [10]渤海宗教信仰研究[D]. 张黎黎.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