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黄州谪贬是苏轼仕途上的一大蹭蹬,但词的创作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一直以来,以东坡词为一个整体而进行梳理、赏析、钻研的论著甚多;同时,以黄州文学(诗、词、文)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也有丰硕成果。但将视角聚焦于黄州词的专门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本论文即以东坡词研究与黄州时期文学研究的经纬交织点为核心,在仔细研读原著的基础上,对苏轼黄州期间的生活内容、思想嬗变、词的创作等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专门研究。北宋神宗年间的“乌台诗案”使得苏轼从庙堂之器转瞬沦为贬居一隅的戴罪之臣。元丰三年正月出京,二月抵黄,到元丰七年四月移汝州,苏轼在黄州贬所度过了四年零三个月,经历了仕途的低谷,但却在词体的开拓、词格的提升、豪放词的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逐臣心态上,起到了“承”与“启”的作用。由于乌台诗案的影响,使得苏轼忧谗畏讥,不再轻易作诗文,反是“小词不碍”,因而就成为他大量作词的一个契机。按照邹同庆先生与王宗堂先生所著的《东坡词编年校注》,黄州期间苏轼共留下编年词78首,其中《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等“黄州七词”被视为东坡词创作高峰的标志。这些词多为抒遣贬谪之意的咏怀词,其间不乏对人生深沉的感慨。除此之外还有交游词、节序词、隐括词,并首创了逐句回文词。谪守黄州以来,苏轼通过躬耕东坡、著述词赋、与友人交流、与渔樵往来而向世人展示了富于魅力的“东坡居士”形象。他从身为黄州民中体味生活的艰辛甘苦,并努力立言著说,携黄州著述,苏轼已然跻身于北宋重要思想家行列,于王安石“新学”之外,自成“苏氏蜀学”。“编管”黄州是苏轼仕途由顺转逆的肇始,亦是他思想走向深广博杂的一个重要阶段。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学精神,又有“饱食而邀游,泛若不系之舟”道家风采,还有“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的释者情怀,儒释道思想合流。他在中国古代贬谪文学的链条上同时发挥着“承”与“启”的作用。在贬谪心态上既沿承唐代以来的发展脉络,又符合了宋代异于唐代的诗学和哲学上的新变。王禹偶、欧阳修、范仲淹贬谪之时已大抵都能自我排遣,发豁达之语;苏轼发而扬之,将贬谪之意抒发于词中,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甚而风格上,都有开创之举,对后来的宋代贬谪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