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对外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这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外译介的品种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富有民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包含大量的文化负载词。但是,在存在巨大文化差异的语言间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很难找到现成的、完全对应的表达。因此,在译介我国古典文学作品时如何准确翻译文化负载词便成为我国翻译界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文化负载词能够帮助外国读者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并且能够因此进一步推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快速发展。本文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红楼梦》杨霍两个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首先,分析文化和翻译之间的关系,指出文化既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又具有民族、地域、时代的特征,因此不同的文化需要进行交流和沟通,而实现这种交流和沟通的理想途径就是翻译。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然后,对文化负载词进行界定,从其定义、特点、产生的原因、可译性及其翻译的原则等方面进行阐述。既而,按照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有关文化分类的观点将《红楼梦》中的文化负载词分成五个类别,即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并将杨霍两个译本中对各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归纳总结。最后,对杨霍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从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等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比较,从而得出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杨译本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而霍译本则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结论,并对杨霍译本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进行分析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