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鲁迅对信仰的看法极其复杂。早期在《科学史教篇》中认为:科学作为一种先进的知识技能,可以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救国之术。但在随后的《破恶声论》中,敏锐地觉察到科学与信仰之间存在的悖论,对那些压制民众信仰而自己又无确固信仰的“浇季末世夫”给予了猛烈的批判,首肯了宗教作为人之生存必需品的存在价值,宗教体现出人类追求主体独立精神的强烈愿望,以及宗教能给民众带来强大的信仰力量。正视宗教“挽世道正人心”的拯救功能。因痛惜“中国在昔,本尚物质”的现实导致民众缺乏真诚的信仰,遂疾呼“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赞扬了宗教作为向上之民必要的精神诉求是一种应当尊重的意识形态。此外特殊的浙东文化、家庭教育以及童年记忆使得传统中的“鬼神”文化,在鲁迅那里显得与众不同,使他对此类事物带有几分亲近之感,促使他有能力从鬼神文化的民间信仰中找到改造国民性的良方。当切实肯定了民众对于鬼神的信仰需求之后,鲁迅敏感地意识到此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很少有“坚信”。①他只见,国人供火神菩萨,不见供燧人氏的。把只管放火,不管点灯的火神菩萨供养起来,只是希望他少作恶,保佑宅地免遭火光。发明了钻木取火的和善的燧人氏却被远远地抛在脑后,不闻不问。信仰的取舍大抵只是因为利用和恐惧,凶恶的恶神就献以敬畏,和善的就理该忘却。他认为: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②首先,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个“主义”泛滥的时代,鲁迅形象称之为的“来了”时代;其次,国人把信仰当作是一种为了谋生,可以随时变换的工具。对其的态度只是“怕”和“利用”;再次,在信仰内部,同样出现瓦解。在比较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不同时,指出坚苦谨严的小乘佛教倒是佛教。而大乘佛教的主张相对宽松:不论你是阔人富翁,还是穷苦百姓,只要吃一餐素食,则在家也可叫做居士,算作信徒。这样的大乘虽然广泛流播,但不免沦为浮滑,失去了信仰本应有的戒律,应有的尺度。借主义、成大名是他们最普遍的模式。“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③于是,他对“无特操”表现出的追名逐利、虚伪贪婪等种种伪信仰行为进行了批判。最后他主张在爱的统摄下,对信仰采取一种既认真又怀疑的审慎态度。既不盲从,也不保守因循。在信与疑之间保持清醒的自我。首先,主张爱。鲁迅早年与许寿裳探讨,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与爱。其次,贵在认真。所谓“认真”,应该是指一种坚执的韧性。而认真又来源于真诚。再次,倡导怀疑与思考并行。怀疑是他思考的方式,也是他思考的表达。“以思为信”,把信仰的自由还给个人,保持个人的主体性,便是最理想的信仰状态。此中传达的是鲁迅试图从民间信仰的肥沃土壤中,寻求现代中华民族的精神依托,为重建国人信仰体系所做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