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明代自太宗迁都北京，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南粮北运从此贯彻至明末，对明王朝的统治巩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黄河一段兼作运河，那么由黄河所引发的各种灾害无疑会影响到漕运。本文则以黄运关系为基点，致力于研究黄河兼作运河段的治理问题。明代的黄运关系复杂且多变，漕运利用黄河的思想方针也随之改变。先后出现过“引黄济运”、“借黄行运”、“避黄改运”等思想，但“治黄保漕”的治河方针贯彻明代始终，治理河患必然会把保护漕运放在首位，这与明代以南北漕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分不开。明代又以黄河为运道（即为河漕段），黄河又是世界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也是中国从古至今最难治理的河流，它以善决、善淤、善徙著称于世，入明以后黄河决溢改道更为频繁紊乱，波及流域也广。河漕段地形奇特，北高南低，北上船只要想顺利通航只能借助于闸坝和人力拉纤。再加上徐吕二险洪，更是增加了治理难度。明前期河工重点多为引水接济河漕以保通航，治理黄河泛滥对运道的冲决和淤塞，以及保障二洪足够航深和宽度。同时还特别在二洪处招募熟识水性的当地人充任洪夫和稍夫，专门负责过洪船只的导航、牵挽，使之安然过洪。更有潘季驯治沙实践。然河患无穷且难以捉摸，治理起来极为困难。明前期的治理实践表明，无论“引黄济运”还是“借黄行运”，均未见成效或难以根治，避黄呼声遂起。徐有贞在明早期就提出了在京畿地区种粮以减轻漕运压力，行海运的呼声也从未间断。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有益提议均未长期实施。嘉靖年间胡世宁倡议开新河以避开黄河侵扰，遂有南阳新河以及泇运河的开通。泇运河开通后，又避开黄河300余里及二洪之险，消除了威胁漕运安全的最大隐患。于是漕河行黄河者仅剩宿迁至清口的淮黄交汇处的180里。至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靳辅始开通中河，使黄运完全分离，仅余清口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