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关于白先勇的作品研究,近几年来在大陆有越发蓬勃之势,但是众多研究者和评论目光锁定的主要还是白先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现代主义的写作技法、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关系等等,而对于他的小说中较为明显的佛教因素则很少涉及,本文拟通过结合作品和作家的个人活动,从佛教的角度探讨佛教因素在白先勇小说作品中存在的表现和意义,为白先勇拓宽一片视野。通过对白先勇的成长经历和写作历程的了解,可以说,白先勇与佛教结下了很深的渊源,佛教因素的影响表现在他的行事、做人和行文等方面,使白先勇其人其文都带有了不同一般的色彩。例如,除了倾心写作来疗救人间疾苦,白先勇的晚年还忙碌于公益事业——在台湾积极推进同性恋争取平等权益的运动;同时,已近古稀之年的他还耗费心力,将戏剧家汤显祖的经典作品《牡丹亭》改编为青春版的昆曲,奔走于大陆对昆曲进行大力弘扬,不计花费不求回报,以一颗出世之心,践行着入世之事,尽心竭力做事,不问个人名利。白先勇进行文学创作的动机固然和其本人的亲身经历和性格分不开,比如早年充分尝过寂寞的滋味,咀嚼过其中的艰难苦涩,白先勇养成了深沉内敛的性格,目光也随之由外向内转,善于发现内心波动,描摹内心感觉;另一方面,从幼年开始经受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熏陶,造就了一个深受佛教思想浸染、写作技艺高超的白先勇。在白先勇的书评《恐惧与悲悯的净化》中,他提出“文学最大的功能,大概就是唤起人类常常处在休眠状态中的恻隐之心”,而他说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便是“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用文字表现人生的痛楚,进而激起读者的慈悲之心。由此可见,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在饱含洞彻人生的智慧之同时,还体现了佛法慈悲,他的小说中所表达的痛苦,不仅仅局限于他所代表的某个特定阶层,乃是世间所有人的共同痛苦。他以一种近似佛祖的目光俯瞰芸芸众生,在作品中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书写了他们的悲欢离合。从《寂寞的十七岁》到《台北人》,再到不久前结集出版的《纽约客》,白先勇用几十篇短篇小说,描写了社会多个层面、多种人物的无常命运,表现了青春易逝、韶华易老的感喟。他笔下叙写的所有故事,故事中的所有人物,无不经受着不同程度的痛苦,作者看似轻描淡写的字里行间,无不丝丝缕缕地透出作者对人间苦难的悲悯情怀。和佛教的主要立场一样,白先勇的作品对于苦的不遗余力的渲染,并非消极遁世,而是将人生苦难的真相对人们揭明,让我们借助他的作品以智慧的眼睛看清世间事,探究苦难根源,以慈悲的心灵感知众人的苦难,进而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苦难,超脱苦难。他的笔下,爱情也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一般的作家不同的是,他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分为同性爱情、异性爱情和双性爱情。但不论是哪种爱情,一旦出现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便都有了“孽”的成分在内,这种爱情是甜蜜和痛苦的结合体,既使人备受折磨又令人难以割舍。在白先勇的笔下,爱情难以解释并且不可规避,难以借助外界的力量去救赎,而在佛教观点看来,只能通过自身历经痛苦卓绝的挣扎才能在爱情里化茧成蝶。白先勇笔下的人们因爱情而遭受苦难,又由个人来独自承受苦难,让人震撼的同时产生深深的同情。白先勇在他一系列的作品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或离奇,或哀怨,或伤感,或滑稽的故事,展示了那个年代的真实景象,描绘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间图景。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深重的悲悯之心、慈悲之心,打动了每一个曾经认真阅读其作品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