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今日常用的“亚洲”一词,产生于欧洲人对全球探险征服的过程中,从它产生之日起即被赋予特殊的思想意义,群体不同,时代不同,认识各异。中国所代表的古代的东方,曾是世界向往的文明中心。19世纪以后,欧洲人以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发展阶段论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亚洲便成为了落后、非文明的代名词。日本传统的亚洲观由华夷秩序观与神国思想结合而成,而近代的亚洲观则是传统亚洲观与近代西方亚洲观结合的产物。“盟主”意识是传统华夷秩序观念的延续,“脱亚入欧”则是西方观念的衍生物。“脱亚入欧”的口号又使日本披上了东西方文明结合体的外衣,为充当“盟主”提供了理论依据。亚洲,于近代日本而言,既是具有“非文明”共同特征的意识共同体,又是华夷秩序支配下的现实区域共同体。近代日本的意识中,它不属于前者范畴,却是后者的当然盟主。尽管日本民间曾有过真正的亚洲连带提携的意识,但是最终却与日本政府的亚洲观融合,形成了以侵略周边国家为目的的“亚洲观”。在这种亚洲观支配下推出的“大东亚共荣”等侵略计划和行动虽然均已告失败,但影响尤存。日本只有认真反省其亚洲观的历史,才能与亚洲各国建立真正的互信互助关系,重返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