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整体趋向于绮丽浓艳的花间词,内容以女性意识和女性视角为主,但花间词人较早将目光和笔触伸向了咏史、边塞、渔隐、田园等题材,题材上显示了巨大包容性和睿智的前瞻性、开拓性;艺术上所具有和确立的以“艳”为美的审美特质则直接影响、规范了婉约词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婉约词在词中的主流地位。花间词题材的开拓性拓展了宋词的写作范围,花间词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则为宋词提供了全面的借鉴。宋人在沿着花间开辟的婉约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花间集和花间作家群进行了一定的评述,但因评述的角度和立场不同,两宋之朝对花间的评价差异较大:北宋一代只有李之仪一人有对《花间集》明确评价。南宋人一类从宋代时代需求和文学功利价值角度出发对以花间词为代表的婉约词则颇多指责,如胡寅;一类从文体论和艺术论角度出发视花间词为词的源头和典范,欣赏其善于抒发人的内在的隐蔽的感情,欣赏其思深言婉以及柔弱细腻的风格,如陈振孙。但终宋之朝,《花间集》对宋代词人的影响仍然极为深刻,不论婉约词人李清照还是豪放代表苏轼都有对花间词的学习和继承。宋人在学习、化用、发展花间开辟的婉约词风、成句的基础上普遍融入了个人心绪、个人际遇的因子。花间之后,宋人继承花间并将词提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宋人寇准、晏殊、柳永、苏轼、秦观、吴文英等人在学习融化花间风格、大量创作的基础上,为词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陈廷焯曾评秦观词:“宛转幽怨,温、韦嫡派。”宋词所具有的南方文化气质倾向性越来越明显,词体风格逐渐具有南方化倾向的烙印,具有南方风味的“杏花”、“丁香”、“柳花”、“芦花”、“海棠”等具有温柔气质的意象渐而趋多并至于在宋词中占据统治性的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