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科技规划,作为从国家层次促进和引导科技发展的重要举措,20世纪20年代首次在前苏联成功实施以来,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世界范围的科技与经济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普遍改变了过去长期采取的对科技发展不干预政策,纷纷制定科技规划或科技计划,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把争夺科技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了八次重大科技规划。从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看,这些相继制定的“科技规划”虽反映着各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需求和战略选择,但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相差很大,相比之下,1956年和1986年颁布的科技规划较为成功。但是,关于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学术界较多的是侧重在对科技史（包括政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而对科技规划的研究却很少。因此,本文尝试突破科技史的研究范围,采用“线上串珠”方式,以历史进程为线索,在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四个系统的框架下,对建国以来五个时期的科技规划递嬗和个案进行历史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资益于我国当代。科技发展规划是以科技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科技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勾画未来科技发展以及以科技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蓝图,并通过规划的实施来推动这一蓝图的实现。科技规划的目标、期限、涉及范围、组织实施的机构和方法、评估与调整是构成科技规划的五大要素。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科技规划体制基本上是因循前苏联的科技规划模式。但是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我国科技规划体系从未达到与前苏联同等周密完善的程度。“一五”计划顺利完成以后,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双百”方针,制定了第一个科技规划（1956-1967）,推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出现了新中国科技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956年科技规划成功实施的主要原因,包括：国家化的科学建制、高效的动员机制、留学生的作用、前苏联的援助、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热忱和艰苦奋斗精神。这次科技规划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突出国防重工业、轻视基础研究、农业付出沉重代价等局限性。自1957年夏起,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运动波及到科技规划的实施。一是来自国内。反右扩大化,使被错划为右派的科技人员受到压抑,“双百”方针受到损害；“大跃进”运动中大闹技术革命使科技事业元气大伤。二是来自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合同。中央在1960年冬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科技战线也随即进行调整,颁布“科技宪法”,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十年规划》（1963-1972）确定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的观点。规划方向明确,目标、任务合理,切实可行,执行措施有力,对指导我国科技事业的稳定发展,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国防科技规划特别是“两弹一星”取得巨大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规划的执行基本陷入停顿,但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和为实现《十年科学规划》所制定的一些措施,其发生作用的时间并不局限在执行规划的那三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十年科学规划》一直影响着中国科技发展的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科技规划由“冒进”与调整逐步转变为比较完善的规划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978年,面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和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冲击,邓小平成为科技事业的领路人,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拔乱反正,唤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反映出的浮躁和不切实际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国人对于现实认识的深入,1982年对于“八年规划”的全面调整,也就不难理解了。回溯“八年规划”的制定及其调整。从八年规划的制定情况来看,科技和经济互相脱节,没有很好倾听经济专家的意见,没有真正吸收经济专家来参与科技规划制定,也就难以搞好科技规划。只有经济和科技部门共同努力,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技规划,才能真正做到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世纪80年代,国家确立了“依靠”、“面向”和攀高峰的科技发展方针。90年代,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把科技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落实这一战略。世纪之交,面对知识经济浪潮,我国科技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与完善,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时期制定实施了多个科学规划,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把科技工作部署为四个层次,真正形成了全面而趋于完善的科技规划体系,即远景规划（15年）→5年滚动计划→专项科技计划→年度计划。其中,《1986-2000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影响深远,较为成功。这一规划摒弃“赶超”战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科学技术体系。突出特点：一是强调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了科技体制改革；二是技术政策的颁布实施,促进了科技成果迅速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三是相继出台了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推动高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面向农村的星火计划、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计划,保证了规划的实施,为国家管理科技活动、配置科技资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科学和技术R&D活动的全球化也在不断加快。加入WTO后,中国的开放速度进一步加快,需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自己的创新和突破,从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特点包括：第一,明确国家目标,即为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科学和技术支持。第二,突出战略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第三,重视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第四,强化制度创新。第五,体现区域特色。第六,注重开放环境,在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中找到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位置。同时,规划制定的过程面向国际开放。第七,鼓励公众参与,使得规划制定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本文最后从共性与变化、时间维度、偏误现象等几个角度对建国以来重大科技规划进行整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技规划制定、实施、评估等方面的几点建议：重视技术预见在科技规划中的作用,优先领域和重点方向要服务国家目标,构建基于Web Services的科技规划专家咨询系统,加强科技规划法制化和程序化建设,建立和完善评估体系和评估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