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累犯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刑罚制度，在整个刑罚体系及刑法学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的累犯制度自1979年刑法中确定以来，至今已三十多年，其中各项规定少有变动。如同大多数制度一样，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现行累犯制度呈现诸多不足。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务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作了三处修改，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但是不够完全彻底。目前，我国累犯制度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累犯的认定和处罚累犯的量刑制度，也即对累犯的惩罚制度，而对矫正犯罪人、预防累犯的行刑制度的研究则较为薄弱，缺乏把惩罚累犯的量刑制度与预防累犯、预防累犯再犯的行刑制度的体系意识。虽然对累犯的惩罚也有间接的特殊预防功能和一般预防功能，但这种制度设计更多的是计划经济时代刑罚的权利本质、秩序价值、一般预防的目的与惩罚功能，而忽略了在市场经济秩序下,市民社会中刑罚及相关制度中的人文关怀本质、公正价值、特殊预防目的和矫正复归之功能。本文第一部分是累犯和累犯制度的概念界定及成立条件。累犯的概念采用学界通说，即刑法学意义上的累犯概念，但同时提出累犯制度的概念不应当局限于刑法规定中的实然概念，而应当致力于构建一种应然的制度概念。因而得出累犯制度应当包括关于累犯构成要件、累犯处罚的量刑制度和矫正受刑人、预防累犯、预防累犯再犯的行刑制度两方面；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累犯制度的设立依据，从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两方面进行。现实基础即人类社会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理论依据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着变化，分别经历了朴素的报应观、神意报应和重刑威慑论、刑事古典哲学、刑事实证哲学和一体化刑罚论五个阶段；同时，笔者认为我国累犯制度的理论依据应当是矫正优先，兼顾惩罚犯罪人与保护社会；第三部分是对累犯制度的历史考察。其中在对累犯制度的国外考察时，归纳西方刑法中有关累犯制度的发展变化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1810年法国刑法典所坚持的行为中心论的累犯制度，另一种是以1871年德国刑法典所坚持的行为人中心论的累犯制度。这两种累犯制度基本上涵盖了当今世界各国累犯制度的理论归属；关于我国累犯制度的演进，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方面，并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累犯部分的修改做出总结。第四部分是对《刑法修正案（八）》中涉及到累犯制度的法条之解读。第4条是对判处死缓的累犯限制适用减刑的规定，笔者对此评价：此规定失之过苛，有轻视累犯的人权之嫌，也与减刑的立法初衷相悖。所以建议应当取消该条对于判处死缓的累犯限制减刑的规定；第6条是对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的新规定。笔者认为，从刑法宽宥未成年人的取向来看，应当是指犯罪时而非审判时不满18周岁。至于前后两罪的年龄段问题，则是无论前后罪，只要一个发生在未成年阶段，皆不构成累犯；第7条是对特殊累犯主体范围的扩张之规定，“再犯上述任一类罪”是指特殊累犯的前罪可以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中的任何一类犯罪，后罪也可以是这三类犯罪中的任何一类，不再要求特别累犯的前罪和后罪必须是相同种类的犯罪。笔者认为，这样的制度安排，对于保障人权、谨慎确定特殊累犯制度范围大小的考虑欠缺，建议修改为：“特别累犯的前、后罪限定为相同种类的犯罪”；第6条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这一规定应当只适用于普通累犯，不再适用于特殊累犯。第五部分是关于累犯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笔者认为，累犯制度体系应当包括惩治累犯的量刑制度和矫正犯罪人、预防累犯、预防累犯再犯的行刑制度两个方面。量刑制度的立法完善问题中，普通累犯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单位是否构成普通累犯的主体，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特殊累犯的立法完善，主要是限定前后两罪为相同种类的犯罪，并将毒品再犯纳入特殊累犯的适用范围，同时应当建立前科消灭制度；行刑制度中将普通累犯和特殊累犯区别对待，分别为普通累犯可以适用缓刑和假释，但特殊累犯可以严格适用假释，而对没有实际刑罚执行的缓刑制度而言，是不适用的；同时借鉴国外的保护观察制度，并对非监禁刑的立法完善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