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三台中学刘波
巴蜀地区的近代社会生活中，袍哥是一个牵涉面极广的社会组织，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民俗学与社会学都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袍哥在四川存在了一百多年，于四川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过重大的影响。
袍哥是四川方言，就是我国著名的民间帮会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也称哥老，也称汉留或汉流（袍哥又名“汉留”，得名于《三国演义》中关羽在曹营留旧袍之故事）。但最普遍的称呼是袍哥。为什么会称为袍哥？袍哥自己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
民国时期，四川到底有多少袍哥？这没有全面的统计材料，根据王纯五在《袍哥探秘》一书中搜集到的一些材料，（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版。）1949年，成都有公口（包括分社、支社）1000多个，重庆有公口300多个，袍哥人数都在7万至10万之间。什邡县有袍哥8400人，占成年男子的14%。宜宾是川南水陆交通枢纽，袍哥特盛，公口林立，城镇中成年男性的90%、乡村中的70%都参加了袍哥。从全川来看，估计袍哥总人数在300万人左右，占成年男性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从军队来看，川军参加袍哥的在60%左右。个别部队比例更高，范绍增的部队从上到下是清一色的袍哥，军中均以哥子、老弟相称，是全国知名的“袍哥军”。袍哥在四川的人数是如此之多，力量是如此之大，在四川的社会生活中，必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袍哥在历史上最为光辉的时期是四川的保路运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早就看到了会党的反清作用，一直把会党作为推翻清政府的重要力量。孙中山早在1905年，邀集四川袍哥大爷佘英、张树三、张百祥等人赴日本东京，共商革命大计。泸州小市义字旗堂口舵把子佘英当即参加同盟会，并任西南大都督。张百祥还担任了专门联络会党的共进会会长。佘英等人返川之后，即积极联络全川各山堂袍哥，准备武装起义。1907年与1909年，佘英等在川南举行了两次起义，均失败，佘英于1910年初惨死于宜宾，时年36岁。（陈必：《佘英遗迹述略》，载《四川文物》1987年第3期）佘英之牺牲，对点起全川袍哥的反清烈火有很大的作用。
1911年5月，清王朝宣布“铁路国有”，将集股商办的川汉铁路路权拱手让给外国列强，四川人民的血汗集股化为乌有。早已存在的反清情绪一下子冲破堤岸，被点燃成为燎原之烈火。四川的保路运动在极短期内如火如荼地迅猛展开，两个月中，全川大多数州县建立了保路同志会，其中有同盟会，有立宪派，但最主要的力量是各地的袍哥。华阳县秦皇寺（今双流正兴乡）袍哥首领秦载赓既是安吉团（袍哥控制的民团武装）龙头，又是仁字号文明公堂口的总舵把子，1909年他参加了同盟会，与同盟会员龙鸣剑积极策划反清起义。1911年，保路事起，他又担任了华阳县保路同志会会长。9月7日，清王朝屠杀群众的“成都血案”发生，第二天，秦载赓就率同志军攻至成都东外牛市口，与清军交上火，打响了第一枪，保路运动开始转入武装起义阶段。全川各地同志军也大多由袍哥大爷率领。可以说，同盟会对保路运动的组织与领导是通过袍哥为纽带进行的，四川的清政权是被以袍哥为主力的反清浪潮吞没的。
12月8日成都兵变之后，各路同志军进入成都，分占街巷，维持治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竟挂出袍哥山堂“大汉公”的招牌，自任大汉公的总舵把子，轮流到入城的各街口袍哥公口拜客。在尹昌衡带动之下，四川军政府的军政部长周骏成立“大陆公”，巡警总监杨维成立“汉兴会”，参谋部成立“大参公”，此外，新成立的公口还有“汉军公”“福汉公”“从汉公”“多福公”“共和公”等。仅仁字旗的公口就有374个，成都附近各县的公口骤增300多个。可以认为，此时的四川，已经成了袍哥的世界。
辛亥革命之后这几年，是四川袍哥的重要变革时期。广汉的袍哥大爷侯少煊这样回忆：这时的袍哥是红极一时，被称为“点点红”，即是说，只要你有“点点”（即加入了哥老）就算走运。又称为“袍哥翻身”，因为清朝禁止袍哥，那时是秘密活动；而民国则是提倡哥老的，哥老组织合法了。在这种势头下，于是人人都想当袍哥，广汉袍哥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城乡各地，新增了很多公口。侯少煊：《广汉“匪世界”时的军军匪匪》，载《四川文史资料》第16辑。
袍哥的红极一时与大发展，可并未能使袍哥组织得以较为健康地发展。这是因为，在保路运动中，保路权、保路股，直至反抗清廷、武装斗争，这时的目标是一致的，众多袍哥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出于多年的反清意识，虽然是一哄而起，但还可以暂时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缺乏政治目光的绝大多数袍哥大爷立即表现出为了私利而胡作非为。袍哥的传统是各个公口互不辖制，独行其事，故而新成立的大汉公或袍界联合会之类的组织不可能统一各个公口的行动。就在同志军反清的战斗中，就已出现了若干痛心的火并、仇杀或叛变事件（成都地区同志军东路统领秦载赓、南路统领侯宝斋都是死于袍哥之手），成都在由同志军维持治安期间，更是使成都成为实际上的无序状态，各个公口的恶棍、流氓招摇过市，赌博、贩烟、抢劫活动无处不有，连军政府大门前都有赌摊一百多个。这些事实充分表明，袍哥可以被革命力量所利用，其中也有少许仁人志士，但总的来讲，不能将袍哥视为革命力量。
袍哥在四川的确只是“红极一时”，不能持久。因为同盟会方面、立宪派方面、北洋军阀方面这几种当时主要的政治势力都在力争自己执政，都只是短期利用袍哥武装，不可能长期联合袍哥武装。1912年春，四川军政府就命令成都城内撤销各公口。滇军领袖蔡锷宣布“成都系哥老会政府，将荡平匪乱”。滇军派兵入川之后，在川南武力镇压、解散袍哥武装。
护国战争之后，袍哥再也未参加过统一的政治斗争，但它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并未消失。袍哥大爷有的进入军界、政界，有的当了土匪，有的亦军亦匪，有的留在家乡成为豪绅。四川长期军阀混战，各军的中下级军官大多数都是袍哥，有的军队全师全团都是袍哥。川军中的将领如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黄复生、范绍增、杨春芳、彭焕章、陈兰亭、邓国璋、李宗煌等，都是袍哥领袖。
1951年2月，新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四川各地在充分揭露的基础上，又镇压了一批首恶分子。广大袍哥在认清了袍哥组织，纷纷向军管会和公安局登记。在农村通过组织农会，特别是土地改革，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土地，农村中的袍哥游民问题也随之解决。解放后，袍哥组织作为封建社团，向人民政府登记后，随即解散。四川袍哥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