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个随着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社会组织化不断发展并由各群体间的互动联系推动全球性联系扩展、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的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通过物质的、观念的、技术的联结、交流与扩散,不断加强着人类各共同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在这种联系日益密切,全球性联系由“薄”变“厚”的历史累积过程中,产生了超越共同体个体、涉及不同共同体间关系的“公共事务”领域,对这种“公共事务”领域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共同体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甚至创设某种机制来加以调整各自的关系。因而涉及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治理便突现出来,而且在各行为体这一管理或治理“公共事务”的互动过程中,用以创设这种调节机制的基础和调整相互关系的手段与工具的各种物质的、技术的、制度的、组织的和观念形态的国际政治资源便由此产生。国际行为体互动中产生的国际政治资源,因其本身所具有的自我独立性、非独占性、非排它性以及总量递增的特征,构成了影响国际政治的一个独立变量,并成为形成国际政治权力与权威的客观基础。正因为如此,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国际政治资源既成为各行为体竞相追逐和争夺以便增强自身权力的对象,也成为各行为体用以协调相互关系、治理共同面临的问题。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的国际政治资源,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总量及不同形态、分布状况和分配方式,内在地决定了人类社会治理的主体、目标、对象与方式,并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从而塑造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历史阶段的治理模式,同时推动着人类社会的治理逐步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随着当代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全球化所引致两种既整合又分裂的力量,既推动了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也使全球问题突显,使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的挑战。在当代全球变革时代,一方面,与民族国家边界的脆弱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球市民社会的兴起并在国际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国际政治资源的多样化发展与多向性迁移,促使全球治理需求的增长和治理权威的重构,并为全球治理的转型准备了物质的、技术的和观念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交织与共同作用,动摇了主权国家体系下,由各主权国家实际上垄断国际政治资源,进而垄断对国际公共事务的国家为本位治理模式,推动着以国家为本位的封闭性全球治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治理模式转型。但就目前的治理状况而言,由于现有国际政治资源分布上的不均衡性、不同行为体在获取国际政治资源能力上的非对称性以及国际政治资源分配方式上的非对等性,大大制约了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能力,从根本上决定了当前仍处于“多层全球治理”状态,离全球治理理论者所设想的实现一个具备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的“善治”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可以预见,只要是实际上拥有固定领土边界并合法地垄断暴力的主权国家继续存在,它们在国际政治资源的获取、分配等方面仍然占有优势地位,主权国家仍然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