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吴起因其在战国初年主持的变法运动而为后人所熟知,他在同时代众多的政客、贵族、游士之中颇具代表性,但又拥有独特的个人行事作风。因此,通过对吴起这一人物的个案研究,既能加深对吴起个人特质、政治作为的认识和理解,又可以对其所处时代的多个层面以及吴起所代表的群体作一深入的透视。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化个体,在传统的人物叙事和研究模式下难以获得对其更深刻的体察。所以本文将传统的治史方法与性别角色理论、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和方法相结合,以期在对历史文本的重新划分、安排和组织下,能够得到一个多维度的人物形象与对历史事实的更深刻理解。仰赖史官的忠实记录,后人得以阅读到他行为、思想和人格的光彩与暗淡。吴起的仕途以杀妻求将作为起点,但这种做法向来为人所诟病。人们多指责其“贪名”,而少有人从男女性别角色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男尊女卑、夫尊妇卑的性别角色定位模式在先秦时期便已形成。由于文化、习俗的差异,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列国,性别角色的分布又不尽相同。吴起杀妻在男尊女卑、夫尊妇卑的性别角色定位模式和政治利益的双重作用下却得以无罪。在对女性身体的不断规训下,女性主动接受和扮演了她们的性别角色,社会控制变得更加容易,吴起之妻的被害便成为了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必然。吴起在楚国的变法由春秋、战国时代频繁的战争所驱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之前列国变法的影响则加速了变法的进程。吴起变法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绩效,但由于变法政策之失,所以从长时段而言,吴起变法的最终目的并未达成。然而在更大的意义上,吴起变法推动了战国社会的转型,使古代中国向中央集权的科层化国家快速转变。为寻求治国之道,吴起早年曾师从儒家学者,后来又在魏、楚两国参与和主持变法,因此儒家与法家思想势必对他的行为和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吴起作为士阶层的一员,他的成功与这一身份息息相关。社会对吴起的影响不仅限于思想与行为,也包括人格与心理的成长。吴起心理的变化能够更好地解释他的个人行为与选择。吴起对先秦学术的发展与传承亦多有贡献。《左传》一书由左丘明所作,在后来的传承中吴起进行了修订使其更加完备,并且对《左传》的传播发挥了关键作用。《吴子》反映了吴起的言行和思想,但并非吴起亲笔写成。此书成于战国后期,应是由后人根据吴起的言行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