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自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始,人们对国际贸易的研究沿着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产品内分工这一链条展开,对于不同时期的贸易现象,不同理论学派从供给、需求、市场结构等不同角度做出了相应的前提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理论模型以期对各种新现象做出严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但人们对贸易的研究多是以一般货物贸易为出发点进行的,而在服务贸易规模增长迅速、比重在整体贸易份额中日益扩大今天并没有产生被普遍接受的服务贸易理论模型,这可能与对服务产品的异质性特征的衡量和简化有特殊难点和难以抽象服务的“投入”和“产出”有关。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国际服务外包(或离岸服务外包)最近十几年来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实业界人士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正如与服务贸易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范式有一样的困难,服务外包的研究现状远不足以涵盖其本质的方方面面。即使在服务外包的动因问题上,尚未有统一的声音。不少人把降低成本作为服务外包不言自明的动因,这种看法产生的问题是:如果仅承认降低成本为动因,发达国家的每个企业都应该成为发包商,这样发达国家承包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的存在性也受到质疑,这些推断与现实状况差距甚远,或许降低成本说并不足以解释服务外包的存在性。事实上,对于服务外包动因是降低成本的判断主要基于这种观点:服务产品的主要成本是人力成本,而同样素质的人力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其成本相对比较低,发达国家把相关服务流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劳动套利。这种判断当然不无道理,但仅从人力成本降低说所得的远离现实的推论表明这种没有对服务外包动因进行系统研究所得的结论可能会产生误导。对于任何经济现象,利益驱动都是相关主体最基本的行为假设,降低成本可能是产生利益的一个方面,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生产网络化等环境下,企业的利益来源可能更加多样化,而可能正是那些没有被明确提起的利益导致了仅依据降低成本说产生的矛盾推论。对服务外包动因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不同的动因判断将会导致对其未来的发展模式、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趋势判断等完全改观,这个问题是基础性的。对于发包企业来说,服务外包是把内部服务转由外部市场提供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企业主动收缩了其规模或职能范围,这种变化是交易成本理论所涉及的企业边界问题,作为主流的现代企业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系统地对企业存在性、企业边界(或规模决定)、内部治理等建立了完整的分析框架,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来系统探索国际服务外包的动因是一种可行的方法。本文把当代服务外包定义为建立在现代网络通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普及之上的原由企业内部提供的服务性投入活动,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服务水平合约”转移给外部厂商来完成的现象。这种定义既包括了制造企业中的职能性服务也包括服务企业的支持性服务流程,ITO和BPO业务是主要内容。建立在相关分析基础上,把当代国际服务外包的特征归纳为四个方面:1.国际服务外包是世界范围内服务产业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2.国际服务外包离不开现代网络通讯和计算机技术在各领域的大规模普及运用;3.国际服务外包是由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是主要的承包方;4.国际服务外包涵盖任何可以采用电子数据手段来操作处理的行业的不同环节和流程,“不可贸易品”的范围在缩小,但不同的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附加值差距很大。这种归纳的意义在于: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考察经济体制的状况很重要,国际服务外包的这些特征反映了技术趋动下世界市场利益来源的复杂性。本文主要以类比演绎法来建立交易成本理论与国际服务外包的联系,以国际服务外包的交易特征、治理特征、动因诠释三个层次剖析了发包企业在内部生产与外部购买中面对的不同的生产成本、利益来源、分歧的解决方式,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对于交易的特征、不同治理的特点以及区别性匹配观点引入到对国际服务外包的考察中,认为在复杂的世界市场中,降低成本固然重要,而对于发包企业来说,获得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某种控制力和专业化利益的分配权应该更具战略性。当今企业经济活动的宏观环境的特点在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最终产品(物质产品或服务)面向世界市场生产,经济活动跨越国界成为越来越自然的事情,由于现实世界里经济活动各环节的联系日趋紧密且复杂程度扩大,不同国界的企业担任经济活动不同环节的角色,可以得到专业化生产提高的效率以及使最终产品更符合市场的需求、更快地接近市场等诸多利益,人的有限理性在重大不确定性环境下成为突出问题,由于发包企业有某种先行优势、技术垄断力量或对生产网络的协调管理能力等,它把内部某些服务流程外包出去实际上是延长了其利益链,在生产链条上的角色发生变化则可能产生对专业化分工利益的索取权或分配权,不仅如此,发包企业还可能获得的利益包括精简内部流程转移相关风险、消除沉没成本、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强化核心优势、迅速接近目标市场等营运收益。而承包方主要获得专业化分工利益、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自然劳动力向人力资本转化等利益。中国对支持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向附加价值更高的领域发展抱有极大期望,政策评价的目的在于确定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利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长期来看,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所产生的专业化分工利益、就业效应、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意义以及对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意义等不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而且对于中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提高发展质量等长远利益具有战略意义。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全球一体化、按相关规则逐步开放市场等,支持服务外包的发展对于融入全球化生产网络、为微观层面企业提供“干中学”的机会提供了重要的宏观环境,但是,另一方面,服务业整体水平不高的局面、补贴政策在服务外包中的弊端、人们对所谓“打工经济”的担心从制造业加工贸易转到服务外包方面等等反映出少数经济部门的发展对提升国家的产业结构水平的局限性,制定既能协调当前各方利益又具战略意义的谨慎的政策成为对政府职能的重要考验。本文第五章是对全文的总结。从整体上本文层次分明,逻辑清晰,但囿于国际服务外包的统计工作滞后,所得数据有限,不能对发包企业的利益及成本、风险做实证分析来检验相关论点,这有待于未来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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