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反右派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于中国大陆的一场重大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在中共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它改变了中共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方向,在政治发展上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泥潭,在经济建设上为浮夸冒进的“大跃进”打开了方便之门,其后二十年,中共进入“左”的错误愈演愈烈的时期。因此,对反右派运动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相关题材的研究相比,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城市反右派运动的梳理,揭示这一运动在地方运作的逻辑,即这一运动如何发生、怎样步步推进、社会各界的态度和反映、酿成的后果,进而揭示中共的“左”的错误是如何自上而下占据支配地位,并如何扭曲地方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在此基础上,对中共如何由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进行反思。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论文研究的缘起、目的、方法、相关学术史的研究、资料情况以及研究的困难。第一章主要介绍新乡市反右派运动的背景。通过对新乡市历史发展、中共党组织与干部队伍状况、社会主义改造以及肃反运动的考察,揭示影响新乡市反右派运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因素。新乡市作为解放前旧势力活动的中心和通过和平方式解放的城市,留用人员比较多,社会结构复杂,这些构成该地反右派运动的历史背景。而中共党组织发展、干部提拔中的偏差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的过火做法,成为整风运动中大鸣大放的重要缘由,并成为影响新乡市反右派斗争进程的重要因素。第二章主要阐述新乡市的整风运动。新乡市党的整风运动是在上级党组织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整风开始,参加整风的党员干部大都采取冷漠、疑虑的态度,在上级党的示范和督促下,新乡市的鸣放运动才逐渐展开。新乡市的鸣放主要集中于中共党组织发展、干部提拔、特权现象、福利待遇、领导干部作风粗暴、非党干部有职有责无权,以及肃反运动中的偏差等方面,较少涉及政治制度。在鸣放运动开始出现混乱现象时,市委曾试图加以约束和引导,但在得知上级党的部署转向反右派斗争后,这种正确的努力被打断和逆转。第三章主要介绍新乡市的反右派运动。在上级党反右派斗争的统一部署下,为将右派分子引诱出来,新乡市党组织积极地将鸣放运动引向高潮,并出现非常激烈的情况。反右派斗争之初,市委比较谨慎,但在8月下旬市委召开扩干会议,运动转入铺开和深挖阶段后,运动被迅速扩大化。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对这场政治运动是不很理解的,为扭转他们对反右派斗争的疑虑和消极态度,市委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在对右派分子的激烈斗争中,发生了自残、自杀等严重事件,但这些事件并没有被重视,也没有影响运动的深入和扩大化。第四章以新乡市工商界反右派斗争为例,反映新乡市各系统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新乡市工商界鸣放的主要问题是共事关系、定息、两面性和对工商业者就业的安排,都属于对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正常反映,但在反右派斗争发起后,这些言论成为资产阶级需要继续接受改造的证据。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是从揭发批判姜衡吾开始的,不仅因为他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改造的言行,更重要的是他所在厂的工人闹事要平息,工商界的不满要被控制。在向党交心、自我改造的口号下,工商界在中共党组织的精心领导下还开展了向党交心运动。以被迫交心中的反动言论为依据,一批工商业者又被划为右派分子。交心运动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此后,工商业者自我改造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了。第五章主要阐述新乡市反右派斗争“补课”和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与改造。1958年7月,中共河南省委在全省发动反潘、杨、王运动,并以此为契机,开展反右派斗争“补课”。新乡市在这场“补课”运动中,运用前段诱捕右派分子的成熟经验,又划出一部分右派分子。在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中,新乡市的处理比较重,约三分之二的右派受到开除公职、撤职、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等处分。1959年后,在上级党的部署下,新乡市开始给一部分所谓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并一度给错划右派平反。这个过程在文革开始后被停止,直到1978年后,全部右派分子才得到摘帽和改正。结论部分总结新乡市反右派运动的特点,并分析呈现这些特点的原因。它的主要特点是,(1)运动尽管很激烈,但并不算重灾区;(2)生活和工作于基层单位的右派分子居多,尤其以机关一般干部为最多。(3)自始至终被自上而下的运动所裹挟,它的严重扩大化很大程度上是被迫进行的。本部分还初步反思了影响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因素、整风与改革在中共转型中的作用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