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器工业》杂志社理事会主要成员（论文文献综述）
张萌萌[1]（2021）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国内技术对口单位绩效考核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庞观[2]（2019）在《设计奖项在创新型社会的意义 ——以德国IF、日本优良设计、中国红星奖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国际设计奖项从最初的创建至今大概已有60年的时间。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设计奖项伴随着社会结构与人类文明的变化,设计的目标、服务的对象、倡导的价值观等也都产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的研究方向不仅能在一定意义上对当今如火如荼的设计评奖提供冷静思考的空间,亦对我们设计评价体系的梳理乃至社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了一些理论与现实的指导意义。尤其针对当今我国各类设计奖项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现象,提出需要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努力在自身发展上规避弯路。文章梳理分析了相关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设计奖项,透过设计奖项的历史脉络、成长经历、成败因素等来找出现代化社会知识经济的今天,设计奖项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与新内涵。看到设计奖项在社会文明发展和创新中起到的方向引领和文化价值提升作用,可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一部分。论文首先讨论了设计奖项的理论框架,分析了20世纪中期的重要设计因素和当时社会历史背景对设计奖项产生的影响。还着重讨论了历史上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针对设计奖项颁布的国家政策相关发展措施。并将具有代表性的三大设计奖项作了比较分析。德国IF奖诞生最早,代表西方设计奖项,具有典型性;日本战后迅速崛起,以设计为振兴国家的发展战略,日本的G-mark奖项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使命感;中国的红星奖作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奖项崛起的代表,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比较快。通过三大奖项在结构、机制流程、评委与参赛者、发展变化与奖项外延（展览、交流、培训）等方面的比较,讨论设计奖项在各自的发展中呈现出的不同文化价值与社会责任。文章又讨论了设计奖项对于企业的经济价值和对于社会的文化价值。在企业的成长中看到设计奖项带来的市场效益的繁荣,看到企业与设计奖项共同生长的脉络;以及在每个国家的国家发展、普世教育、社会进步方面也有设计奖项的重要作用。文章继而深入讨论了本文的论述重点——在创新型社会中设计奖项的意义。通过对社会现代化理论中设计奖项处于知识经济中位置的确定,重新认识设计奖项在当今的以知识为主导的创新型社会中承担的创造力价值。同时,重要的问题还有设计奖项于今天所具备的批评价值、与产业与科技的桥梁作用、以及改变社会的推动力。在相对完整地梳理了设计奖项的相关内容后,发现其中存在的启发人们思考的问题是全篇创新之处,也是最终的文章落脚点。最后的结论部分提出了大致七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包括设计奖项的公信力与价值导向问题;对于设计奖项的发展力度与落实程度问题;设计奖项数量与质量的问题;奖项的根本目的仍应是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问题;如何通过设计奖项正确引导科技利用问题;设计奖项对于专业人才的储备与普及大众教育问题;及设计奖项如何创造新型生活方式与社会这几个最终问题。
唐湘雨[3]（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指出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曹露露[4]（2017）在《A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2013年以来,全球经济下行,我国煤炭市场供需失衡,煤炭发展结构不合理,诸多因素大大限制了煤炭市场的发展。同时,部分煤矿企业忽视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又进一步制约着我国煤炭行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空间,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国际形象等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为了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对煤炭行业和教育产业进行大力扶持,为矿用防爆电器生产厂家和私立国际教育机构的快速发展壮大提供良机。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自国外传入中国多年,尽管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营销4P理论和波士顿矩阵等各种战略分析工具发展较为成熟,但是,广大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对如何制定符合本公司特点的战略规划方面,仍然存在很多疑问。本文通过介绍A公司的发展概况和战略管理的发展现状,深入剖析了 A公司在实施战略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暴露的原因。同时,使用PEST分析法、五力模型和SWOT分析法,对A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此基础上,根据A公司战略转型指导思想,分析了企业战略发展的目标、战略管理定位以及如何落实保障措施。通过对战略基础理论的解释,本文提出了中小型民营企业遭遇发展瓶颈时的实证策略,并以上市防爆电器生产企业A公司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指出了企业战略发展的新见解,并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探索与解决的新问题。希望能给同样处于迷茫状态、并且不断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的广大民营企业,尤其是防爆电器生产企业和私立国际教育企业,予以案例启示。
《电器工业》编辑部[5]（2017）在《电器工业风云策划 2016大事记》文中认为1月1月4日,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获悉,三峡集团葛洲坝、三峡、溪洛渡、向家坝四大水电站2015年合计发电超1900亿千瓦时。1月10日,以"互联共享、智创未来"为主题的"2016年正泰电器新春营销团拜暨昆仑系列新产品发布会"在温州举行,正泰昆仑全新系列产品正式亮相。正泰昆仑系列产品项目累计投入1.5亿资金,累计申请360余项专利,共进行7860项可靠性测试。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风力发电电器设备分会[6]（2016）在《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风力发电电器设备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电工行业风电电器设备的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风力发电电器设备分会通过第一届理事会和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围绕风电技术创新、风电设备质量提升、风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风电电器设备标准化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进一步推进了风电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薛文龙[7]（2016）在《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 ——以1946～1960年间的哈尔滨市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国前后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单位共同体一直是我国城市基本的“社会——空间”单元,整个城市社会围绕着单位共同体形成了一整套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刚性社会治理结构。对于这一高度组织化的共同体如何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革中成为可能,综合以往相关研究的成果,基本可将其划分为苏联模式影响、根据地制度起源、民国制度改革起源、工人抗争遗产、制度叠加形成等五种理论解释。不过,相关研究不仅数量较少,且由于视角和观点的差异使得将已有研究体系化的努力不多。单位共同体既是一系列相互补充的复杂制度建构的结果,亦是不断的社会空间实践的产物。为此,本研究以单位共同体起源的制度与空间研究为视角,以1946年～1960年的哈市为研究时空界限,基于最原始的记录资料系统的考察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实践建构过程及其逻辑。本研究首先考察了 1946年后建构单位共同体相关制度政策的实践场域——国营企业在哈市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会重构实践中,国营企业成为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城市载体,哈市在这一建设方针下完成了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型,国营企业中的工人阶级亦成为城市中的核心人群。围绕着促进生产、保障工人生活等重要治理命题,国营企业成为城市治理实践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单位共同体类型。在单位共同体内部权力安排和互动模式的制度化展开过程中,以中苏合办的中长铁路公司诸工厂为媒介,哈市在国营企业的治理实践中系统的学习了苏联相关经验,包括厂长负责制、经济核算制八级工资制、劳动竞赛制度等都成为国营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对于“厂长负责制”的取代,中国共产党在国营企业中建立了一直延伸到车间班组的稳固健全的基层党组织,这成为国营企业由“生产功能体”走向“生活共同体”的转折点。由于党政系统中的“职责同构”现象,党政一体模式的确立促使原本应有国家承担的社会服务和保障职能越来越多的下沉到国营企业身上,“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拥有了制度化的推动机制。国营企业中的职工福利制度是单位共同体的最典型、最核心的制度形态,本研究以1953年为界,将其制度化演进脉络分阶段加以梳理。哈市解放前作为一座殖民城市,在其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着近代机器大工业与传统农业经济并存、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组织和前资本主义的家庭作坊经营并行、机器生产和传统手工生产并举的“二元区隔”现象。这种“区隔”现象使得这类大工业企业所需的人才、工人、材料等都无法在社会上实现普遍良性的流动,普遍性的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既缺乏体制推动力也缺乏社会基础,导致在解放前哈市的大型企业中就存在着针对职工的企业保障制度。在哈市解放后,运动式的工人“分红制”很快被放弃,通过学习苏联的劳动保险制度,哈市最早开始了制定劳动保险法案来保障工人生活的尝试。哈市的《战时暂行劳动法（草案）》/《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成为随后制定的《东北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制度起点,哈市在最初劳动保险法律条例制定的尝试,为后续的东北乃至全国的劳动保险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参考。由于这一制度中将劳动保险事业的执行主体落实到基层生产单位,最重要的基础生产单位——国营企业开始按照自身体量举办各种与职工生活相关的事业,从而使劳动保险制度在执行中开始向“单位职工福利”转化,职工的生活保障越来越依赖其所属工作单位。而订立集体合同的政策和职工福利事业投资体制的形成更是进一步促进了单位福利的体系化发展。社会性的劳动保险事业由此开始向“单位化”的职工福利模式转变。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是单位共同体制度化程度快速提升的开始。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为契机,单位共同体在空间实践和体制化形塑全面展开。依托大型国营企业建构的单位共同体,其空间扩张更为规范化和标准化,在组织建设、基本设施建设、人员配置等方面更为完善。不仅如此,这类国营企业还成为“社会重构模版”。在城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公私合营后的中小企业和各类合作社等不断合并重组,以建立类似的“生产和生活合一”的基层单位。尽管缺乏标志性事件,但到1960年,各种不同的实践、制度、政策的叠加已在单位共同体中形成了稳定而成熟的制度结构,单位共同体已经覆盖到城市各基层单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中的标准“空间——社会”单元。追溯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过程,供给制与“小公经济”同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革命遗产,虽然对于建国后的城市治理策略仍有影响,但其作为一种制度事实上都已被取消。苏联因素对于国营企业体制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均被弱化、替换或消解,尤其是党委制的确立和劳动保险制度向职工福利制度的转型,开启国营企业由“工作单位”向“生活共同体”转变的进程。早期共产党人受“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影响而形成的思想模型亦在单位共同体的制度实践中发挥了作用。此外,单位共同体的形成还存在着中国近代社会精英的宏观现代性方案与地域性实践互动的维度,建国后党政系统中的“职责同构”现象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人阶级治理实践从不同方面促进了单位共同体的制度建构。
范寒冰[8]（2015）在《比较试验方法在中国产品质量治理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产品质量治理的方法与应用为主题,主要通过案例与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比较试验方法对产品质量治理的内在机制,及其在中国引入与建立的实现路径。政府作为我国当前占绝对主导性地位的产品质量治理主体,未能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和经济效率,然而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比较试验机构作为政府之外的一类产品质量治理主体,却实现了较好的治理效果和经济效率。本文试图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采用的一种治理方法的研究,提出通过比较试验方法的引入和建立,提升我国产品质量治理的水平。围绕这一主题和目的,文本的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我国产品质量治理低效的原因,比较试验方法的产品质量治理机制,以及我国建立比较试验方法的困境与破解路径。我国产品质量治理低效的核心原因,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产品质量治理行为中制度激励的缺失。对于政府这一治理主体来说,行政官僚制度的体制就决定了政府无法通过有效的手段,使得政府内的工作人员获得足够的激励,为消费者收集、处理和传播有效数量的产品质量信息。其次,在我国现有的标准体制下,政府作为所有公共标准的唯一制定者,限制了企业生产更高质量产品的动力,也无法真正有效满足消费者的质量需求。再者,政府主体缺少足够的动力来主动传播产品质量信息,使得本就数量较少的信息更加无法起到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比较试验方法的产品质量治理机制,有效的弥补了政府质量治理中的这些不足。首先,比较试验机构由于其普遍采用的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使得消费者这一产品质量相关的最核心利益主体,成为了比较试验机构维持运营的实际出资人,因而对比较试验机构提供了足够的制度激励,只有通过从消费者的需求和利益出发,在有限资源下最大限度的产出最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质量信息,最大范围内的传播所生产的信息并被消费者认同和购买,才能使机构获得可持续发展。同时,比较试验机构间的竞争,筛选出最被消费者所认同的机构和产品质量标准,此时的政府和产品生产企业虽然成为了比较试验方法中的“搭便车者”,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由于各个利益主体间的激励相容,导致了比较试验方法对产品质量的有效治理。其次,比较试验方法在政府与企业主体之外,创新了一种新的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产品质量治理标准,将原本只是一个纯粹技术标准的纪录文档,转变为最大限度的将消费者的安全要求和体验感受纳入其中的需求显示与表达工具。第三,信息的传播对于比较试验方法的治理行为来说至关重要,比较试验机构拥有足够的动力来传播其所生产的比较试验信息,并采用了一系列的信息传递策略,最大化的发挥比较试验测试信息的传播范围和效率。这一传播的结果,既使更多的消费者获得了产品质量信息,提升了产品质量治理的效率,同时也使得比较试验机构自身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同,进而获得了更多的销售收入,形成了一个多赢的治理机制。对于我国建立比较试验方法的困境与破解路径的研究,本文对我国现有的代表性比较试验机构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这些机构的运行还不够成功的原因,首先就来自于这些机构普遍不具有独立第三方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机构运行中所暴露出的激励不足与信息传递低效的问题。其次,我国标准体制对于比较试验机构自主制定测试标准的限制,使得这些机构的测试结果难以真正的打动消费者,并使消费者为此而付费。最后,本文还基于当前我国体制改革所存在的契机,为比较试验方法未来在我国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Muangphum Harnsiripetch（韩冰）[9]（2014）在《他信·西那瓦政府引进外资的法律政策研究 ——以中国为例》文中指出2001年他信·西那瓦（泰文名：（?）,Thaksin Shinnawatra）上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他信要想赢得人民的支持,就必须要改善经济环境,推动泰国经济增长。对此,他信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最为有效、也是最为突出的就是要引进外资,而引进外资就需要改善投资的硬性和软件环境。在影响投资的五大环境即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环境的改善。除了法律环境的改善外,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第一,他信时代,他看到了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对外投资,且以“和平崛起”战略作为外交政策核心。在他信看来,该时期是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很好的机会。第二,自中泰1975年建交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泰两国政治关系较为和谐,在友好、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原则下,双边经济关系发展良好。双边贸易、投资、服务业都有着长足的发展,在直接投资方面也很显着。本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论述选题的缘起,梳理国内外研究的现状,介绍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正本主要分4章,第一章主要阐述相关基本理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环境与国际投资环境的构成因素,并且介绍投资环境评估与评估方法,以及选择何种理论的原因。在分析投资环境构成的法律因素这部分,笔者把投资环境的法律因素分成四个方面,即东道国国内的法律是否建全、与投资公司母国的双边法律关系、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和协议关系、对投资争议的处理。第二章是泰国引进中国的宏观环境分析,通过回顾他信政府之前中泰关系,结合他信政府时期的对外政策,最终总结出引进中国资本的国际环境背景。他信政府之前的中泰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回归到友好状态的一个过程,在此背景下,双方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内的合作,发展全方位外交。随着1989年苏联的解体,双方的合作越发密切。这一阶段的中泰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合作,双边经贸关系和贸易额不断增加。到了他信政府时期,在经济治国的背景下,他信坚持发展周边外交,扩大国际合作,并借助东盟平台,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总体而言,他信时代是对泰华关系的一个“蜜月”时期。第三章主要阐述他信政府吸引中国资本的法律政策,具体分析包括四个方面,即泰国国内法律规章的调整、中泰双边法律关系、泰国参加相关国际的机制对吸引中国资本的影响、泰国对中国投资争议的处理。在法律调整方面,《外商经营企业法》、《投资促进法》、《工业区法》等都在不同程度进行了修改,以便于外资进入到中国,需要说明的是,有很多的协议是专门和中国签订的,其意就在在吸引中国资本。在中泰双边协议上,双方主要致力于贸易、相互投资和经济合作。此外,本章还重点介绍了中国与泰国争议的处理方式。总体而言,从引进资本、利用外资、服务外资、争议解决等各个环节为中资的进入,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第四章是关于他信政府引进中国资本的法律政策述评,具体分为泰国政府自2006年到2013年他信卸任总理后历届泰国政府对他信政策的评价、他信政策的成果评估、他信政府吸引中国资本的法律政策“冷”“热”分析。在“冷”“热”分析方法上,笔者以美国学者伊尔·A·利特法克（Isiah A.Litvak）和彼得·班廷（Peter M.Banting）的“国别冷热比较法”作为评估标准。国别冷热比较法是以“冷”、“热”因素来表述环境优劣的一种评价方法,既把各个因素和资料加以分析,得出“冷”、“热”差别的评价。投资环境好属于“热国”,投资环境差即属于“冷国”。总体而言,他信政府之后的历届政府一直沿用他信的政策,并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举措。第五章是总结部分。在他信和他信时代之后,泰国的经济飞速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有泰国学者认这些政策对泰国的中小企业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宏观上来说,他信对于泰国经济和中泰关系的发展,可谓贡献突出,在笔者看来,他吸引包括中国资本在内的外资政策是成功的,他是泰国经济发展的“英雄”。
姚锐[10]（2011）在《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 ——政策分析的视角》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激发起世界诸多学者对这一转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浓厚兴趣。公共政策的演进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对公共政策进行分析有利于理解和总结中国转型的成功经验。中国博士后制度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博士后制度与人才制度、科技制度以及高等教育系统有着紧密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中国转型时期公共政策变革的样本。博士后制度是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宏观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新型人才培养制度。科学技术本身不断增长的复杂性是博士后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则是外部诱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专业科学家的产生,随着科学革命的深化,攀登到“巨人的肩膀上”的历程更加漫长艰难,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越来越超出科学家个人的负担能力,迫切需要进行有组织的、社会化的科学研究。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及其本身的复杂性,引发了政府的积极参与。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被应用于生产实践,证明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洞见。工业革命对科技的需求进一步刺激了技术创新,形成了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良性互动。知识生产最初是满足“闲逸的好奇”动机的个别活动,17世纪开始演变为以科学社团、科学期刊为载体的社会活动。随着19世纪末大企业建立的科研机构取代个别发明家占据主流地位,科技创新日渐体制化,推动一个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知识生产的社会部门的崛起。科学家的培养则从手工作坊模式转变到与工业化生产相一致的生产线模式。科学技术是广泛发挥作用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的需求日渐增长,最终导致了博士后制度的兴盛。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起博士后制度。博士后制度起源于培养青年科研人员的单纯目的,科学研究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年轻学者。理想的博士后制度安排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经历博士后研究阶段,提升科研能力,成为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然而在实际的发展进程中,博士后制度生成了一种附加功能。博士学位授予规模稳定增长,而学术职位的供给又随着经济景气程度而波动,从长期来看追求学术职位的人越来越多,学术职位供不应求。博士后研究就成了部分追求学术职位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一种过渡方案。中国博士后制度诞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了培养国家经济发展亟需的高层次人才,很短时期内恢复了高等教育秩序,建立起学位制度,派出留学生。李政道和国内一批学者的积极倡导建立博士后制度,得到国务院有关部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1985年国务院发文确定试点博士后制度。在博士后制度的创立过程中,学者、研究机构、大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积极互动,形成了高效的政策关系网。中国博士后制度作为一种培养年轻高层次人才的制度,为促进我国教育、科技、经济及社会发展,培养高水平的科研和管理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已经证明,博士后制度是一项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是一条快速培养高水平人才的成功之路,是一种组织高水平科研活动的有效方法,是加强国际人才竞争的重要手段。我国博士后制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等积极参与了博士后制度的政策制定,国务院领导下出台了一系列跨部门的政策,提供各种优惠条件,打破了人才流动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从而吸引优秀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政策环境制约政府对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博士后制度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最终被纳入解决公共问题的常规手段。在博士后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逐渐下放权力,从万能政府过渡到有限政府。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手段是政府直接干预。政府作用的发挥是通过杠杆机制来实现的,可以用较少的资源引导社会其他部门投入更多资源来解决政策问题,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由于政府对博士后的重视,使博士后实际上演变为“准学位”制度,博士后成为光彩照人的头衔。地方政府引入博士后从政,更拔高了博士后的地位。从博士后制度的经验来看,政策引导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政府手段和市场手段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在商品生产领域,市场手段更有效；反之,政府手段对于解决公共问题则是必要的,在公共领域,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是一国政府发展科学、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所在。美国政府在博士后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联邦政府为绝大多数博士后提供了研究经费。最近几年,由联邦政府直接支持的博士后人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家资助的博士后人数。另一方面,联邦机构开始着手关注博士后政策,改进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生活和科研条件。美国博士后研究人员中绝大部分是外国人,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博士后最后居留美国。博士后制度实际上成了美国从全球吸引高水科研人才、进行科技竞争的战略工具。博士后研究人员在博士后阶段为美国科技创新做出很大贡献,成为科学研究的生力军。大学是培养博士后的主要基地,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一般都设立博士后职位。美国大学是执行基础研究的部门,受到联邦政府巨额科研经费资助,大学用政府科研经费设立博士后职位,因而绝大部分博士后研究人员实际上间接得到联邦政府支持。基础研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博士后制度是美国政府保持竞争优势的战略工具。在美国,博士后是培养人才的成熟制度,绝大多数科学经历博士后训练后才能进入学术界。美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博士后群体,为美国学术界、产业界提供高水平的研发人才,保障了美国科研劳动力市场的充分供给。博士后研究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外国学者,其中不少人在完成博士后训练后,留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博士后制度成为美国从全世界掠夺人才的工具。美国政府在博士后制度中的作用常常被忽视。政府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博士后制度的发展,今后将更加积极地干预博士后制度。我们应当警惕美国政府有意隐瞒自己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大肆渲染自由主义政策,声称政府撤出在经济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把自由放任政策当成普遍适用的模式,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华盛顿共识”。然而,美国通过科技政策深深地介入商业经济的各个环节,对国内产业大力支持。美国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被布洛克批评为“隐形发展主义”,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和伪善性。隐形发展主义的实质是诱导发展中国家放弃政府的责任,从而在科技、人才等核心领域依附于发达国家,丧失竞争能力,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当前我国博士后制度发展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科技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企业与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导致企业博士后发展缓慢,筹集科研经费、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水平的预期政策目标不理想；受制于理论上的争议和认识上的误区,博士后制度未来政策走向不明确。面对激烈的国际科技和人才竞争,发展博士后制度、培养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在于政策创新。美国博士后制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联邦政府庞大的科研经费支持下,绝大多数博士后由主要执行基础研究的部门——大学来培养,博士后制度与科技体制、人才战略浑然一体。自我约束机制在欧美大学的成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博士后制度也是依赖于自我约束增强适应能力,维持较高的学术水平,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借鉴美国经验不是盲目照搬,而应当保持自己的特色,我国博士后制度的特色是政府的积极支持。在借鉴美国经验的时候,要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我国博士后制度未来发展要特别警惕“隐形发展主义”的误导,坚持在公共领域积极主动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卡尔·波兰尼认为完全自由、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是虚假的幻象,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政府干预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来说必不可少。美国政府鼓吹所谓的自由主义放任政策,而实际上通过发展科技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它实行的是“隐形发展主义”。我们必须认清其本来面目,从国际科技及人才竞争的现实出发,有针对地制定适当的政策。政策创新关键是机制创新。首先是决策机制,决策主体之间要互相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适当分权,以形成统一高效的政策体系。其次是建立法制化的、随时间和具体条件改进的支持机制,保障博士后制度发展所需的充足资源。改革人才培养机制,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促进博士后制度的国际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注意政策主体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二、《电器工业》杂志社理事会主要成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电器工业》杂志社理事会主要成员（论文提纲范文）
（2）设计奖项在创新型社会的意义 ——以德国IF、日本优良设计、中国红星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必要性 |
|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 |
| 一、强国——制定国家设计产业发展战略 |
| 二、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促进社会现代化 |
| 三、责任——普世设计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设计奖项研究现状 |
| 二、国内设计奖项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问题与方法 |
| 二、特色与创新 |
| (一)学术理论的创新性贡献 |
| (二)实际价值的创新性贡献 |
| (三)社会普及教育的创新性贡献 |
| 第五节 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国际设计奖项概述 |
| 第一节 奖项的意涵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中期设计价值对设计奖项建立的影响 |
| 一、德意志制造联盟对设计奖项建立的影响 |
| 二、现代主义与机械美学对设计奖项建立的影响 |
| 三、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设计对设计奖项建立的影响 |
| 四、“优良设计”观念复兴的设计因素对奖项建立的影响 |
| 第二章 设计奖项的产生背景及构成要素 |
| 第一节 国际设计发展趋势 |
| 一、国家层面发展措施对设计奖项的影响因素 |
| (一)制定国家级设计振兴政策 |
| (二)设计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立 |
| (三)设计公共设施的建设 |
| (四)设计教育体系的完善 |
| (五)设计产业的学术研究 |
| 二、行业发展趋势对设计奖项的影响因素 |
| 三、从业机构发展趋势对设计奖项的影响 |
| 第二节 设计奖项评奖机制与基本构成要素 |
| 一、设计奖项的评奖机制 |
| 二、设计奖项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 |
| 第三章 国际奖项对比分析研究 |
| 第一节 国际设计奖项综述 |
| 第二节 三大代表性设计奖项的重要性与作用比较分析 |
| 一、德国IF、日本G-mark、中国红星奖的产生背景比较 |
| 二、德国IF、日本G-mark、中国红星奖的奖项结构比较 |
| 三、德国IF、日本G-mark、中国红星奖奖项机制与流程比较 |
| 四、德国IF、日本G-mark、中国红星奖评委与获奖者比较 |
| 五、德国IF、日本G-mark、中国红星奖的完善与发展 |
| 六、德国IF、日本G-mark、中国红星奖的外延比较分析 |
| 第四章 设计奖项设立与企业的关联 |
| 第一节 设计奖项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
| 一、设计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
| 二、设计奖项对于企业的重要性 |
| 第二节 设计奖项与国际企业发展的关联 |
| 一、德国瓷器制造商罗森塔尔(Rosenthal)与IF |
| 二、产品与服务供应商WMF与 IF |
| 三、电器生产商博朗(Braun)与IF |
| 四、技术和服务供应商博世(Bosch)与IF |
| 五、电器制造与系统服务西门子(Siemens)与IF |
| 第五章 设计奖项设立与社会的关联 |
| 第一节 奖项建立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三大代表性奖项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联 |
| 一、专业人才储备上的价值 |
| 二、国家经济发展与推动社会进步层面上的价值 |
| 三、普世的教育意义及人才储备作用 |
| 四、各奖项特点 |
| 第六章 设计奖项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实践推动作用 |
| 第一节 社会的现代化理论对设计奖项的影响 |
| 第二节 知识时代的科技、产业与设计奖项的必然联系 |
| 一、工业文明社会的科技发展与设计奖项的关系 |
| 二、创新型社会中知识特性与设计奖项的关系 |
| 三、设计奖项对科技发展的驱动 |
| (一)设计是技术和文化的桥梁 |
| (二)技术是需要被思想驱动的工具 |
| 四、知识经济下产业结构与设计奖项的关系 |
| 第三节 设计力创新 |
| 第四节 设计奖项的新发力与新内涵 |
| 一、设计奖项的批评价值 |
| 二、设计奖项加强设计的体验感 |
| 三、设计奖项可改变社会 |
| 第五节 设计奖项的价值测度 |
| 结论 |
| 第一节 设计奖项在创新型社会中的思考与启示 |
| 一、从红点2018 中国失信事件看设计奖项的公信力与价值导向 |
| 二、西方国家对设计奖项的重视与发展力度更加切实 |
| 三、设计奖项的设立数量大于质量 |
| 四、设计奖项仍应以推动本土设计与经济的发展为目标 |
| 五、设计奖项应正确的引导设计与社会科技之间的连接 |
| 六、设计奖项在设计人才储备与普及性教育的重要性 |
| 七、设计要创造新型的、却并不遥远的生活方式 |
| 第二节 设计奖项在创新型社会意义研究的重要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工业”、“工业化”、“工业建设”三个概念的界定 |
| 四、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社会概况 |
| 一、混乱的政局 |
| 二、衰败的经济 |
| 三、落后的习俗 |
| 第二节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的两次论争 |
| 一、“广西经济出路”大讨论 |
|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论争 |
| 三、两次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
| 小结 |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 |
| 第一节 商人的参与 |
| 一、广西商业、商人与商会 |
| 二、粤港客商与广西的商业 |
| 三、两广商人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广西的手工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20世纪30年代广西手工业发展概况 |
| 二、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主导 |
| 一、工业化目标从徘徊到确定 |
| 二、广西工业建设的管理机构 |
| 三、工业政策、工业法规的变迁 |
| 四、具体的工业决策行为及其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外部助力 |
| 第一节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广西的经济调查 |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广西实业的考察及其影响 |
| 一、两广实业考察团组团的由来 |
| 二、两广实业考察团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广西工业化问题上的互动 |
| 第三节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广西考察团与南宁年会 |
| 二、桂林年会与桂林展览会 |
| 三、两次年会对广西工业化的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契机 |
| 第一节 交通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
| 一、水路运输的近代化转型 |
| 二、公路运输快速发展 |
| 三、航空运输后来居上 |
| 四、铁路运输大器晚成 |
| 第二节 战时工厂内迁为工业化带来新活力 |
| 一、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到广西的基本情况 |
| 二、工厂内迁与广西的工业化 |
|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
| 一、近代以来广西财税体系的变迁 |
| 二、20世纪30-40年代广西财税体系的改革 |
| 三、广西新财税体系对工矿事业发展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抗战以前广西工业化的起步 |
| 一、矿冶业的近代转型与初步发展 |
| 二、广西近代工业的崛起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
| 一、外省工业的迁入 |
| 二、广西工业快速发展 |
| 三、抗战时期民营工业的迅速发展 |
| 第三节 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广西企业公司 |
| 一、广西企业公司概况 |
| 二、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 |
| 三、广西企业公司的价值 |
| 第四节 日军入侵广西对广西工业的破坏 |
| 一、日军对广西一般工业的破坏情形 |
| 二、日军对广西水电事业的破坏情形 |
| 三、日军对广西矿业破坏的情形 |
| 第五节 战后重建与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一、战后广西工业重建计划概况 |
| 二、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小结 |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
|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 |
| 一、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较 |
| 二、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程度比较 |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不足方面 |
| 一、对工业化问题认识的不足 |
| 二、对工业化实施的行为不足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历程的认识 |
| 二、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诸问题的反思 |
| 三、从广西的经验教训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桂系时期有关广西工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A公司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A公司发展战略现状分析 |
| 2.1 A公司发展情况概述 |
| 2.2 A公司战略实施现状分析 |
| 2.2.1 组织机构 |
| 2.2.2 主营业务发展现状 |
| 2.2.3 第二主业发展现状 |
| 2.3 A公司战略管理存在的问题 |
| 2.3.1 战略管理体系有待完善 |
| 2.3.2 人力资源管理急需改进 |
| 2.3.3 主营业务发展不容乐观 |
| 2.3.4 第二主业发展面临挑战 |
| 第3章 A公司内外部环境分析 |
| 3.1 宏观环境PEST分析 |
| 3.1.1 政治环境分析(P) |
| 3.1.2 经济环境分析(E) |
| 3.1.3 社会、文化环境分析(S) |
| 3.1.4 技术环境分析(T) |
| 3.1.5 宏观环境因素(PEST)分析小结 |
| 3.2 基于五力模型的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
| 3.2.1 行业内竞争者的竞争 |
| 3.2.2 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
| 3.2.3 替代品的威胁 |
| 3.2.4 买方议价能力 |
| 3.2.5 供方议价能力 |
| 3.2.6 行业竞争结构分析小结 |
| 3.3 A公司内部环境分析 |
| 3.3.1 A公司成长历程 |
| 3.3.2 A公司资源与能力分析 |
| 3.3.3 A公司内部环境分析小结 |
| 3.4 A公司战略管理环境SWOT分析 |
| 3.4.1 优势分析 |
| 3.4.2 劣势分析 |
| 3.4.3 机会分析 |
| 3.4.4 威胁分析 |
| 3.4.5 SWOT综合分析表 |
| 第4章 A公司战略管理定位及实施保障 |
| 4.1 A公司战略管理指导思想 |
| 4.2 A公司战略管理发展目标 |
| 4.3 A公司发展战略实施保障 |
| 4.3.1 创新营销战略 |
| 4.3.2 财务管理战略 |
| 4.3.3 人力资源战略 |
| 4.3.4 研发创新战略 |
| 4.3.5 公司文化战略 |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电器工业风云策划 2016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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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
| 9月 |
| 10月 |
| 11月 |
| 12月 |
（6）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风力发电电器设备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一)推动风电技术创新体系建立 |
| (二)健全风电设备质量管理体系 |
| (三)搭建风电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 |
| (四)稳步推进风电电器设备标准化工作 |
| (五)适应改革加强协会自身建设 |
（7）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 ——以1946～1960年间的哈尔滨市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单位共同体起源的制度与空间视角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单位共同体遗产的继承与思考 |
| 1.2.2 理论意义:单位共同体形成的制度“实践中介” |
| 1.3 概念梳理 |
| 1.3.1 “单位”概念梳理 |
| 1.3.2 单位制及其衍生概念梳理 |
| 1.3.3 单位共同体 |
| 1.4 国内外已有研究及评述 |
| 1.4.1 苏联模式影响 |
| 1.4.2 根据地制度起源 |
| 1.4.3 民国制度改革起源 |
| 1.4.4 工人抗争遗产 |
| 1.4.5 制度实践叠加 |
| 1.5 时空界限 |
| 1.6 研究方法与资料说明 |
| 第二章 单位共同体的背景及发轫 |
| 2.1 1898年——1946年哈市企业的早期发展 |
| 2.2 1898年—1946年哈市企业的治理传统 |
| 2.3 解放后至“南厂北迁”时期的哈市国营企业 |
| 2.4 “一五”时期哈市国营企业的发展 |
| 2.5 国营企业: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城市载体 |
| 第三章 单位共同体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 |
| 3.1 中长铁路与国营企业领导体制 |
| 3.2 “单位之核”:企业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3.3 “企业化”管理:从战时供给制到经济核算制 |
| 3.4 企业民主化:从工厂管理委员会到职工代表大会 |
| 3.5 企业薪资制度演变:从分红制到工薪制 |
| 3.6 劳资关系:集体合同与终身就业制度的形成 |
| 3.7 国营企业中的政治动员与道德激励机制 |
| 第四章 单位共同体的制度化演进(1946～1953) |
| 4.1 哈市劳动保险和福利制度的早期背景 |
| 4.2 哈市的劳动保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4.3 公共服务事业向职工福利事业的转型 |
| 4.4 国营公营企业的职工福利体系的发展 |
| 4.5 集体合同对国营企业职工福利事业的形塑 |
| 4.6 职工福利事业投资体制的初步形成 |
| 第五章 单位共同体的制度化定型(1953～1960) |
| 5.1 哈市单位共同体的空间实践 |
| 5.1.1 哈尔滨锅炉厂 |
| 5.1.2 哈尔滨电机厂 |
| 5.1.3 哈尔滨汽轮机厂 |
| 5.1.4 哈尔滨轴承厂 |
| 5.1.5 哈尔滨亚麻纺织厂: |
| 5.2 哈市单位共同体空间实践的相关讨论 |
| 5.2.1 单位共同体的“差序格局” |
| 5.2.2 苏联因素的作用 |
| 5.2.3 生产与生活合一的社会空间模式 |
| 5.2.4 大跃进时期单位共同体扩张加速 |
| 5.2.5 “单位——国家”的同构效应 |
| 第六章 分析与讨论 |
| 6.1 结论分析 |
| 6.1.1 由“农村革命”向“城市管理”的实践策略转换 |
| 6.1.2 “苏联经验”移植与转型的实践模板 |
| 6.1.3 典型单位共同体的空间治理实践 |
| 6.2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8）比较试验方法在中国产品质量治理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问题与研究的背景 |
| 1.1.2 定义与界定 |
| 1.1.3 假设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产品质量治理的文献研究 |
| 1.2.2 对比较试验方法的文献研究 |
| 1.2.3 对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 2. 比较试验方法的概况与理论分析 |
| 2.1 比较试验方法的概况 |
| 2.1.1 比较试验机构的发展现状 |
| 2.1.2 比较试验方法的运行方式 |
| 2.1.3 测试结果的产生过程 |
| 2.2 进一步的界定 |
| 2.2.1 产品质量治理的核心利益相关者 |
| 2.2.2 产品质量信息的准公共物品属性 |
| 2.2.3 产品质量信息的分类与差异 |
| 2.3 比较试验方法的治理机制分析 |
| 2.3.1 比较试验方法对利益相关主体的有效激励 |
| 2.3.2 比较试验标准创新的产品质量治理机制 |
| 2.3.3 比较试验方法基于信息广泛传播的治理机制 |
| 2.4 本章小结 |
| 3. 政府单一监管下中国产品质量治理的现状分析 |
| 3.1 中国产品质量治理的现状 |
| 3.1.1 中国产品质量治理的背景与概况 |
| 3.1.2 中国产品质量治理的效果 |
| 3.1.3 中国产品质量治理的经济效率 |
| 3.2 导致产品质量治理低效的原因分析 |
| 3.2.1 单一的治理主体缺乏有效制度激励 |
| 3.2.2 单一产品质量治理依据 |
| 3.2.3 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产品质量信息供给 |
| 3.3 本章小结 |
| 4. 国外比较试验对产品质量治理的实证研究 |
| 4.1 比较试验方法的变迁特征 |
| 4.1.1 比较试验方法缘起于消费社会的到来 |
| 4.1.2 比较试验方法内生于质量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出现 |
| 4.1.3 比较试验方法的建立是对政府质量监管供给不足的补充 |
| 4.2 比较试验方法的产品质量治理特征 |
| 4.2.1 对消费者形成实质性的影响力 |
| 4.2.2 生产商自觉遵守所制定的规则 |
| 4.2.3 与政府监管形成有效的互动 |
| 4.2.4 比较试验机构能够不依赖政府和企业独立运行 |
| 4.2.5 比较试验方法的经济效率 |
| 4.3 比较试验方法的产品质量治理机制分析 |
| 4.3.1 包容多主体利益的共同治理机制 |
| 4.3.2 测试标准的创新促进产品质量提升 |
| 4.3.3 产品质量信息的有效传播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5. 比较试验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现状 |
| 5.1 三种不同类型的比较试验机构 |
| 5.1.1 政府模式 |
| 5.1.2 非营利企业模式 |
| 5.1.3 企业模式 |
| 5.2 比较试验方法在我国应用的问题分析 |
| 5.2.1 比较试验机构的运行缺乏有效的制度激励 |
| 5.2.2 比较试验机构缺乏有效的标准创新 |
| 5.2.3 比较试验机构缺乏有效的信息传播 |
| 5.3 本章小结 |
| 6. 比较试验方法对我国产品质量治理的意义及政策建议 |
| 6.1 比较试验方法对我国产品质量治理的意义 |
| 6.1.1 有效缓解严重的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 |
| 6.1.2 以满足需求的标准升级促进产品质量提升 |
| 6.1.3 激励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参与质量的共同治理 |
| 6.2 我国建立比较试验方法的可行性 |
| 6.2.1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改革 |
| 6.2.2 标准体制的改革 |
| 6.2.3 互联网发展提供的平台与机遇 |
| 6.3 比较试验方法建立的路径 |
| 6.3.1 由政府参与设立比较试验机构 |
| 6.3.2 设计比较试验机构的竞争与监督机制 |
| 6.3.3 比较试验测试标准的保护 |
| 6.4 本章小节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他信·西那瓦政府引进外资的法律政策研究 ——以中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论文特点与结构 |
| 第一章 相关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环境 |
| 第二节 投资环境评估与评估方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泰国引进中资的宏观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他信政府之前中泰关系回顾 |
| 第二节 他信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他信政府吸引中国资本的法律政策 |
| 第一节 泰国国内法律规章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泰双边条约协议结构 |
| 第三节 泰国参加相关国际的机制吸引中国资本的影响 |
| 第四节 泰国对中国投资争议的处理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他信政府引进中国资本的法律政策评价 |
| 第一节 他信总理后的泰国政府对他信政策的反应 |
| 第二节 他信政策的成果评估 |
| 第三节 他信政府吸引中国资本的法律政策“冷”“热”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 ——政策分析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作为高等教育系统组成部分的博士后制度 |
|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分析框架 |
| 核心概念 |
|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博士后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
| 第一节 "博士后"概述 |
| 一、定义 |
| 二、部分国家博士后发展情况 |
| 第二节 博士后起源与背景 |
| 一、内在动力:科学本身不断增长的复杂性 |
| 二、外部诱因:科学技术的功利价值 |
| 三、知识生产的社会化与组织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博士后制度创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博士后制度创立时间的探讨 |
| 一、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与政策确立时间 |
| 二、官方认定的博士后制度创立时间 |
| 第二节 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 |
| 一、发展阶段 |
| 二、发展成就 |
| 第三节 政策议程与政策主体间的互动 |
| 一、政策议程的建立:从CUSSPEA项目到博士后制度 |
| 二、政策主体的特殊性:国家最高领导人参与决策 |
| 三、政策关系网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博士后发展过程中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使用 |
| 第一节 环境变革与政策的适应性 |
| 一、社会转型与政策环境变革 |
| 二、政策对环境变革的回应 |
| 三、从万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
| 第二节 政策的作用机制 |
| 一、政策杠杆与马太效应 |
| 二、杠杆作用实例 |
| 第三节 平衡政府与市场 |
| 一、解决社会问题的部门 |
| 二、平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博士后制度中的政府角色与"隐形发展主义" |
| 第一节 美国博士后制度发展 |
| 一、美国博士后制度发展历程 |
| 二、美国博士后制度特点 |
| 第二节 美国博士后制度中的政府角色 |
| 一、美国科技体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 |
| 二、作用战略工具的博士后制度 |
| 三、美国博士后制度中政府的独特作用 |
| 第三节 "隐形发展主义"的警示 |
| 一、日渐加强的政府作用与"隐形发展主义" |
| 二、"隐形发展主义"的实质 |
| 三、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前瞻 |
| 第一节 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
|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 |
| 二、企业博士后左右为难 |
| 三、政策的不确定性 |
| 第二节 如何对待美国经验 |
| 一、美国经验:不可借鉴性 |
| 二、美国经验:可借鉴性 |
| 三、中国特色的继承与发扬 |
| 第三节 我国博士后制度政策创新 |
| 一、对隐形发展主义的回应 |
| 二、博士后制度定位 |
| 三、政策创新关键是机制创新 |
| 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电器工业》杂志社理事会主要成员（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标准化组织国内技术对口单位绩效考核管理研究[D]. 张萌萌. 北京邮电大学, 2021
- [2]设计奖项在创新型社会的意义 ——以德国IF、日本优良设计、中国红星奖为例[D]. 庞观.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3]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4]A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 曹露露. 昆明理工大学, 2017(01)
- [5]电器工业风云策划 2016大事记[J]. 《电器工业》编辑部. 电器工业, 2017(01)
- [6]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风力发电电器设备分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J].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风力发电电器设备分会. 电器工业, 2016(12)
- [7]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 ——以1946～1960年间的哈尔滨市为中心[D]. 薛文龙. 吉林大学, 2016(01)
- [8]比较试验方法在中国产品质量治理中的应用研究[D]. 范寒冰. 武汉大学, 2015(07)
- [9]他信·西那瓦政府引进外资的法律政策研究 ——以中国为例[D]. Muangphum Harnsiripetch（韩冰）. 南京大学, 2014(08)
- [10]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 ——政策分析的视角[D]. 姚锐. 南京大学, 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