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力转移越多 农民致富越快（论文文献综述）
王莉莉[1]（2020）在《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指明座落于吕梁山地区的兴县曾在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被誉为晋西北的“小延安”,其连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15年的发展历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改革政策及实践努力。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进程,并注重从细节出发再现历史真相,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组合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期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共分六部分4章内容,具体分述如次:绪论部分叙述了本文研究缘起,梳理了学界先前相关研究状况,阐明了研究内容与方法,介绍了运用的基本资料情形。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行途进路,认为新中国初期兴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与晋绥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脉相承的,其间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发展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最终组织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三章阐述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过程,认为随着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化和高级化,其生产方式亦发生了改变,即互助组阶段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到劳动定额管理且农田劳动生产随之更有计划性。第四章讨论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情形,认为收获物分配关切农民一年收入及一家人生活水平,且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组织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在工分制中,一个合理的评工记分方式至关重要,它是公平等价交换的关键。结语部分是全文总括,认为兴县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始终在党或国家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推进,但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色和逻辑。首先,兴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先行性,初级农业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迈向集体经济的重要步骤,其典型模式在兴县得到较早的探索与实践。其次,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可实践性,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有效发力的政策执行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可持续性。进一步说,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衷在于解决农户生产中的困难,此乃生存需要,而最终实现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则是生活需要,无论农民出于何种动机加入合作组织;农户之间互补不足是双赢,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达成统一更是双赢,两者共同建构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中的互利双赢关系。
李全平[2]（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提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杨柳[3]（2020）在《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特色农产品交易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夏津县地瓜种植户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各地开始推进特色农产品的种养殖,“一乡一品”“一村一品”逐步成为农村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与农产品结构的调整几乎同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正在改变农产品的销售形式。在农村,农户除了在传统市场上进行交易外,还利用互联网有效地选择、并自发地建立了一些网络信息平台,借以推进农产品的交易,这使得不同类型平台的结构（尤其是信息结构）对农户的交易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成为本研究关注的主题。本论文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为调查点,对该县416户地瓜种植户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以农户从事地瓜交易的平台为切入点,以平台中的信息结构为关键点,将施坚雅等人分析的基层市场视为农户进行农产品交易的一个平台,并以此为参照,探讨自主网络平台和既定网络平台这两类网络平台在交易中的运用,进而分析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在传统交易平台,农户的销售渠道选择较为多元,他们既可以在专业地瓜交易市场上同外来的地瓜采购商进行跨区域地交易,又可以通过当地的地瓜“代办”进行面对面的交易;同时,传统集市平台的兴盛使得地瓜的零售交易仍然存在,而新型综合性交易市场（如超市）的兴起亦使得优质产品获得独立的交易机会。就信息结构来看,传统交易市场平台仍依附于原有的地域空间,交易形式仍以面对面沟通达成为主,但是,当“代办”和收购经纪人这类“中间人”日益增多时,传统地瓜交易市场的层级开始呈现出扁平化特征;同时市场信息得以在既定的空间内针对性地传达。农户选择传统平台进行交易的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非传统平台而言,地瓜种植经验、是否加入合作社、2018年家庭纯收入均对农户选择传统交易平台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同样地,相对于传统交易平台在内的多个平台而言,地瓜总产量、地瓜采购量与地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地瓜种植经验、是否拥有地窖、是否加入合作社均对农户选择传统交易平台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只有户主的年龄对农户选择传统交易平台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在自主网络平台（微信交流群）中,虚拟的时空结构使外来采购商的采购半径大大拓展,也使得农户获得了更具发散性的交易链接通道。微信交流群通过成员身份选择,使交易信息在不同成员之间有选择地传递,不同的交易对象能借助自主网络平台来突破空间的限制,进而进行交易对象选择、价格谈判,并最终达成交易。由于农户种植规模及产品品质的差异,其在微信交流群的平台准入、信息发送和交易对象的选择等信息的获取上具有层级性特征。对影响农户选择微信交流群作为信息交流平台的回归分析表明,相对于不选择地瓜微信群而言,地瓜总产量、地瓜交易量、地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地瓜种植经验、是否加入合作社均对农户选择地瓜微信群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同样地,相对于地瓜微信群在内的多个平台而言,地瓜总产量、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选择地瓜微信群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只有家庭的代际层级数对农户选择地瓜微信群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对影响农户在微信交流群交易效果的因素分析表明,农户的地瓜总产量、地瓜采购量、地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农户的信息发送方式对其在微信群的交易均有正向影响;农户的议价策略对其成功交易也有一定影响。相比于从高到低报价和从低到高报价而言,农户不报价、从客户中间选择一个最高价的交易策略有助于帮助其更好的达成交易。在既定网络平台（“一亩田”平台）中,信息的内容、种类、频率均被平台设置成既定模式。此类平台在提供海量信息的基础上,采用了控制单边卖方（农户）准入来实现与买方对接的信息发送模式,这使得此类平台更类似于全天候卖方集市,其通过对信息的甄别而实现匹配交易。此类平台的信息结构虽然具有虚拟时空的特点,但是却因为信息量大而具有横向匹配的层级性特点。这就使得在争取信息流通效率的过程中,那些交易量大、品质优、更具价格竞争优势的地瓜农户愿意为了追求更高的交易匹配率而支付更高的平台使用费,去搜寻更合宜的交易对象。对影响农户选择“一亩田”作为交易平台的回归分析表明,地瓜交易量对农户的平台选择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地瓜种植经验对农户能否成功在“一亩田”上达成交易有显着正向的影响;户主年龄与其平台选择在统计上呈负相关。对影响农户在“一亩田”平台交易效果的回归分析表明,是否注册与农户在平台上的交易量无显着关系;是否发送信息、农户收到的信息反馈速度、地瓜采购量对农户的平台交易量有正向影响;然而,农户的议价策略对其在平台上的交易量无显着影响。本文最终得出四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夏津农户在从事地瓜种植时,由于资金、技术及风险偏好的差异而在种植规模及种植方式上存在不同,这种不同导致农户之间出现分化,并影响他们的地瓜交易行为;第二,传统市场平台、自主性网络平台与既定网络平台所蕴涵的信息结构特征影响着农户的交易平台选择,且不同的农户在这些平台中的交易行为存在差异;第三,当农户通过网络平台来促进农产品的交易时,互联网自身的超时空性则使得农户不必再囿于农村的基层市场体系逐级向上运输,这令传统的具有等级性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呈现出扁平化的特征;第四,农户通过分散建立地窖来储存产品而获得了较高的利润,这使得该产品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利润分配发生改变,此类特色产业的产业链拓展需要应对产业利润分配的事实,而提升终端产品的附加值。
孙雪[4]（2020）在《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文中认为1958年,河北省徐水县因集体化的农田水利建设创造出“徐水经验”,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点”,更一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焦点,在环境史、革命史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考察。安肃（徐水）县由于西部群山环抱、山土薄瘠,东南临近淀泊、地洼土碱,境内漕、瀑、萍三条河流河身狭小、源短流急,气候寒暑皆烈,降水不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使农业生产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自然条件的有限性,水、旱、风、雹、虫等灾害的频繁发生,都影响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近代以来,在灾害与战争的消耗中,徐水陷入了深刻而持续的自然与社会危机之中。全面抗战以来,徐水军民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共积极介入徐水后,处于游击区的徐水党政军民互助合作坚持生产,使张瑞合作社发展成晋察冀合作社的一面旗帜。解放战争期间,以集体化为导向的生产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贫困与灾荒的历史包袱,“组织起来”成为人民的选择。围绕农业生产,徐水的党政军民开展起生产救灾、互助合作,走上了“大家发财、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使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体化劳作成为可能。1957年冬—1958年春,徐水县通过全县统一规划领导,实现了水利化。经过陈正人的总结,“徐水经验”初步形成。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徐水的经验普遍推广”,徐水成为领导大跃进的先进典型而受到全国瞩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徐水开展起全县范围的“劳动大协作”和“全民食堂化”,呈现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特征,被盛赞为共产主义性质的萌芽。伴随着毛泽东视察徐水,“徐水经验”得到质的提升与固化,其核心“三化”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为“人民公社”的特征而内化、泛化到全国;暴得大名的徐水则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展起“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出现许多过火行为,遭到“冷处理”而黯淡收场。当然,“共产主义试点”的失败不足以否定徐水人民的浩大实践,对“徐水经验”的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中共前三十年的集体化理想传承与变迁。
秦妍[5]（2018）在《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评价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古往今来,民富则国安,民强则国盛。乡村振兴是同农民基本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乡村发展愿景,是基于新中国乡村建设历史与现实,以乡村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为纵横参照的凝心聚力的理想目标,表达了千百年来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夙愿和向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从土地改革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演变过程,每一次时代的主题都给农村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土地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赋予了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了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则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发展和超越,其现实关照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落的现象,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为了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是在对乡村振兴目标指向清晰明确的基础上,主要回答乡村振兴是否实现以及效果实现得怎么样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就要构建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这是科学地评价乡村振兴的基础。通过运用一定的评价方法,将乡村振兴的目标进行量化,进而对乡村实际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目标之间的差距作出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使乡村振兴具有可预见性。由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不久,关于乡村振兴评价研究的文献还很鲜见,因此尚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规划,说明乡村振兴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动态性特征,且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时间上一致。如果以本世纪中叶为节点,可把乡村振兴的实现分为三个阶段,从当下到2020年-2035年-2050年,通过对每个阶段乡村振兴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价,就能够清晰地描绘乡村振兴实现过程的行动轨迹,并对实现过程中目标方向的偏离进行校正。全文共分为五章。导论对本论文的研究依据、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主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对涉及乡村振兴、“三农”问题及农村发展评价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自己的研究提出了预期目标。第一章首先对本文涉及到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乡村振兴的思想来源进行了梳理,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从而构成了本文关于乡村振兴目标评价的逻辑起点。第二章对乡村振兴进行了理论分析,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的理论模型,分别从目标维度和价值维度对乡村振兴进行评价。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明确的价值诉求,要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和城乡均衡发展的需要。这样的价值诉求贯穿全文,并构成了乡村振兴目标评价的价值标准。第三章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维度和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历史节点构建了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第四章主要是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检验和案例分析,对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乡村分别进行了乡村振兴水平的评估。通过四个具体案例分析,比较评价了当前我国乡村实际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进一步验证了我国乡村发展的不平衡性,分析了案例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第五章则是针对前文中案例村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提出了对策建议。最后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对本文研究的思考和总结。
王宏涛[6]（2018）在《洼村：一个西北贫困村落的民族志》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人类学视角出发,针对宁夏固原一个回族村落的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将贫困看作是一种被生产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客观现象的反映,认为它解决的不仅仅是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贫困农户在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过程中,所形成和展示出的行为模式和文化适应。贫困农户的生计方式是村落文化系统中的核心内容,而文化教育、婚姻家庭、亲属关系、病患医疗等则是适应环境的生活结果,受到文化系统中生计方式的决定和塑造,同时自身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并显示出促进或延缓生计适应性的作用。本文的内容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研究的缘起与问题意识,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贫困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关键概念、研究方法及文章内容结构。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对作为田野调查地点的洼村村落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约束下、人文生态环境影响下的人居生态环境适应性进行历时性分析,可以在时空层面更好地理解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的影响,提供贫困村落应对自然生态的人居环境适应。第三章主要从对洼村生计的时间、空间角度出发,分析贫困农户生计结构及其背后的逻辑运行机制,提出了“生计决策”和“生计平衡”。以扶贫机构的视角,描述一个致力于贫困农户生计改善的扶贫项目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分析扶贫机构所秉持的“发展的话语”与贫困农户“隐藏的文本”之间的互动博弈过程,指出“目标错位”是导致扶贫项目难以持续推进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大众传播介入贫困问题的话语作用和影响。第四章的内容主要探讨在当前洼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现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学校教育在洼村中满足生存条件下底层社会身份再生产机制的生成。第五章分为性别分工与生育制度、婚姻与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三个部分,从中我们可以寻找到洼村贫困在性别分工和生育抚育方面的影响,以及由高价彩礼所导致的家庭贫困和家庭结构在应对贫困的功能变迁。第六章主要从患者对疾病治疗的感受和经历,包括患者自己对疾病的认知、求医行为、求医方式选择、医疗机构提供的治疗、患者及家属寻求的其他治疗办法、治疗物（医学药品和非医学药品）的文化属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及患者对疾痛的感受和叙事等,对医疗场域的村医治疗惯习和医患互动关系进行解剖,揭示村民在贫困生活状态下的疾病治疗逻辑,寻求文化传统在疾病治疗、健康维护中的参与和价值,力图从医疗场域的动态变化形式中折射出洼村村民对待疾病和治疗的生活态度。第七章为结论与展望部分,在前文内容的基础上总结贫困农户在生计文化适应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生存逻辑和消费特征,从对发展话语的反思向对地方性知识尊重的基础上,提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文化人类学路径实施转变,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作为脱贫发展的最终目的。
张良[7]（2017）在《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农村把握城乡统筹发展的契机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激发农村发展活力。2016年作为十三五战略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改革任重而道远。农村新型社区正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优化农村新型社区的协调运行与良性治理,实现农村社区村民由“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有真切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灵魂要求的核心要旨。税费改革之后,县乡财政困境下,农村社区的治理也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逡巡不前,经济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区治理的桎梏。“处低谷而力争,迎高潮而快进”,农村社区治理资源匮乏之际,迎来新型城镇化实质性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机遇,如何抓住机遇,实现农村新型社区的治理与“善”治,成为挣脱桎梏牢笼的关键所在。因此,研究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的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对于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涵括六个板块的内容。绪论为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简要阐发了研究的背景,税费改革之后的乡村治理面临经济基础薄弱的困境,恰巧引来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契机。在此背景下笔者提出问题,并界定了经济资源、农村新型社区以及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概念。笔者从历史变迁的维度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经济资源对农村发展影响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着力点、研究方法、选址依据、研究意义以及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主体的影响比较。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乡镇基层政府发挥整合功能,整合财政资金、项目、土地、企业等经济资源输入社区,给社区治理提升增量资源。社区基层组织发挥维持功能,支配和控制社区的经济资源,完善组织机构设置,改善办公设施,包括物业服务,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维持社区的治理正常运转。社区村民具有目标获取功能,既有基于单向度追求经济利益目标的“理性选择”,也有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复杂目标取向的参与,甚至有基于趣缘的各类自组织协会、志愿者参与,归根结蒂社区居民参与的核心在于经济资源嵌入下的可交换资源导向。而企业、个体经营以及生产合作社等,则具有适应功能,创造出的经济资源规模、效益、速度适应社区治理的运行幅度和频度。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自身系统整合程度低,以上各治理主体的功能效用缺乏经济力的支撑无法彰显,各治理主体出现角色紧张、行为偏差,无法在社区内凝聚,走向离散。第三部分为经济资源对农村新型社区治理机制的影响比较。一方面,“风险”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蕴育着社区治理机制运行当中的风险。风险一,经济资源嵌入下带来的乡政村治运行机制风险。经济富庶的农村社区所在的基层政权职能由“服务”转向“汲取”,存在亲手断送繁荣的风险。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所在乡镇政权“悬浮”于农村社区,受经济资源束缚带来保姆型政权的风险。风险二,货币快速升值经济理念主导下的小农盲目投机行为蕴育潜在风险,市场机制嵌入下政府、社会反向保护机制缺失促使潜在风险转向显在风险,二者于农村社区场域渗透、交叠、撞击带来叠加风险。另一方面,“机遇”维度,经济资源的嵌入创造了社区治理机制运行优化的机遇。机遇一,经济资源嵌入提升了社区选举机制的稳定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选举机制可以平稳运行。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容易引发选举秩序震荡。机遇二,经济资源与社区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程度呈负相关。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提供了降低社区纠纷调解过程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复合程度的必要条件。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家族结构与正式结构复合程度高。机遇三,经济资源扩大纵向社区权力资本的运行半径,提升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社会关联度高,群体内聚力强,进而经济资源扩大了社区权力资本纵向运行半径。横向非体制精英“高大威猛”并与社区体制精英合作共治,经济资源促进了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的生成。而经济资源匮乏社区纵向权力资本运行半径小,一旦超越社区边界,其边际效应无限趋向于零,权力资本被禁锢、封冻在刚性科层制下的社区层级,没有与上级进行讨价还价、折冲樽俎以及相互调适的余地。非体制精英“细小琐碎”与体制精英有走向对立、离散趋势,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遭损噬。机遇四,经济资源嵌入激活了社会资本的活力。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合作网络强劲有力。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信任缺失,互惠规范破坏以及合作化网络难以建构。机遇五,经济资源嵌入与社区文化资本构成了“培育”与“反哺”的利益关联链条。经济资源丰富的社区,经济资源支撑下“培育”文化资本,如高素质的人才以及社区的知名度。而培育出的大学生村官、志愿者下乡支助,服务农村社区建设,知名度的提升吸引政府整合资金、项目、土地等资源嵌入社区。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培育文化资本的支撑力量不足,而文化资本的“反哺”功能更是无从谈起。第四部分是经济资源对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笔者通过效率、公平性、回应性三个维度对经济资源差分的两个社区治理绩效的差异作出评估,直观地展现出了经济资源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显着影响,经济资源充沛足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从效率维度来看,社区经济资源充沛,则可以为提升社区治理效率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治理效率始终在低水平线徘徊。从公平性维度,笔者设计三个指标来检测社区治理的公平性。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再分配标准以及帕累托标准分析,社区治理均符合评估标准,经济资源充沛,社区治理公平性充分。但是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则受经济资源总量约束、分配暗箱化、差序化、碎片化的影响,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到以上三个评估标准,公平性表征不充分。从回应性维度分析,经济资源丰裕的社区,从年度目标制定到层级沟通再到述职评议这一闭路循环的过程彰显了治理的回应性。而经济资源匮乏的社区,根本不具备形成这一闭路循环的充分条件,社区治理的回应性差,社区治理的弹性不足。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并进行因应政策探讨。结论:第一,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第二,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第三,经济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绩效。为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笔者针对性的进行了政策探讨:第一,四面出击,规范化拓宽经济资源渠道;第二,乡镇政权职能转变,疏通经济资源嵌入梗阻;第三,经济资源搭建组织化平台,疏通社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第四,经济资源支撑,铸合社区断裂的信任机制;第五,经济资源嵌入增强社区居民对正式机构的认同,进而促进双重法律制度整合化解纠纷调解机制中正式结构与家族结构的复合难题。
吴娜琳[8]（2014）在《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三个农业项目在不同县域内的发展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产业区是指以生产区域内主要农产品、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专业户为基础主体，以加工区域内主要农产品的企业为龙头，以银行、科研单位、政府机构为服务主体，联合农业流通企业、农业中介组织、提供配套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基于本地自然资源优势和其他区域比较优势，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要求，所形成的空间上专业化特征显着且具有范围经济和持续竞争优势、地理边界明显的农业生产地域空间系统。农业产业区是产业区理论在农业产业方面的创新性应用，与其他产业区一样，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是农业产业化的网络化形式，是解决当前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问题的出路之一，并已被河南省人民政府作为农业发展方式快速转变的重点路径，实现“三化”协调与“四化”同步的重要战略。实践的开展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是，目前有关农业产业区的理论研究较少。本文在借鉴了相关概念——产业区与产业集群、相似概念——农业产业集群后，界定了农业产业区的概念，提出了其辨识方法。从农业产业区形成的条件、形成机制及形成过程三个方面构建了农业产业区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按照“就业人数”及空间规模的变化，将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专业项目的引进阶段、农户的参与阶段、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形成阶段、农业产业区的成型阶段。结合企业家精神理论、农户生产行为理论、空间扩散理论、企业网络理论、产业分工理论、产业集聚理论等，分阶段阐述了农业产业区形成的理论机制。最后，鉴于河南省在农业产业区形成与发展方面的独特优势，利用实践调查获取得的第一手资料，采用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别对河南省封丘县树莓产业、河南省西峡县香菇产业、河南省郏县大根萝卜产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农业产业区形成过程中的项目选取、农户的参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及产业分工网络形成等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农业产业区的形成始于优势农业专业项目的选取，在此阶段，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行动者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均具备敏锐洞察力、百折不挠的毅力、相当的人力资本和资源组织能力，是不同区域背景条件下成功引进具有比较优势农业项目的关键所在。（2）农业产业区形成过程中的第二个阶段在于区域内部分农户的参与。农户在选择是否参与新专业项目的过程中，并非盲目跟风与模仿，而是受其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深刻影响。当农业项目比较优势下降时，农户会决然选择放弃继续参与。农户参与专业项目之前的家庭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其参与专业项目的速度与强度。（3）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形成是农业产业区形成过程中的第三个阶段，它的形成受专业项目的扩散方式、接收地与扩散源的空间距离及区域内交通道路的深刻影响。农户生产信息及技术的来源方式与专业项目推广模式中信息及技术的传播途径较一致的情况下，易于实现专业项目的区域化扩散。以针对当地区域自然资源环境特点的科研机构为首的技术传输网络的构建，对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距离扩散源的远近深刻影响着不同村域的参与程度，距离扩散源越远的村庄，参与种植的时间越晚，种植的规模也越小，符合“距离衰减”的地理学第一定律。不同的农业项目受不同级别道路的影响不同。（4）就专业化生产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地形特征、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生产习惯相似的地区，专业化水平相当。（5）农业产业区成型的标志在于从事区域内主导产业的各类经济主体间具有广泛而密切的各类网络联系。产品属性深刻影响着自身销售网络的范围及相应产业的民间经济组织运行方式。作物比较优势不足或下滑，是农业产业区形成缓慢或未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外，政府对传统农区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有以下几点创新：（1）能人类型多样，并非所有类型的能人均能够促进专业村的形成。在农业专业项目的引进过程中，具备敏锐的洞察力、百折不挠的毅力、拥有相当的资源组织能力的农业企业家的作用极为重要。但是，就村内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致富能人而言，其对农业专业项目的扩散则起着阻碍作用，不利于农业产业区的形成。此发现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2）农户是一个效用最大化追求者，农户的生产决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决策本质是一个规划求解的问题。农户是否参与、何时参与专业项目或退出专业项目，是其根据自身条件进行权衡的表现，是其追求效用最大化、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并受自身风险偏好的影响。此结论与以往认为农户盲目跟风、模仿的发现不同。（3）除了农民个体因素外，深刻影响其参与专业项目的因素是反映农户社会关系网络的礼金消费水平、信息消费水平、社会活动情况（资金、信息、技术等的来源网络，日常来往频繁的群体类型等）等。这与以往仅停留在农民年龄、性别、风险偏好等个体因素及农户家庭特征上的研究不同。（4）提出将“相似相溶”化学经验理论用于解释区域内不同村庄参与专业项目的现象。实证研究证实，同质性越强的村域，参与同一专业项目的程度越相似，符合“相似相溶”的理念。结合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了促进农业产业区形成的政策性建议，（1）积极培育本地型农业企业家；（2）重视具有地域特色、价值含量高的农产品开发；（3）创造良好的竞争合作制度环境，促进内部行为主体间的交流与合作；（4）大力支持研究与开发，建立技术创新与传输网络，促进产学研结合；（5）注重农民经济组织和地方专业市场的建设。此外，政府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1）不能只扶持某一个或一类行为主体；（2）不能忽视农户的主体地位；（3）不能越俎代庖；（4）不能盲目借鉴；（5）不能忽视环境问题。
黄振华[9]（2013）在《中国农户：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 ——以龙村8户调查为基点》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农户为考察基点,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农户家庭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的互动关系。作为一项相关性研究,农户家庭与国家政权是笔者考察的中心变量,同时构成本文叙述的基本主体。通过此项研究,笔者力图从农户家庭功能变迁的视角揭示政府介入乡村的动力机制和基本途径,并尝试建构不同于以往的政府与农民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式。农户家庭是本文研究的中心。为此,笔者不仅选择赣南龙村作为基本的田野调查区域,同时挑选了8户农民作为本文研究的调查基点（参见第一章）。本文所呈现的几乎所有研究内容最初都源于对这些重点农户的一系列深度访谈。在叙述逻辑上,本文以农户功能的多重性理论为基础,沿着“生育—生产—消费—赡养—教育”的研究逻辑展开。在农户生育层面,笔者重点讨论了农户生育功能变迁中政府介入行为的两面性：一方面,出于完成计划生育工作的行政性指令,政府强力介入并努力控制农户的生育冲动,促使农户生育功能长期处于弱化状态；另一方面,面对农户家庭提高生育质量的内在需要以及农民保障能力的不足,政府通过“接生革命”、计划免疫等途径适时介入到农户生育过程当中（参见第二章）。在农户生产层面,笔者以上世纪90年代为分界点,重点讨论了农户家庭生产从土地约束型向劳力约束型的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土地的集中化还是生产的社会化,都反映了传统家庭生产方式的式微以及农户生产过程中一系列公共需求/社会风险的增长。面对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社会风险,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并没有沉默,而是通过多种生产支持政策逐步介入其中（参见第三章）。在农户消费层面,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农民正日益进入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消费社会当中,家庭消费的持续扩张产生了诸如公共性依赖、货币支出压力、消费安全等公共需求/社会风险。这些公共需求/社会风险是以往农民不曾遇到或者很少遇到,但随着农户消费的不断扩张却愈益强烈,从而对政府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参见第四章）。在家庭赡养层面,笔者着重讨论了当前农村老人生活的基本境况与现实压力。无论是赡养的阶段性、倒逼式养老抑或子女在赡养老人上的卸责态度,都反映了当下农村孝道的衰弱与家庭养老的困境。伴随家庭赡养功能的持续弱化,作为赡养对象的老人和公共权力代表的政府均行动起来以应对可能的赡养危机（参见第五章）。在家庭教育层面,由于双系教育结构的弱化、家庭教育价值的消解、教育方式的异化以及代际隔阂的冲击等原因,农户家庭教育功能日趋弱化。与之相适应的是,农户家庭中出现了明显的“文化反哺”现象以及国民教育（学校教育）对家庭教育的更替过程（参见第六章）。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浓厚家户主义传统的国家,传统中国农户功能极为完备,农民绝大多数社会需求（生育、生产、消费、赡养、教育等）大体都可以在家庭组织中得到满足,对外部社会的依赖很小,相应对政府介入的需求也很低；然而,伴随新政权的建立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户功能呈现出不断弱化的总体趋势,农民个体需求越来越难以在家庭组织中得到满足,对外部社会的依赖相应大幅增加,并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更多的公共需求／社会风险,这些公共需求／社会风险的产生促使政府日益深入的介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参见第七章）。以农户功能变迁视角下政府介入行为的考察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提出并建构了一种新的政府与农民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式,即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或者称为政府介入的适应模式。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1）遵循农民本位主义的政府介入原则,以农民需求为基本出发点；（2）政府介入过程中个体农民的自主性和自愿性：（3）政府与农民的利益相容性,农民是政府介入的受益人,并对政府报以政治认同。从理论内涵来看,适应性政府介入模式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强制性政府介入模式的新理论模式,它重构了政府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为我们更加全面的认识政府行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参见第七章）。
张勇[10]（2012）在《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1951-1956） ——以经济变革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建国初期农村社会经济的一次深刻变革,它上承土地改革运动,下启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完成了从个体所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过渡,是当代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变迁中的重要一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预想,农业合作化运动要达到的目的有二：其一是改造农民,将农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其二是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落后面貌。就其结果来看,第一个任务以疾风暴雨般的速度宣告完成；第二个任务却完成得并不圆满。直至今天,“三农”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经济实现进一步突破的棘手难题。当农业遭遇发展的瓶颈,如何解决形势严峻的“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各种解决方案相继浮出水面,意见相左的人们为此争论不休。争辩之中,一种新的思路日渐清晰,不少专家为发展农村经济开出了走新型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药方”,这就将人们的视野再次拉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场规模宏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那段逝去并不算久远的历史,因其在新中国农村经济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挖掘思考。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前人的艰难探索中汲取养分,对于更好地推动当今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本文选取的区域研究对象为湖南省长沙县,该县历史上为产粮大县,地处省会长沙市外围,可作为中部中心城市辐射下的典型代表；又因湖南省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的家乡,运动进展受到毛泽东极大的关注,并得到其直接的指导,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脉络可以直接体现整个新解放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总体特征。文章通过对大量原始档案、报刊文献和口述资料的解读,在勾勒出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线索的基础上,将分析的视角定位于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经济变革,试图以此揭示农业合作化运动对长沙县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总结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并对当今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提供学术性的思考。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七章：绪论包括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选题研究时限与研究目的、研究现状及评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该部分阐述的重点在介绍与本课题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对之作出评述,以便本文能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并尽量避免进行重复性研究。第一章是对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前农村社会经济背景的介绍。首先介绍了解放前长沙县农村社会经济概况,然后分析了土地改革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文章认为土改后长沙县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是大量贫雇农上升为中农,与此同时少数农民由于多种原因生活水平下降,两级分化苗头开始显现,但这是小农经济正常竞争的结果,与旧式的封建剥削关系无实质性联系,而且两极分化程度也并不严重,并没有达到需要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加以控制的地步。接下来,文章指出了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发起的主要动因并非来源自于包括长沙县在内的解放新区,中共高层围绕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士改后农村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而产生的争论和分歧直接促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生。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公布试行后,长沙县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正式步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轨道。第二章是对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具体发展过程的描述。文章对运动展开的思想准备、互助组的兴起、互助组向初级社的转折、初级社在挫折中前行、大办高级社等几个阶段进行了详细描述,再现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错综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曲折历程。文章认为,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最鲜明的特征在于运动高潮来临前的几个月,湖南省由于运动进展落后于全国,省委书记周小舟在遭到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情况下,顶住巨大的压力对运动速度实施了有效控制。当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初级社的数量以超常的速度增加时,长沙县将运动重点放在了原有农业社的巩固和互助组的提高上,但当1955年夏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性报告发表后,长沙县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掀起了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提前完成了初级农业合作化。第三章至第五章研究视角转向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经济的变革。第三章探讨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描述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过程中,农地产权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生产资料是如何一步步从个体私有变为集体所有的。文章认为,初级社的产权制度安排,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在承认农民对土地私人占有的基础上采取了逐步动摇私有制的步骤,这既保证了政治目标不发生偏离,也照顾到了小农的私有情结。但由于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转变的速度过快,忽视了农民心理的适应和承受程度,加之在处理具体经济问题上也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做法,土地和生产资料较多的农民利益受损,致使农地完全归并集体所有后,农村中发生了局部的骚乱第四章分析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演进过程,认为从互助组到高级社,在生产责任制的制度设计上看日趋完善,但在具体实施中限于农业社干部的管理水平和组织能力以及农民耕作习惯的惯性,生产责任制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由于农业社的生产责任制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先天缺陷,导致其难以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落实。第五章解读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收益分配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效果。文章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分配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上,认为不同的产权制度决定了相应分配制度的内容及其效率。随着互助合作组织形式由低向高发展,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日益明显化。政府通过政策上的倾斜,将富裕农民的财富逐渐转移到贫困农民手中,从而有效防止了处于萌芽状态的两极分化趋势的扩大,但由于采取非经济的手段强行抹平农民之间的经济差距,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第六章考察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经济变革中农民的思想和行为,着重探讨的问题是：农民是怎样看待这场旷古未有的深刻社会经济变革的?他们在变革来临的时候又是抱着何种心态?进入互助合作组织后,当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在政策的推动下处于同一经济共同体中时,他们又作出了怎样的行为,又是什么心态导致了这些行为的发生?文章认为农民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心态主要有四种类型,即感恩心理下的积极心态、利益需求下的逐利心态、行政命令强迫下的屈从心态、多重心理作用下的随大流心态,而持第四种心态的人所占比重最大。互助合作组织中由于中贫农之间的不团结,严重影响组织的健康发展,而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平均主义思想的盛行,第七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文章从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宏观经济效果和互助合作组织的微观经济绩效两个方面分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济成效与不足之处,认为从宏观层面看,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最终在中国农村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先进农业技术与农具的推广普及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等方而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微观经济组织的层面看,互助组与试办时期的初级社经济绩效较为显着,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的初级社由于经营管理上的混乱,经济绩效有所下滑,高级社的经济绩效更是一落千丈。随后文章对长沙县和山西省武乡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济绩效作了比较研究,认为运动前期,两个县互助合作经济组织均呈现出较优异的经济绩效,但高级社的经济绩效都差强人意。由于长沙县在运动开展的基础上与武乡县有较大差距,虽然晚于武乡县完成高级化,但由于初级社发展时间更短,引发的社会矛盾较武乡县更为突出。最后,文章分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总体经济绩效不高的根源在于以政治手段推动经济建设,违背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我们从该运动中应该汲取的最为深刻的历史教训。结语部分从农村经济变革的角度总结了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重大失误的历史教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违背自愿互利原则,增加了合作组织内部的不稳定性；过早动摇农民的私有产权,混淆社员之间的财产界限；互助合作组织内部的经营管理过于混乱,无法有效组织起生产；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做法缺乏应有的激励效应,严重打击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文章认为,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未能实现预期的经济目的,并不代表着合作制经济本身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合作制经济毫无疑问是比分散的个体经济更先进的经济制度,符合现代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最后,文章分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教训对发展我国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的现实启示。
二、劳力转移越多 农民致富越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劳力转移越多 农民致富越快（论文提纲范文）
（1）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运用的资料 |
| 第一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上) |
| 第一节 农村旧有的各种劳动互助形式 |
| 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 第三节 解放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下) |
| 第一节 互助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合作组织 |
| 第二节 初级社: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 第三节 高级社: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 小结 |
| 第三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 |
| 第一节 互助组: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 |
| 第二节 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 |
| 第三节 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制到劳动定额管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 |
| 第一节 互助组的收益分配方式 |
| 第二节 初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 第三节 高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特色农产品交易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夏津县地瓜种植户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引子: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文章结构与研究主题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2 概念框架、研究方法及数据 |
| 2.1 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 |
| 2.2 概念界定 |
| 2.3 研究方法 |
| 2.4 研究数据描述 |
| 3.研究区域及农产品属性概述 |
| 3.1 夏津县简介及其农业区域特征 |
| 3.2 夏津县的地瓜种植与储藏 |
| 3.3 地瓜种植、窖藏的成本与收益 |
| 4.传统交易平台中的农户市场行为 |
| 4.1 夏津的传统交易平台及农产品交易的演变 |
| 4.2 地瓜交易的传统交易平台:类型与特征 |
| 4.3 传统交易平台的信息结构 |
| 4.4 传统交易平台中的农户地瓜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 5.自主网络平台的农户交易行为 |
| 5.1 夏津县地瓜交易中的自主网络平台 |
| 5.2 自主网络平台中农户信号发送与交易对象选择 |
| 5.3 自主网络平台的信息结构 |
| 5.4 自主网络平台中的农户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 6 既定网络平台中的农户交易行为 |
| 6.1 既定网络平台的组织概况:基于“一亩田”的分析 |
| 6.2 既定网络平台中的信息发送与信息反馈 |
| 6.3 既定网络平台的信息结构 |
| 6.4 既定网络平台的信息搜寻与信号发送 |
| 6.5 既定网络平台上的农户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群体分化、信息不完整与有限理性:对于农户行为的再认识 |
| 7.2 网络平台的运用与市场体制的嬗变 |
| 7.3 特色产业发展与产业链的拓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山河为患:徐水的自然环境与居民的生计选择 |
| (一) 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结构 |
| (二) 连年被灾之下的生计选择与社会关系 |
| 第二章 “大家发财”:集体化导向在徐水的初步形成和发展 |
| (一) 抗战与灾荒中的党政军民互助合作 |
| (二) 解放战争时期徐水的土改、救灾与生产 |
| 第三章 “铁打的江山金饭碗”:新中国成立后徐水的集体化实践 |
| (一) 救荒、治贫、共富:上下互动中的集体化理想与实践 |
| (二) 改土、造田、治水:1957年徐水农田水利建设的浩大实践 |
| (三) 生活、劳动、战斗:1958年徐水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调整 |
| 第四章 从沸腾到冷却:“徐水经验”的幕后与台前 |
| (一) 陈正人与“徐水经验”的初步总结 |
| (二) “沸腾的徐水”:毛泽东的徐水之行 |
| (三) 北戴河会议与“徐水经验”的泛化和异化 |
| (四) “徐水经验”的冷处理及时人的反思 |
| 结论: 中共集体化理想的传承与变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评价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背景 |
| (二) 现有乡村评价的局限性 |
| (三) 乡村振兴评价的必要性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二) 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三、研究主题与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主题与思路 |
| (二) 研究创新及不足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及目标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乡村振兴与新农村建设 |
| (二) 乡村振兴评价 |
|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来源 |
| (一) 十八大以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二)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乡村振兴思想 |
|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及阶段划分 |
| (一)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 |
| (二)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分解 |
| (三) 乡村振兴实现的阶段划分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评价的理论依据 |
| 一、乡村振兴的相关理论 |
| (一) 农业现代化理论 |
| (二) 城乡均衡发展理论 |
| (三)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 |
| 二、乡村振兴评价的理论分析 |
| (一) 政策评估政治倾向理论 |
| (二) 政策评估目的理论 |
| (三) 事实和价值相结合的评价思想 |
| (四) 目标-价值导向的评价模型 |
| 三、乡村振兴评价的目标维度 |
| (一) 产业兴旺 |
| (二) 生态宜居 |
| (三) 乡风文明 |
| (四) 治理有效 |
| (五) 生活富裕 |
| 四、乡村振兴评价的价值维度 |
| (一) 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
| (二) 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 |
| (三) 满足城乡均衡发展的需要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思路 |
| (一)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理念 |
| (二)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 |
| (三)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
| 二、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 |
| (一)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的选取维度 |
| (二)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的筛选参照 |
| (三) 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的具体构成 |
| 三、乡村振兴目标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 |
| (一)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 |
| (二) 基于专家访谈法的二级指标权重 |
| 四、乡村振兴目标评价的方法 |
| (一) 基于综合指数法的乡村振兴评价 |
| (二) 基于对比分析法的乡村振兴评价 |
| 第四章 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检验及案例分析 |
| 一、我国乡村振兴水平评价 |
| (一) 乡村总体发展情况测评 |
| (二) 我国乡村振兴水平评估 |
| (三) 乡村振兴水平与目标差距比较 |
| 二、具体案例分析—以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贵州秀水村、甘肃祁山村为例 |
| (一) 案例村的选择依据 |
| (二) 案例村的振兴水平评估 |
| (三) 案例村间的横向比较评价 |
| 三、案例分析结果与讨论 |
| (一) 案例村评价的初步结论 |
| (二) 评价指标体系的检验结果 |
| (三) 案例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促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对策建议 |
| 一、实现乡村振兴五大目标的基本思路 |
| (一) 实现产业兴旺的基本思路 |
| (二) 实现生态宜居的基本思路 |
| (三) 实现乡风文明的基本思路 |
| (四) 实现治理有效的基本思路 |
| (五) 实现生活富裕的基本思路 |
| 二、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政策制度 |
| (一) 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措施 |
| (二) 健全乡村振兴战略的配套制度 |
| 三、强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执行与监督 |
| (一) 强化战略的高效执行 |
| (二) 强化问责和社会监督 |
| 四、加强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的评估 |
| (一) 健全乡村振兴的评估制度 |
| (二) 选拔多元参与的评估人员 |
| (三) 加强战略实施的跟踪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 农村发展情况问卷调查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 致谢 |
（6）洼村：一个西北贫困村落的民族志（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理论视野与关键概念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洼村:一个贫困山区村落 |
| 第一节 脆弱的生态环境 |
| 第二节 空间的生态环境适应 |
| 第三章 洼村生计与扶贫实践 |
| 第一节 农业生计的时间与空间 |
| 第二节 贫困生计中的决策与平衡 |
| 第三节 扶贫项目中的发展话语与隐藏文本 |
| 第四节 扶贫场域的媒介话语力量 |
| 第四章 教育选择的困境与社会底层再生产 |
| 第一节 洼村小学教育 |
| 第二节 义务教育的现实困境 |
| 第三节 “成为农村子弟” |
| 第五章 婚姻与家庭结构 |
| 第一节 洼村的性别分工与生育制度 |
| 第二节 婚姻与亲属关系 |
| 第三节 家庭结构变迁 |
| 第六章 贫困与疾病治疗 |
| 第一节 “病患”的行为与地方性知识 |
| 第二节 “病患”在治疗环境中的叙事 |
| 第三节 疾病治疗的恶性循环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调查问卷 |
| 致谢 |
| 博士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7）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 |
| 1. 税费改革以降的乡村治理经济基础困境 |
| 2. 城乡非均衡到城乡统筹的发展契机 |
| (二) 问题的提出 |
| (三) 概念界定 |
| 1. 经济资源 |
| 2. 农村新型社区 |
| 3. 农村新型社区治理 |
| (四) 文献综述 |
| 1. 国外研究 |
| 2. 国内研究 |
| 3. 文献评述 |
| (五) 研究方法 |
| 1. 文献研究 |
| 2. 实地观察 |
| 3. 深度访谈 |
| (六) 两农村新型社区概况及选择依据 |
| 1. M社区概况及选址 |
| 2. Z社区概况及选址 |
| (七) 研究意义 |
| (八) 创新点与不足 |
| 1. 创新点 |
| 2. 不足 |
| 二、经济资源嵌入对治理主体的影响比较 |
| (一) 乡镇政府的“激进”与“守旧” |
| 1. M社区所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激流勇进” |
| 2. Z社区所在L镇的“裹足不前” |
| (二) 社区组织的“奥迪”与“奥拓” |
| 1. M社区: “奥迪”——“比肩接踵” |
| 2. Z社区: “奥拓”——“门可罗雀” |
| (三) 社区群众参与“锣鼓喧天”与“铁板一块式全体沉默” |
| 1. M社区群众民主参与“锣鼓喧天” |
| 2. Z社区群众参与“铁板一块式全体沉默” |
| (四) 物业服务的“兴盛”与“撂荒” |
| 1. M社区物业服务“兴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 |
| 2. Z社区物业“撂荒”——沦为亲族利益输送“管道” |
| (五) 小结: 经济资源提升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
| 1. 纵向关联——乡镇政府实力对经济资源嵌入影响显着 |
| 2. 横向关联——增强基层自治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功能、提升群众参与度 |
| 三、经济资源嵌入对治理机制的影响比较 |
| (一) 乡政村治“新”机制 |
| 1. “权力带来繁荣”后的异化走向“国家型经纪” |
| 2. “保姆型”政权看守“留守型”社区 |
| (二) “金线的突然折断”与“粮食的瞬间蒸发” |
| (三) 选举机制的“和平过渡”与“秩序震荡” |
| 1. M社区选举“和平过渡” |
| 2. Z社区选举“秩序震荡” |
| (四) 纠纷调解机制:复合程度的高低 |
| 1. M社区复合程度低 |
| 2. Z社区的复合程度高 |
| (五) 经济资源与权力、社会、文化资本的互动机制 |
| 1. 经济资源与权力资本互动机制比较 |
| 2. 经济资源与社会资本的互动机制比较 |
| 3. 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本的互动机制比较 |
| (六) 小结: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 |
| 1. 经济资源变量引发“乡政村治”机制变迁风险——“权力断送繁荣”风险、“悬空”风险的两个表征 |
| 2. 经济理念嵌入带来小农投机与反向保护机制缺失的叠加风险 |
| 3. 经济资源嵌入提升社区选举机制运行的稳定性 |
| 4. 经济资源的多寡与社区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程度呈负相关 |
| 5. 经济资源扩大纵向社区权力资本的运行半径,提升横向权力资本合法性 |
| 6. 经济资源刺激下社会资本活力迸发 |
| 7. 经济资源“培育”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反哺”社区 |
| 四、经济资源嵌入对于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 |
| (一) 效率 |
| 1. M社区“窗口”的高效与Z社区“蜗居”的杂乱比较 |
| 2. M社区“双向转诊”制度的应用与Z社区地下室的门诊比较 |
| (二) 公平性 |
| 1. 帕累托标准衡量比较 |
| 2. 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衡量比较 |
| 3. 再分配标准衡量比较 |
| (三) 回应性 |
| 1. M社区的回应性分析 |
| 2. Z社区的回应性分析 |
| (四) 小结:经济资源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
| 五、结论与政策探讨 |
| (一) 结论 |
| 1. 经济资源吸附实现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功能聚合 |
| 2. 经济资源刺激诱发社区治理机制的机遇与风险 |
| 3. 经济资源嵌入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
| (二) 政策探讨 |
| 1. 四面出击,规范化拓宽经济资源 |
| 2. 乡镇政权职能转变,疏通经济资源嵌入梗阻 |
| 3. 经济资源搭建组织化平台,疏通社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 |
| 4. 经济资源支撑,铸合社区断裂的信任机制 |
| 5. 经济资源强化居民对正式结构认同,化解纠纷调解机制的复合难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三个农业项目在不同县域内的发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问题与研究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与问题 |
| 1.1.2 理论背景与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假设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假设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研究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相关概念——产业区与产业集群 |
| 2.1.2 相似概念——农业产业集群 |
| 2.1.3 本文概念——农业产业区 |
| 2.1.4 农业产业区的特征 |
| 2.2 农业产业区的形成理论综述 |
| 2.2.1 农业产业区形成的条件 |
| 2.2.2 农业产业区形成的动力机制 |
| 2.2.3 农业产业区的形成阶段划分 |
| 2.2.4 评述 |
| 2.3 其他产业区的形成理论与评述 |
| 2.3.1 其他产业区的形成理论 |
| 2.3.2 评述 |
| 2.4 以往研究对本文的启示 |
| 3 理论架构与数据来源 |
| 3.1 农业产业区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1 农业产业区形成的条件 |
| 3.1.2 农业产业区形成的机制 |
| 3.1.3 农业产业区形成阶段的划分 |
| 3.2 案例选取及数据来源 |
| 3.2.1 研究区域的选择 |
| 3.2.2 研究案例的选择 |
| 3.2.3 数据来源 |
| 4 专业项目的引进阶段 |
| 4.1 理论机制分析 |
| 4.2 区域环境 |
| 4.2.1 平原区封丘县 |
| 4.2.2 深山区西峡县 |
| 4.2.3 深山平原过度区郏县 |
| 4.2.4 特征对比及小结 |
| 4.3 项目自身的属性特征 |
| 4.3.1 树莓产业 |
| 4.3.2 香菇产业 |
| 4.3.3 大根萝卜产业 |
| 4.3.4 特征对比与小结 |
| 4.4 农业专业项目的引进模式 |
| 4.4.1 封丘县树莓产业的引进与推广模式 |
| 4.4.2 西峡县香菇产业的引进与推广模式 |
| 4.4.3 郏县大根萝卜产业的引进与推广模式 |
| 4.4.4 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5 农户的参与阶段 |
| 5.1 理论机制分析 |
| 5.1.1 农户的概念 |
| 5.1.2 农户模型 |
| 5.1.3 农户参与农业专业项目的决策行为 |
| 5.1.4 小结 |
| 5.2 农户参与专业项目的决策 |
| 5.2.1 封丘县树莓产业发展现状 |
| 5.2.2 分析方法的选择 |
| 5.2.3 影响因素分析 |
| 5.2.4 小结与讨论 |
| 5.3 农户退出专业项目的决策 |
| 5.3.1 郏县大根萝卜产业发展现状 |
| 5.3.2 分析方法的选择 |
| 5.3.3 影响因素分析 |
| 5.3.4 小结与讨论 |
| 5.4 农户参与专业项目的速度与强度 |
| 5.4.1 西峡县香菇产业发展概况 |
| 5.4.2 概念定义及指标选取说明 |
| 5.4.3 农户参与专业项目的速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5.4.4 农户初始参与专业项目的强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5.4.5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6 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形成阶段 |
| 6.1 理论机制分析 |
| 6.1.1 生产基地形成的条件及相应理论 |
| 6.1.2 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形成机理 |
| 6.1.3 小结 |
| 6.2 专业项目的扩散 |
| 6.2.1 农户生产条件的获取网络 |
| 6.2.2 专业项目的村际扩散 |
| 6.2.3 小结 |
| 6.3 村域专业化程度及其变化 |
| 6.3.1 农户专业项目生产活动的变化 |
| 6.3.2 村域专业化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现象 |
| 6.3.3 小结 |
| 6.4 影响农产品生产基地形成的因素分析 |
| 6.4.1 样本点选择及数据获取 |
| 6.4.2 地形的影响 |
| 6.4.3 交通的影响 |
| 6.4.4 与扩散源距离的影响 |
| 6.4.5 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 |
| 6.4.6 小结 |
| 6.5 本章小结 |
| 7 农业产业区的成型阶段 |
| 7.1 理论机制分析 |
| 7.2 产业分工网络 |
| 7.2.1 农业产业区的分工状况 |
| 7.2.2 对比分析 |
| 7.3 技术传输网络 |
| 7.3.1 农业产业区的技术传输网络 |
| 7.3.2 对比分析 |
| 7.4 产品销售网络 |
| 7.4.1 农业产业区的产品销售网络 |
| 7.4.2 对比分析 |
| 7.5 服务监管网络 |
| 7.5.1 农户经济组织的作用 |
| 7.5.2 政府部门的监管 |
| 7.6 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机制归纳 |
| 8.2 研究结论 |
| 8.3 政策建议 |
| 8.3.1 政府可行性措施建议 |
| 8.3.2 政府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
| 8.4 进一步的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西峡县农户调查问卷 |
| 附录 B 西峡县各村菌菇产业发展情况统计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工作与成果 |
（9）中国农户：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 ——以龙村8户调查为基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费孝通命题” |
|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困惑 |
| 三、研究视角及其价值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五、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六、几点说明 |
| 第一章 村庄概述与农户背景 |
| 一、赣闽粤边区与村庄地理 |
| 二、宗族源流与聚落形成 |
| 三、村政变迁与村庄经济 |
| 四、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
| 五、8个农户家庭的观察 |
| 第二章 生育变迁与政府介入 |
| 一、传统家庭生育形态 |
| 二、计划生育：政府介入与农户抵制 |
| 三、“生男偏好”：农户抵制的动因分析 |
| 四、选择性更替：生育观念的变迁及其机制 |
| 五、生育质量：农户需求与能力的倒挂 |
| 六、生育质量的政府保障 |
| 七、生育：从自发到保障 |
| 第三章 生产弱化与政策扶持 |
| 一、实践中的家庭生产方式 |
| 二、家庭生产：国家介入及其后果 |
| 三、家庭生产：打工经济的冲击与重塑 |
| 四、生产弱化的效应分析(一)：规模经营的张力 |
| 五、生产弱化的效应分析(二)：社会化及其风险 |
| 六、生产弱化中的政府扶持 |
| 七、生产：从自主到扶持 |
| 第四章 消费扩张与公共保障 |
| 一、被生产束缚的消费 |
| 二、消费国家化与糊口经济的延续 |
| 三、乡村经济的勃兴与消费的扩张 |
| 四、消费扩张中的公共性依赖 |
| 五、消费的货币化与压力感 |
| 六、消费安全观的出现 |
| 七、基于生活消费的政府保障 |
| 八、消费：从自足到补足 |
| 第五章 养老困境与赡养的国家化 |
| 一、家庭赡养的社会基础 |
| 二、家庭赡养的弱化：基于老人生活的维度 |
| 三、家庭赡养的弱化：倒逼式养老的产生 |
| 四、赡养困境(一)：公开的理由 |
| 五、赡养困境(二)：隐秘的机制 |
| 六、破解困境：父母们的防老策略 |
| 七、赡养责任的国家化：价值与限度 |
| 八、赡养：从家庭到国家 |
| 第六章 家庭教育的式微与国民教育的兴起 |
| 一、家庭教育弱化(一)：双系结构的松弛 |
| 二、家庭教育弱化(二)：内在价值的消解 |
| 三、家庭教育弱化(三)：家长心态的转换 |
| 四、家庭教育弱化(四)：代际隔阂的冲击 |
| 五、文化反哺：逆向家庭教育的凸现 |
| 六、公共教育需求与国民教育的兴起 |
| 七、教育：从家庭到学校 |
| 第七章 理论回应与模式建构 |
| 一、回应“费孝通命题” |
| 二、政府介入：从强制到适应 |
| 三、适应性介入：模式建构与理论启示 |
| 四、适应性介入：实践困境与约束条件 |
| 五、强制与适应：解释政府行为的两个面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问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B 农民萧文枫的百年家史 |
| 附录C 四户农家2011年家庭收支明细汇编 |
| 致谢 |
（10）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1951-1956） ——以经济变革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选题研究时限与研究目的 |
| 三、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展开前的社会经济背景 |
| 第一节 建国前农村社会经济关系概况 |
| 一、地权分配状况 |
| 二、土地租佃关系及各种封建剥削方式 |
| 第二节 土地改革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动 |
| 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农民生活的改善 |
| 二、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
| 第三节 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的制度安排 |
| 第四节 农村传统互助习惯及土改后的新变化 |
| 第二章 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前奏：“李四喜”思想的讨论(1951.7—1952.1) |
| 第二节 农业互助运动的兴起(1951.2—1953.11) |
| 一、互助组的最初建立 |
| 二、互助组的整顿提高 |
| 三、盲目冒进后的“放任自流” |
| 第三节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的转折(1953.12—1955.1) |
| 一、初级社的试办 |
| 二、互助组的迅猛发展 |
| 三、建社初期的谨慎 |
| 第四节 初级社的发展在挫折中前行(1955.2—1955.12) |
| 一、提速：计划的变更 |
| 二、挫折：“生产力起来暴动” |
| 三、压缩：干部的“觉悟”赶不上群众的热情 |
| 四、徘徊：压力之下的控制 |
| 五、高潮：初级合作化提前完成 |
| 第五节 大办高级社(1955.11——1956.9) |
| 一、试办高级社 |
| 二、“风驰电掣”实现高级化 |
| 第三章 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 |
| 第一节 互助组：“耕者有其田”的产权制度安排 |
| 一、农民的土地私有制 |
| 二、农具的处理办法 |
| 第二节 初级社：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
| 一、土地评产入股 |
| 二、土地之外的其他生产资料的处理办法 |
| 三、股份基金的设立 |
| 第三节 高级社：私人产权的丧失与集体产权的确立 |
| 一、土地无偿归公 |
| 二、耕牛农具折价入社 |
| 第四章 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 |
| 第一节 互助组：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 |
| 第二节 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 |
| 一、生产计划的制定 |
| 二、包工制的推行 |
| 第三节 高级社：从初期的混乱到“三包一奖制”的推行 |
| 一、初级社转高级社时期制定生产计划上的混乱 |
| 二、初级社转高级社时期劳动组合的变化 |
| 三、“三包一奖制”的推行 |
| 第五章 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 |
| 第一节 互助组的收入分配方式 |
| 第二节 初级社的收入分配制度 |
| 一、土地、劳力的分红比例 |
| 二、劳动工分的评定 |
| 三、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 第三节 高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 一、国家、集体、个人在分配关系中的变化 |
| 二、劳动工分的计量 |
| 第六章 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经济变革中的农民心态 |
| 第一节 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心态 |
| 一、感恩心理下的积极心态 |
| 二、利益需求下的逐利心态 |
| 三、行政命令强迫下的屈从心态 |
| 四、多重心理作用下的随大流心态 |
| 第二节 影响互助合作组织健康发展的平均主义心态 |
|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民心态的表象与实质 |
| 第七章 长沙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经济变革的绩效分析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宏观经济成就 |
| 第二节 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经济绩效 |
| 一、互助组的经济绩效 |
| 二、初级社的经济绩效 |
| 三、高级社的经济绩效 |
| 第三节 农业合作化运动经济绩效评价 |
|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经济绩效的整体评估 |
| 二、长沙县与山西省武乡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经济绩效的比较 |
|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经济绩效不高的根本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劳力转移越多 农民致富越快（论文参考文献）
- [1]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D]. 王莉莉. 山西大学, 2020(03)
- [2]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3]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特色农产品交易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夏津县地瓜种植户的分析[D]. 杨柳.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1)
- [4]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D]. 孙雪. 山东大学, 2020(01)
- [5]我国乡村振兴的目标评价体系构建研究[D]. 秦妍. 厦门大学, 2018(06)
- [6]洼村：一个西北贫困村落的民族志[D]. 王宏涛. 厦门大学, 2018(06)
- [7]经济资源嵌入视域下农村新型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基于鲁中F市两农村新型社区的比较分析[D]. 张良.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8]特色农业产业区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三个农业项目在不同县域内的发展为例[D]. 吴娜琳. 河南大学, 2014(01)
- [9]中国农户：功能变迁与政府介入 ——以龙村8户调查为基点[D]. 黄振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10]长沙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1951-1956） ——以经济变革为中心[D]. 张勇. 湖南师范大学, 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