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温州模式”已经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型的节点上。对温州经验中地方政府角色和作用的理论挖掘尚没有结束,而在过去的努力中,“有为—无为”的解释框架无疑是一次成功的经验。对于解释“温州模式”的发端和发展,以及地方政府在期间所扮演的角色,这一理论上的尝试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当然,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无为(有为)政府”有其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解释限度。考察“有为—无为”解释框架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可以发现,其在当下语境中可能遭遇三处困境:相对主义的桎梏、国家与市场间二元对立的失效以及无法适应治理实践的变化。而这无疑需要研究者在理论上对这一解释框架做出修正和超越。通过对“温州模式”的历史回顾以及重新考察地方政府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行为演进的轨迹,论者可清晰地发现:温州地方政府从“无为”到“有为”的角色切换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对“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国家七部委打假”和“质量立市、名牌兴业”等案例中,温州地方政府“无为”和“有为”的辩证角色更进一步反映了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适时调整和作用范围的不断变化。地方政府在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其间周旋,起到了平衡协调的作用。温州政府的这种处于“有为”和“无为”之间的角色具有“二重性”的特征,而国家和市场的边界则呈现出模糊性。毋庸讳言,温州地方政府角色变迁的背后具有深层次的社会成因。在温州模式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温州地方政府所扮演的“有所为亦有所不为”的二重角色取决于温州社会发展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因素的作用。“地区文化—意识形态”、“经济诉求—财政压力”以及“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等三组结构型变量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温州地方政府立足于本地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通过与社会间的有效沟通,促成了国家与市场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有效地发挥了“社会代理人”的作用。因而,仅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解释“温州模式”,或仅以“经济发展型政府”来定位温州地方政府角色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它更像一个“社会人”,而非“经济人”。当下,“温州模式”发展的新目标和地方治理的实践变化显然都触发了在理论上对超越“有为”与“无为”之论争、实现温州政府新角色定位的努力。理论解释力的重生以及在此基础上推动实践的跨越,势必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超越”的思想核心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行政价值旨归;“超越”的现实基础是地方政府与社会间的良性共生;“超越”的必要途径是多元合作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这些条件将有助于我们超越既定的“有为—无为”解释框架,重新获得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使其适应全新的社会治理的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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