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人类对自然资源持续开发的直接动力来源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包括粮食需求、生活需求（如薪柴、衣物）、税赋压力等。所以自人类文明产生伊始,便开始了对自然环境的改造,这种改造作用在西方工业革命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所以近300年来人类行为导致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成为LUCC五个重点框架问题之一。中国自清雍正实施“摊丁入亩”政策以来,土地代替人口成为征收税赋的标准,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全国农业垦殖空前发展,林草地、水域面积大幅减少。由此可见,近300年来中国土地利用剧烈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在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土地垦殖,因此中国历史时期耕地变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国学者从耕地数据修正、空间格局重建等方面开展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历史时期耕地数据来源复杂,重建方法多样等原因,国内外学者重建的耕地数据集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耕地数量是历史时期耕地空间格局重建的基础,耕地数据集的误差将不可避免地反映甚至放大到空间格局重建成果上,并对以此为基础的相关研究带来影响。因此,本文拟以1661-2003年为研究期,以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全国区域为研究范围,在分析300年来耕地记录特点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因素修正、引用替换、线性内插、衔接对比、人地关系检验、垦殖趋势检验、行政面积比例调整等方法对历史耕地数据进行修正,重建现代省界下的近300年中国分省耕地数据集,并结合人地关系和重大历史事件,分析期间耕地总量过程、区域变化特点,以及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动。结果表明：（1）伴随清时期的人口爆炸,近300年来中国耕地数量增长近3倍,由清朝初年的43×106hm2增加至2003年的128×106 hm2。从增长速率角度来看,耕地变化具有差异性,可将过去300年中国耕地变化分为五个阶段,即清前中期快速增长阶段、清后期低速增长阶段、民国时期波动阶段、建国初期剧烈增长阶段和建国后耕地流失阶段,国家政策、灾害战乱和经济发展等人文因素是耕地变化的主要原因。（2）虽然近300年中国耕地呈整体增长态势,但各省区间耕地变动具有不同特点。根据耕地平均值和平均变化率可划分为六个变动区,即资源稀缺低速增长区、资源适量低速增长区、资源丰富低速增长区、资源稀缺快速增长区、资源适量快速增长区和资源丰富快速增长区。前三区构成中国的内地传统农区,而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和西北内陆等外围农区则成为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主要新增耕地来源地区。（3）在耕地总量上,SAGE和周荣的数据明显高估,本文结果与HYDE、CHCD和章有义数据的平均差异率在15%以下；但在省域尺度上,与SAGE、HYDE数据库存在明显差异,相对差异率>30%的省份比重分别为94%和61%,与CHCD数据较为接近,相对差异率>30%的省份比重为22%,但部分省份差异明显,仍需进一步分析研究。（4）18世纪前期至21世纪初粮食总产量增长约1.7亿吨,主要依赖于粮食作物单产的提升。近300年来一直作为粮食主产区的省份是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川渝地区、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新增粮食主产区是东北地区,退出粮食主产区的是浙江和江西。清代粮食运销范围与运输量均十分可观,粮食流向基本遵循：从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同时还存在海外粮食的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