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的出现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们为研究古代中国与拜占廷帝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必要的实物证据,同时,与其相关的考古信息也是今人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如何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资料。那么,这些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究竟如何识读?何时铸造?以及如何从遥远的欧洲传到中国境内?在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用途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结合史料与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以来探讨这些金币所反映出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内涵与影响。以往针对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的讨论,有的是从考古学角度就某些金币本身进行描述与释读;有的是比较简略地介绍和分析当时公开报道的拜占廷金币;有的则偏重某一方面,就这些金币所涉及的传入途径、仿制品铸造等问题进行研究。总的说来,关于这一课题仍缺乏对金币特征、历史背景、历史用途、历史影响等问题的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围绕着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具体考察每一枚金币的形制特征、大体铸造时间、仿制类型,并对与其相关的出土资料、历史文献进行分析论证,以此来解释中国出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为何主要集中在公元6-8世纪,拜占廷金币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当时如何看待这些金币等问题,进一步认识当时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本文分上下两篇,来阐述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的自身特征,探究其历史背景。上篇主要借助晚期罗马帝国与拜占廷古币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每枚金币图片细致地对照与辨析,比较详细地描述这些金币的形制及变化特征,大致判定其铸造时间或所仿原型的大致时间,而使读者更清楚地认识这些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下篇从历史学角度,围绕着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的相关考古信息所反映出的时间、途径以及传播、用途等问题,展开论述。从它们所反映出的时间来看:罗马帝国以及亚洲各地在公元3-4世纪期间,经历了重大政治经济变迁,从而促成5世纪初发行的拜占廷金币在中国出现。随着帝国东部地区的逐渐稳定与经济发展,拜占廷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日增,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数量也随之有了明显的起伏变化。到6世纪晚期7世纪中期,拜占廷帝国国力有所下降,领土丧失,帝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实现转型,直接导致拜占廷金币在7世纪中期的一次全球性收缩。此后的拜占廷金币由于缺乏国内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其传布较为分散,数量有限。拜占廷金币的东传途径大致可分三道:北路、中路与南路。6世纪下半期西突厥汗国与拜占廷帝国的外交联系,为拜占廷帝国通往东方增添了从北方草原经黑海、里海联结东西方的道路,金币东传以两国使节往来形成的政治外交联系为主要途径。传统的东西商道中路,此时主要由公元3世纪兴起的萨珊波斯帝国控制,经由沿途萨珊波斯、嚈哒、粟特等民族,拜占廷金币通过商贸交流、战争贡赋、外交礼物等方式传播到东方。南方海路同样是东西商贸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经由红海或波斯湾的各个港口,借助拜占廷人、阿克苏姆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印度人的活动,拜占廷金币传到东方。具体到拜占廷金币以及金币仿制品在中亚和东亚的传播,以商业活动为渠道的经济关系,以及以诸如西域国家与中原王朝的经年朝贡与和亲为特征的外交关系,构成金币传入中原地区的主要途径;而包括丝绸之路陇西道、青海道以及北方草原道在内的各条商业路线,均承载了拜占廷金币以及金币仿制品的东传。关于这些拜占廷金币以及金币仿制品在中国的用途,在从5世纪到8世纪的数百年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拜占廷金币有着不同的作用:或用于流通;或用作金器饰物;或用于祭祀被赋予神秘色彩;或用作口含明器随葬于地下,总之不能笼统地归结为某一种。总的说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的辨析,并根据现有的资料,结合4-8世纪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内涵与影响,对金币所涉之历史问题做出分析论证。然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所涉内容广泛、资料琐碎而杂乱,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也仅限一家之言,倘若能够以此砖引来良玉,则无论对作者,还是这一课题都有重大意义,可进一步推动关于古代中国与拜占廷帝国关系史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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