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GDP在过去的30多年中保持了年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被誉为“中国奇迹”。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和人民币升值开始成为世界性关注的话题。经济崛起体现在对外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化是我国进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在全球经济失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焦点从增长速度转移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尽管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累计升值23%,弹性明显增加,但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指责汇率操纵的声音不绝于耳。可见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成为关系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回顾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我国走过了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迥然不同的道路,与新兴经济体汇率制度被迫退出和频繁调整形成鲜明对照。从演进趋势看,虽然呈现向更为灵活汇率制度转变的趋势,但具体演变路径具有明显特异性。本文站在全球化开放经济视角,在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从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这一角度对经济崛起过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全景式研究,探寻有中国特色的汇率制度模式,以明晰未来改革方向。论文首先从理论上研究美元霸权的形成及影响,人民币主权与美元霸权之间的关系,提出人民币汇率制度研究的关键问题。然后通过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及其与我国经济崛起的良性互动,说明坚持人民币主权是我国汇率制度的根本特色。接下来通过对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汇率制度困境的深入分析,指出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的冲突是造成现实困境的根源。最后得出结论,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货币主权理论,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坚持国家干预和政府管理原则,谨慎开放资本账户,并创造条件推动人民币最终成为比肩美元的国际本位。基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现实,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关系。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与长期美元霸权密切相关。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巧妙地借助黄金的威严确立了美元的地位,使美元成为商品世界中的上帝,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上帝。美国牢牢把握住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也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去除了美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美元由本位货币发展为霸权货币。通过美元霸权,美国放任贸易收支逆差,攫取他国资源;大量举借外债,控制债权国;主导汇率制度窃取别国货币主权,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元霸权与本国货币主权的冲突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经济崛起使我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不是金融大国。维护本国的货币主权和经济利益,势必与美元霸权形成冲突。我们需要承认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是弱势货币。面对冲突,既要认同和接受美元霸权,同时要利用美元霸权来制定人民币货币战略。那就需要建立一种既要以美元为本位,又能保证我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汇率制度。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汇率制度可以概括为:1.汇率变动以我国利益为基础;2.从我国的利益和相关国家利益出发管理本国货币供给;3.对资本流动加以管理和限制。坚持这一制度才能够保持货币主权,抗拒美元霸权。在我国经济发展各个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相应阶段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状况、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目标等相适应,因此既实现了平稳转型,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对外经济交往几乎停顿,贸易盈亏由国家统一承担,汇率实际退化为计价核算工具而失去本来的经济意义,1955-1971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保持不变。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高估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实施重工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人为高估本国币值,实行低汇率政策,保证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优先发展。这也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变内在地要求汇率制度做出调整。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同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相适应,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模式,而是通过双重汇率制度并行,逐步消除原有制度带来的汇率高估扭曲,渐进式改革特征十分突出。人民币不是通过扩大波动幅度,而是由央行直接调整中心汇率,逐渐退出固定汇率制而转向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这一模式是在汇率形成机制中逐渐增加市场决定的比重,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保持汇率稳定可控。在体制转型的客观要求下,汇率制度对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可以概括为:改革开放→外贸、物价、税收、金融等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进出口、外商投资→对外经济交往扩大→进一步推动开放。转轨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通过对名义汇率缓慢、不规则的调整,逐步向市场均衡汇率靠拢,比较平稳地解决了旧体制下汇率高估问题。我国没有出现很多转轨经济或发展中国家曾经历的汇率大幅贬值伴随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通过制度创新和相关政策调整,人民币汇率回归到与经济基本面相适应水平,为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和推动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奠定基础。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基本形成,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外部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经济迎来高速增长时期。理论上短期一般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清晰地解释了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为研究汇率制度与我国经济成长的互动以及汇率制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全面视角。对于汇率制度和宏观经济绩效(performance)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没有形成所谓最优汇率制度的一致结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资源禀赋、发展模式、金融市场完善程度等不同,只有符合本国国情和维护本国利益的汇率制度才是合适的。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经过两次重大变革:1994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实际转变为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汇率制度演进是在政府主导下主动展开的,体现了政府政策目标的权衡,演进过程平稳、有序、可控。从理论上讲,汇率制度目标既可以是维持经济增长,也可以是充分就业、维持币值稳定(控制通货膨胀),或者是以上几种目标的组合。我国政府通过汇率制度调整和资本项目管理,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独立有效、金融安全、币值稳定等目标的协调。从实际表现来看,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人民币汇率制度在促进出口增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崛起和进出口的高速发展引起世界关注,人民币升值压力从2002年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这一压力是多种因素复合的结果: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是升值的内在趋动力;长期国际收支顺差、巨额外汇储备、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等因素使升值具备了内在基础;全球经济失衡则造成升值的外部压力增大。但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和以上各种经济因素都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上升到国家利益之争。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是维护美元霸权和遏制中国经济崛起。客观来看,升值压力下内外经济失衡使得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成本逐渐增大,要求相应做出调整,2005年汇改即体现了这一思路。人民币升值压力集中体现了美元霸权与人民币主权的冲突,使得我国维护货币主权的难度增加。随着我国经济地位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提高,资本流动日益频繁,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现行汇率制度下出现了宏观经济内外失衡加剧,通货膨胀形式严峻,货币政策空间受到挤压等诸多问题,人民币升值压力有增无减。深入分析当前汇率制度面临的困境,我们发现,无论是发展中债权国的“高储蓄两难”困境,货币错配所导致“浮动恐惧”,还是人民币出现的内外价值背离、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的冲突困境等等,深层原因是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美元霸权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动荡,强化了发展中国家货币与美元之间的联系,弱化了本国货币主权和利用宏观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中美之间的经济失衡实质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债权国,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的冲突必然最为突出,因此汇率制度面临巨大困境。国内外众多研究建议通过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加速扩大汇率弹性、实行更为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汇率制度来解决宏观经济困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严重谬误。走出当前宏观经济和汇率制度的政策困境关键在于我国如何能够更好地坚持货币主权原则。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促使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行反思,呼唤凯恩斯主义的回归。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货币主权、人为调节取代自然规律、政府干预和管理的经济思想对于中国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凯恩斯提出的以国家本位为标准的汇率制度理论应该成为未来改革的理论依据。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灵活协调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之间的关系,谨慎开放资本账户、长期内创造条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成为国际本位。这是在未来经济崛起过程中,我们始终应坚持的“中国模式”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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