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财产权利与分工扩展

论文摘要

制度分析已经十分普遍化，但是非正式制度的分析仍是一个难题，能够将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或现代化进程以现代经济学方法和理论进行严密推演的研究还不多见，自然也不十分成熟。只有诺斯试图将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以意识形态的方式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但是他的分析缺乏理论系统性和明确的经济学框架，他的分析主要还是建立在经济史学的基础上。而且并未将在经济增长中起关键作用的技术进步的源泉给予恰当的解释。杨小凯只是对财产权利与分工扩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本文的研究试图以现代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在非正式制度与分工以及经济增长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完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这一研究建立在以下的假定条件的基础上：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在组织内部甚至具有利他性，但是在市场交易中，依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在个人主义社会和在集体主义的社会，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结果也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同样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却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率。本文所采用的经济学工具是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这一模型中，杨小凯将分工扩展看作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而分工扩展的深度依赖于产权关系所决定的交易费用的高低，而产权关系如何又取决于制度安排，其中包括了非正式制度安排，此前研究者更多地专注于正式制度与产权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将这种研究延伸至产权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并且对基督教文化与儒教文化传统进行比较分析。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现代化是国强民富的重要标志，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主要是因为分工扩展的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制度环境主要体现为国家的产权制度的安排，如巴泽尔所说，并不是一切事物的产权都可以划分清楚，有些经济事物的产权划分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以至于划分产权的收益抵不上划分产权的成本，即清晰地界定产权实际上是无效率的。但是，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前提下尽可能清晰地界定产权是实现经济效率的基础。一国的产权制度首先表现为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但是产权制度的确立以及制度实施效率的高低则与非正式制度有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分工和经济发展水平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制度知识；二是技术知识。而技术知识的积累最终取决于制度知识的积累，制度知识的积累与一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价值观不可分离。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划分，社会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个人主义社会；另一类为集体主义社会，前一种社会一般具有普遍主义价值观；后者则具有特殊主义的价值观。特殊主义价值观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交易中难以相互信任与合作。它是一个社群，比如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没有明确的产权概念，这样的伦理观念使得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的成本大大提高。在模糊的产权关系下，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会大幅提升，关于这一点产权经济学已经有明确论述。而交易费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分工的扩展，其中包含了社会分工与企业内部的分工，也就是说市场和企业是分工的两种不同形式，如果交易费用非常高，分工扩展的余地就会变得相应狭小，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市场半径不足。它使市场规模的扩大受到限制，同时对企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设置了障碍。因此可以肯定社群主义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市场缺陷。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这些国家的政府以政府干预的手段弥补市场的缺陷，甚至以政府政策代替了市场机制，而且传统文化也为政府的权威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提供了条件，形成了学者们所谓的“政府导向型经济”，学者们习惯于将这些国家的政府称之为“权威政府”。它们的干预普遍采用了经济计划和产业规制，这大大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特征。政府导向型经济在东亚国家曾经创造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奇迹，使许多国家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但是，过度的政府干预使市场机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时，政府权力的膨胀为寻租活动以及政府的腐败行为提供了空间。当市场中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或政府的干预成本提升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强制性地爆发。90年代东亚的金融危机就是政府过度干预的表征之一。我们不能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条，适合现代化的文化也只是单一的，但是，应该从分析的结论中看到，有的文化适宜经济的成长；而有的则与现代化缺乏相容性。文化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经济增长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文化寓居于人的一切活动中，所以，文化传统具有继承性与传递性。文化传统的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家应有意识地将一种文化导向与现代化相容的发展方向，但是，短期内要完成这一艰难的转变是不可能的，结果只能是“欲速不达”。如果要以政府的强力干预弥补这种不相容性，国民则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表现在宏观经济领域很可能是经济的大幅震荡，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论文目录

•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0 前言
• 0.1 问题的源起
• 0.1.1 问题的提出
• 0.1.2 研究现状
• 0.2 研究的目的及方法
• 0.3 本文的主要观点及结构
• 0.3.1 本文的主要观点
• 0.3.2 本文的结构
•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 分工、市场扩展与经济发展
• 1.1 相关增长理论综述
• 1.1.1 斯密分工论与杨格定理
• 1.1.2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
• 1.2 分工演进的负面效应
• 1.2.1 人类的异化
• 1.2.2 交易成本的提升
• 1.3 市场自发扩展的直接条件
• 1.3.1 分工结果的内部化
• 1.3.2 价格信号的灵活调整
• 2 产权与分工和市场扩展
• 2.1 产权理论
• 2.1.1 产权理论概述
• 2.1.2 产权与交易费用
• 2.1.3 产权对分工演进的影响
• 2.2 产权制度
• 2.2.1 产权制度的性质与产权制度的职能
• 2.2.2 有效产权制度的社会条件
• 2.3 产权与企业内部分工
• 2.3.1 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
• 2.3.2 产权与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 2.3.3 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
• 2.4 产权与社会分工
• 2.4.1 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 2.4.2 产权分配与社会分工
• 3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 3.1 制度知识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3.1.1 制度知识的含义
• 3.1.2 制度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3.2 非正式制度的性质及演进
• 3.2.1 非正式制度的性质
• 3.2.2 非正式制度的演进特征
• 3.2.3 非正式制度演进的影响因素
• 3.3 正式制度的性质及其演进
• 3.3.1 正式制度的性质
• 3.3.2 正式制度知识的积累与路径依赖
• 3.4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区别以及相互影响
• 3.4.1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区别
• 3.4.2 相互影响
• 4 东亚传统的非正式制度
• 4.1 非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
• 4.1.1 市民社会的基础—个人主义
• 4.1.2 集体主义与经济理性
• 4.1.3 儒教、小农经济与集体理性
• 4.2 以家为中心的社会结构
• 4.2.1 小农经济与以家为中心的社会
• 4.2.2 小农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
• 4.2.3 家—作为一个生产组织
• 5 专制主义的国家政体
• 5.1 集体理性与专制主义
• 5.2 政治上的专制
• 5.2.1 封建社会的终结
• 5.2.2 集权社会
• 5.2.3 稳定专制统治的基础
• 5.2.4 西方国家政治权力的演变
• 5.3 经济上的专制
• 5.3.1 皇权与产权
• 5.3.2 重本抑末
• 5.3.3 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
• 5.4 近代以降专制主义的演化
• 5.4.1 政治上的演化
• 5.4.2 经济上的演化
• 6 东亚传统非正式制度与不平等的产权关系
• 6.1 非个人主义与不平等
• 6.1.1 小农经济—一个封闭系统
• 6.1.2 家庭内部的治理
• 6.1.3 交易中的不平等
• 6.2 非个人主义与市场交易
• 6.2.1 交易的条件
• 6.2.2 非个人主义对产权关系的影响
• 6.2.3 社会交易对市场交易的替代
• 6.3 非个人主义与企业
• 6.3.1 不同交易成本下的合约形式
• 6.3.2 非个人主义与企业内部产权关系
• 6.3.3 企业一体化与企业分化
• 7 非正式制度、政府干预与分工扩展
• 7.1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
• 7.1.1 发达国家长期增长的基础
• 7.1.2 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特征
• 7.1.3 日本的例外
• 7.2 非个人主义与政府干预
• 7.2.1 非个人主义社会政府干预程度
• 7.2.2 政府垄断与变异政府垄断
• 7.2.3 政府干预与交易成本
• 7.3 强政府干预的其它动因
• 7.3.1 后发展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条件
• 7.3.2 东亚国家（地区）的政体
• 7.3.3 殖民地经历与赶超战略
• 7.4 政府干预与分工扩展
• 7.4.1 政府对市场的替代
• 7.4.2 韩国的经历
• 7.4.3 政府干预的后果
• 7.5 国家干预与内生经济增长
• 8 结束语
• 8.1 文化与东西方的崛起
• 8.1.1 基督教文化与资本主义
• 8.1.2 儒教与亚洲奇迹
• 8.2 东亚奇迹与东亚危机
• 8.2.1 东亚奇迹产生的背景
• 8.2.2 强政府与东亚危机
• 8.3 个人主义与现代化
• 8.3.1 个人主义与现代性的统一
• 8.3.2 儒教传统文化下的现代化问题
• 主要参考文献
•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