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采用了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对不同时期的《故事会》进行考察以期探求其阶段性的特征。对于创刊之初的《故事会》（1963-1966）,本文主要从其与国家意识形态关系角度切入,探讨一体化时期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政治话语的运作方式,以及这种强制性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叙事机制之间的相互摩擦、渗透、磨合乃至相互妥协的复杂关系。伴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生的《故事会》,无疑是当时政治运动的产物,而其所刊载的“革命故事”更是强制性的政治文化对于民间文艺改造的结果。但是“革命故事”所代表的政治文化与民间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使革命故事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文化特质。可是由于政治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力量的不均衡导致了革命故事在呈现多元化特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裂隙。这也正是革命故事的特征所在,它是不同话语、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摩擦、互动乃至互相渗透的结果。对于第二阶段的《故事会》（1974-1978）,为了突出其阶段性特点,论文主要以1974至1976年间的《革命故事会》为主进行分析。这一章从革命故事的主题、题材及人物塑造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探讨政治强制话语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革命故事会》不管是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还是情节的安排,都无条件地服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题。如果说第一时期的《故事会》表现的只是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有限嫁接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的《故事会》则表现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民间话语的彻底改造,表现的是文学对于政治的绝对臣服。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故事会》（1979-2005）,论文从其与主流意识形态、民间及市场之间的冲突、商谈、妥协、磨合的相互勾连的复杂关系角度切入,探讨处于市场化转型时期的《故事会》所呈现出来的与前两个阶段明显不同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产生的原因。改革开放之后的《故事会》由以“政策”为导向转向了以“市场”为导向,“市场原则”的激活给《故事会》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使《故事会》逐渐摆脱了政党政治的附庸地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但是《故事会》有时过分倚重“市场原则”导致“市场原则”恶性膨胀,造成《故事会》的偶尔的“恶俗性”特征。这一时期的《故事会》在“政治正确原则”、“文学自主原则”与“市场原则”等力量的冲突、商谈、妥协、磨合中完成了其市场化转型并实现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展现的是其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及市场与民间之间相互勾连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