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以秦皇、汉武、新莽、桓灵时期的儒生为例,揭示秦汉时期儒生的命运和国运的关系。儒生从先秦的“士”中转化而来,由秦及汉,发生了从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到受到专制体制束缚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一部分儒生失落了,而一些儒生仍然坚守儒家的道统,成为文化的血脉。第一部分,以秦始皇时期的儒生为例,首先介绍了秦始皇时期儒生所继承的道统以及专制主义的确立,而后在此背景下讨论了秦始皇与儒生的关系,由相对融洽到焚书坑儒的大冲突。第二部分,以汉武帝时期的儒生为例,首先对儒生的时代环境和武帝时期的人才政策进行了梳理。继而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了汉武帝与儒生的三种关系:一是依附型关系,如公孙弘、儿宽等;二是对抗型关系,如狄山、徐偃等;三是既对抗又一致的关系,如王绾、赵臧等。第三部分,以王莽时期儒生为例,首先介绍了儒生的政治环境,从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朝廷大门就向儒生大面积敞开。无论是博士弟子还是中央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儒生在其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儒生大量涌入了朝廷,儒生出身的王莽在代汉和改制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儒生的大力扶持,但也遭到了反对,其二者之间演绎了合作、对抗和半依附半合作的关系。最终,由于王莽对儒生态度发生了变化,加之本人崇尚古制,以人亡政息而收场。第四部分,以桓灵时期的儒生为例,在此一时期,儒生处在一个政治黑暗,并且仕途遭到堵塞的时代。儒生为了解除朝廷之弊和解决自身的出路,无论是群体性的事件,如三次请愿运动,二次党锢之祸;还是个体性的事件,直言进谏者遭到迫害等,可以看出,此时期儒生与皇帝的关系大多表现为对抗性。结论部分,在对秦皇、汉武、新莽、桓灵时期儒生的命运与国运的梳理上,得出以下结论:一、儒生与皇帝大冲突的时期,一般是国家衰亡的时代,以秦始皇、桓灵时期为例;二、儒生与皇帝合作的时期,一般是国家相对兴盛安定的时代,以汉武帝时期为例。而王莽时期,以上两种情形兼而有之。因此,最终得出结论,儒生的命运与国运是休戚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然而,儒生的命运与国运并不都是合辙的,因为儒家道统与专制皇权存在着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
论文目录
中文摘要英文摘要绪论（一） 学术史综述（二）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三） 相关界定第一章 秦始皇焚书坑儒与儒生一、儒生所处的环境（一） 儒生的道统——谋道不谋食（二） 政治环境——专制主义的确立二、儒生与始皇的关系（一） 茅焦与始皇相对融洽的关系（二） 鲍白令之与始皇相对紧张的关系（三） 群体儒生与始皇之对立（四） 儒生与始皇冲突——焚书坑儒与儒生的动向1、孔甲2、伏生3、叔孙通三、“焚书坑儒”与秦朝的灭亡第二章 汉武帝独尊儒术与儒生一、儒生的时代环境（一） 汉初儒生的境遇与儒学的复兴（二） 尊崇儒学及儒学与政治相结合（三） 专制主义强化与儒生所受的压力二、武帝时期的人才政策与儒生（一） 太学的设立开儒生通经入仕之门径（二） 博士及博士弟子的设立为儒生参政提供了人才储备（三） 选举制度为儒生参政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三、武帝时期儒生与皇帝的关系（一） 儒生对皇权的依附关系1、被驯服化的一致性——以公孙弘为例2、终极目标的一致性——以儿宽、终军为例（二） 儒生与皇帝对抗性关系1、武帝封禅群儒遭罢黜2、儒生狄山流血的进谏3、徐偃矫制被治罪（三） 儒生与皇权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1、儒生面对不同权力中心的抉择——以赵绾、王臧为例2、儒生在不同时期与皇帝的关系——以董仲舒为例3、行动一致，意见相左——以吾丘寿王为例四、武帝“独尊儒术”与西汉中兴（一） 武帝对儒生的政策引导（二） 儒生对皇权的依附性与合作性第三章 王莽改制与儒生一、儒生的政治环境（一） 博士及博士弟子员（二） 在中央和地方中儒生逐渐占绝对优势（三） 明经取士（四） 王莽代汉及改制二、儒生与王莽的关系（一） 儒生与王莽合作的关系（二） 儒生与王莽对抗的关系1、托词而不仕者2、隐而不仕者3、不附王莽而被杀者4、起而反对者（三） 半依附半合作的儒生——以刘歆、孔光为例三、王莽代汉、改制与儒生（一） 王莽代汉与儒生（二） 王莽改制与儒生第四章 桓灵党锢与儒生一、桓灵时期儒生的政治环境（一） 桓、灵时期外戚与宦官迭相专权（二） 儒生仕途的堵塞二、群体性儒生与桓灵的冲突（一） 在舆论上反对外戚宦官专权——清议（二） 太学生请愿运动1、太学生请愿搭救朱穆2、杜众请愿与李云同死3、太学生请愿营救皇甫规（三） 冲突的扩大化——党锢之祸1、第一次党锢之祸2、第二次党锢之祸三、个体儒生与桓灵之关系（一） 直言进谏者1、因言免官者2、因言获罪者3、因言被杀者（二） 遭到党事牵连者1 、遭到禁锢者2 、被诛和自杀者3 、隐逸者（三） 不与朝廷合作者四、桓灵时期的“党锢之祸”与东汉的衰亡（一） 桓灵政权乱而不亡与儒生的关系（二） 儒生的进谏与皇帝的拒谏（三） 党锢之祸与儒生结语参考文献致谢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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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儒生的命运与国运 ——以秦皇、汉武、新莽、桓灵时期的儒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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