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康拉德研究在国内外已成“显学”,康拉德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纳入经典(四、五十年代)到研究热点(六、七十年代)再到研究热潮(八、九十年代)的过程。总的说来,研究的走向与不同时代的社会和批评思潮有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研究主要以道德批评和心理分析批评为主;六、七十年代以政治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为主;八十年代后康拉德研究再掀高潮,以叙事学研究、文化批评、后殖民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为主,研究成果反映了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各种声音。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主要路径,吸纳社会历史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后殖民批评和叙事学研究的成果,围绕康拉德小说的伦理观展开系统的探讨。国内外学者在康拉德研究中一直将他的小说划为三大类来逐类考察:海洋小说、丛林小说和政治小说。一般的学者(尤其是国内学者)大多趋于认为海洋小说是康拉德的海上浪漫历险故事,丛林小说是他以东方马来群岛和非洲丛林为背景的反映异国历险或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小说,而政治小说则是他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想的反映。学界通常的看法是,这三类小说是作者不同时期的不同艺术表现形式,各个阶段的创作联系似乎不大,康拉德的小说前后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缺乏清晰的思想脉络。本文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首先就目前学界对康拉德小说的类别概念提出不同的看法。笔者提出“城市小说”的概念取代“政治小说”之说。一则因为“政治小说”之说可能在中国文学批评语境中会产生误解;二则因为,三部“政治小说”的故事都以欧洲或美洲的某个国家的都市为背景,而作为现代文明化身的城市在康拉德笔下往往是人性堕落、道德腐败的温床。康拉德在小说中有目的地将城市“丑化”或“不道德化”。“城市小说”这一概念并不排斥这三部小说的政治内涵,因为城市就是人们政治活动的中心。只不过,笔者意在表明,康拉德笔下的城市,如同他笔下的海洋和丛林一样,都是考察人类道德危机的场所。这样,海洋、丛林和城市便可清晰地勾画出了康拉德作品中的三个世界。在这三个世界中,海洋象征着纯粹的自然力量,在与暴虐的风浪的搏斗中水手们坚守着平凡而高贵的职业道德;丛林象征着原始和荒蛮,在与土著文明的碰撞中,西方殖民者遵循的是“适者生存”的“丛林法规”,表现出“文明人”背后的道德沦丧,丛林小说揭露的弱肉强食的帝国伦理;城市是政治斗争和物欲横流的名利场,都市人的虚伪自私、唯利是图和道德虚无主义在城市小说中一览无遗。康拉德通过绝妙的反讽将他对自然、人类和社会的理解沉重而幽默地向人们作了深刻的诠释。在笔者看来,许多学者似乎忽略了这三类小说之间内在的、有机的联系,忽略了康拉德本人在《“水仙号”的黑水手》中关于艺术旨在揭示事物表象下的“真相”的声明。笔者认为,康拉德所谓的艺术要探究的“根本的、永恒的、本质的”东西就是人的良知,即人作为一种道德存在的基本伦理规范。这一规范与康拉德本人亲历的英国商船航海伦理统密切相关,与航海相关的传统伦理道德吸引着康拉德。不过,现有研究资料表明,将英国商船航海伦理贯穿于康拉德的整个创作过程来研究的著作较罕见。本文试图在这个方面做出尝试。本文认为,康拉德的三大类小说是以英国商船航海伦理为轴心来展开道德探索的。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的小说大力弘扬与英国商船航海伦理相关的某些朴素而高贵的美德,诸如忠诚、责任、节制、勇气、团结、宽容等;二、他的小说充满了对上述这些人类美德在世纪之交面临崩溃的忧思;三、他的小说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恪守“忠实”这一商船航海伦理的核心原则。本文试图回答下列主要问题:1、康拉德所处的伦理环境是什么?这对他的创作有何影响?2、康拉德三大类小说各自的伦理内涵是什么?它们之间是否有一股清晰的思想脉络?3、康拉德小说的伦理叙事有何特点?最后,中国读者从康拉德小说的伦理观中应该获得那些启迪?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分五章来论述上述问题。导论部分在论述了本选题的现实意义后,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康拉德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各种批评声音在康拉德研究中的回响。文献综述特别就国内外康拉德研究的道德批判成果做了分析,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特色,即以康拉德小说中的英国商船航海伦理为切入点,窥视其三大类小说伦理道德观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内在联系。第一章论述了康拉德所处的伦理环境。康拉德的创作正好介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处于世纪之交社会思潮和伦理思想的巨变之中。本文认为对康拉德伦理观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主要来自三大方面:一是赫胥黎和华莱士的反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观,这促成了康拉德的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立场;二是英国商船航海伦理和卡莱尔的“工作伦理”观的影响,这是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的核心来源;三是康拉德本人的多元文化身份和道德焦虑,这对他的伦理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产生了重要影响。本章采用了社会历史研究和生平研究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第二章从伦理与存在的关系这一道德哲学视角分析了康拉德的“海洋小说”对人之为人的某些“简单的”道德原则的思考,尤其侧重从年龄与心理变化的角度剖析人物的道德成长过程。笔者认为,《“水仙号”的黑水手》是康拉德小说艺术观和伦理观的奠基之作。这篇富有寓言特征的小说是对英国商船伦理的诗意表达,昭示了“人是一种道德存在”,的哲思,且这一思想贯穿于康拉德小说创作的始终。《青春》和《台风》均有道德象征意义,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盛行的“工作伦理”的思想。《青春》是对往日工作激情的颂歌,但更多的是一首哀叹昔日美德不再的挽歌;《台风》中那位临危不惧、恪尽职守的老船长马克惠是作者给年轻人树立的道德榜样。《阴影线》是从年龄意识和道德成长的角度来说明忠诚、责任心、克制、勇气等水手品质对年轻人的品德塑造的重要性,暗示年轻人要学会勇敢地面对包括自己的道德缺陷在内的一切问题。“海洋小说”以海洋风暴为背景,考察的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力量,尤其是那些平凡而崇高的美德力量。“海洋小说”将人的道德力量置于海上风暴的生死考验下来检视,其伦理观的呈现因而具有一种悲剧的崇高美。本章采用了心理分析批评和道德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第三章从他者形象塑造、文明冲突、道德重建及叙事话语等多个批评视角分析了“丛林小说”内蕴的“文明的忧思”和“道德的发现”两大主题。“丛林小说”通过描写西方文明与土著文明的冲突,揭露原始与文明交锋中西方文明背后的不道德面目。“丛林小说”反映出康拉德对西方文明进程中的道德堕落的忧思,也表现出作者的多元文化身份所导致的伦理矛盾和道德困惑。由于他者形象塑造蕴含了作者(叙述者)的道德和文化立场,本章首先从康拉德对土著马来人物巴巴拉蚩的形象塑造上来剖析康拉德早期马来小说的反种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立场。通过对巴巴拉蚩的外表、声音和智谋的描写,康拉德在小说中(尤其是在《海隅逐客》中)表达了他对土著文明的理解,但是也流露出一定的伦理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巴巴拉蚩形象的双重性和对殖民主义批评态度的双重性。但是,《黑暗之心》开始超越早期马来小说中的徘徊和矛盾立场,旗帜鲜明地高举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大旗,揭露西方文明背后的谎言和人性的贪欲。通过小说叙事者马洛充满道德反思的叙事语气、马洛在非洲的“看”与“被看”及其与“文明使者”库尔兹的直接遭遇,小说最终展示了人物的“道德的发现”。在艺术技巧上《吉姆爷》是《黑暗之心》的延续,但是在思想深度上是对《黑暗之心》的发展,因为《吉姆爷》对道德失败与文明冲突这两大话题给予并重考察。吉姆在道德上遭遇失败后,来到一个偏僻的马来岛屿上企图在那里复制西方文明并重建他的道德理想形象,但是最终却演绎出一幕西方文明和道德重建的悲剧。本章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出发,采纳后殖民批评和叙事学有关他者形象塑造、殖民话语、文化身份和文明重建等有益关键词进行研究。第四章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个人心理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小说”中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人的种种道德矛盾:忠诚与背叛、贪欲与负疚、虚荣与自私、诚实与欺骗等。“城市小说”批判了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物质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倾向。《诺斯托罗莫》揭示了“物质利益”对个人的巨大腐蚀力;《间谍》以无处不在的反讽抨击了都市道德虚无主义的泛滥;《在西方的眼睛下》细察了政治重压下人的不道德行为以及由此而生的负疚和忏悔。如果说“海洋小说”是康拉德对英国商船伦理的某些质朴美德的诗意化表达,“丛林小说”是康拉德对这些美德在人类文明进展中面临崩溃而产生的“文明的忧思”,那么,“城市小说”则是作者在批判现代社会物质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的基础上,企图寻求一条人类道德的救赎之路。康拉德期望通过对人们负罪感和忏悔心的呼唤来拯救人类的道德。本章采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五章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和叙事学的角度对康拉德小说的伦理叙事进行了分析。康拉德的小说充满强烈的伦理叙事意识,这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康拉德对传统的具有道德教谕功能的“框架叙事”模式进行了改革试验,通过“延宕解码”的手法将传统小说中清晰的善恶判断模糊化;以马洛为代表的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始终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二是从小说写作本身来看,康拉德总是从伦理的高度来看待写作,认为作家必须绝对地忠实于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在小说中采用的“效应的累进”这一印象主义手法就是在小说形式上对人们感知世界方式的“忠实”。“忠实”和“真实”是康拉德写作伦理的核心。正是这一伦理观导致了康拉德写作理念和写作实践的创新。康拉德是一个有高度敬业精神的作家,他致力于追求小说艺术形式之“真”和内容之“真”的完美结合。本文认为,康拉德既是从伦理道德属性来理解和看待人的,又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写作的,他的写作本身就是他的伦理观的最佳实践。以上分析表明,康拉德的三大类小说呈现出一条清晰的以英国商船伦理为主线的发展脉络:由对英国商船航海伦理的倡导(“海洋小说”),到对这些美德在文明进展中面临丧失表现出的忧虑和批评(“丛林小说”),再到对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物质利益对个人道德的腐蚀的揭露并由此主张以忏悔之心来拯救自我(“城市小说”)。可以看出,康拉德的三大类小说呈现出“对美德的倡导——对美德丧失的忧思——对重建美德的呼唤”这一内在的逻辑关联。论文的结论部分归纳了康拉德伦理观的三种内涵:其一,康拉德主张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热爱工作的人;其二,康拉德主张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是一个忠诚、诚信的人;其三,康拉德主张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是一个有忏悔心和宽容心的人。论文指出,康拉德小说的伦理观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激烈斗争中痛苦地显现出来的,因而具有相当的悲剧色彩。康拉德将人物置于极致的冲突和痛苦状态中来凸现人物的道德精神,这一酷似悲剧冲突的手法升华了小说的主题,具有极高的审美意义。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1)在前人总结的关于康拉德小说三大类型(海洋小说、丛林小说、政治小说)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小说”之说代替“政治小说”这一概念,并指出“城市小说”的主题依然是道德焦虑而不是政治。2)融文学伦理学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和叙事学的研究方法为一体,以英国商船航海伦理为切入点,系统地论述了康拉德小说的伦理观形成和发展过程,指出康拉德的“海洋小说”、“丛林小说”和“城市小说”表述的不同伦理内涵和内在关联。3)论述了康拉德小说的伦理叙事及其意义,指出康拉德不仅是从伦理道德的属性来理解和看待人,而且还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写作。笔者以为,在我国社会转型之际,在目前为人之道的一些基本准则遭遇挑战之时,认真研究康拉德作品的伦理观,呼唤人类美德的回归和重建,无疑对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和伦理道德建设具重要的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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