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淮北235000
对于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我们几乎无法从一个合适的角度去细致地考察它，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有说不尽的言语。它太过宏大，当中所夹杂的人与事相较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动荡的时代都显得那么复杂。如若说它有着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可近代却面临中西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再者言它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大迁徙，但近代随着已经有了全球化的大迁徙，完全不再局限于中华大地上；近代中国面对榴弹炮、驱逐舰等热兵器的威胁也是前所未有的，它们所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远超过冷兵器的杀伐，让那时尚可谓愚昧的中国人终于认清了世界的发展，从而被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在沉沦与错误中行走三十年后，方才有了缓慢的觉醒，开始认识到教育才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便一直处于无可否定的地位，其自身形态的不断发展使得其总能适应中国封建朝代的变迁，统治者只需添砖加瓦或是稍作修改，便可“一本万利”，无论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抑或是理学家们不断加强道德伦理的约束，其所想达成的政治目的远超过于教育本身所有的育人思想。可最初孔子的诉求也远不及如此，他首创的“五经”和“六艺”已经是一种较完备的教育构想，如果不掺杂政治的因素，这种育人的模式可能会大获成功，礼、乐、射、御、书、数了然于胸，那将是绝代的佳人，而琴棋书画兼备则可谓完人。十分凑巧，“科举制度”的出现仿佛专门在孔子的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加上了制度的枷锁，成了完全的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在制度初始阶段，一切都存在于一个探索阶段，大家热情洋溢地投身到将孔子的理想变成制度的现实当中，而当一切准备就绪，奉行者如“固前圣之所厚”般萧规曹随。及至明清，制度僵化而力求不变，以一种停滞的思维懈怠于，困顿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完全无法正视及探察世界已然出现的深刻变化，让古国沉湎于“古色古香”，最终丧失了生机，清王朝一步步地迈向封建主义的坟墓，但同样也导致了中国在此后离世界舞台中央渐行渐远。
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们通常将近代史分为“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加以区别对待。而就教育而言，其本身的革命性深藏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时显时灭，所以从自身角度来说，我更倾向于在教育上用近代化的史观加以阐释。从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伊始便已有有识之士提出中国的教育已然跟不上时代的潮流，由东海开进长江的军舰中竟是未曾见过的“稀奇”之物。“铁甲凛风而不曾见”，这令沿海的商贾感到惊呼，却未能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关注，他们远隔千里，自然不曾见过那比爆竹响百倍的炮火落在屋头的悸惧。在他们看来，当一群野蛮人敢于冲击天朝的海疆无可厚非，若是强行登陆那便是自寻死路，当然这是大烟所带来的梦觉。英法联军在大沽口的健步如飞让清政府欲哭无泪，举朝西迁。这次京城老夫子们也不得不面对沿海人民一样的梦魇，于是他们迅速下定决心寻求改变的措施，“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其心目中的良方。一批青年才俊作为官派留学生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备受恶毒的言语和难忍的凌辱，可同样是这一批英才有了对世界更直观的认识，同送他们离别祖国父母之邦的人不同，“知耻而后勇”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在今后所毕生信奉的信条。很可惜，他们只是洋务运动的“牺牲品”，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战败后，西学东渐的有关政治思想使得维新派们有了得以借鉴的模版与生存发展的基础，但那力量太过于弱小，还无法支撑起一个弱国的思想在一瞬间就能转变成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失败依然在折磨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如何突破瓶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历史将他们的名字镌刻于国家苦难成长的丰碑上，可无论如何近代教育依然要撑过这段艰难的时光继续坚持下去，直到走到黑暗尽头，总会有一批进步人士会用他们的新智慧改造这个国家。
历史的进程开始加速，封建时代彻底堙灭的同时，革命者的热情如熊熊烈火不断地燃烧，即使在生活习俗上有了改变，学堂内也依旧弦歌不缀。由于新式学堂所学习的内容大多已经兼容了科学文化知识，与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没有太大的分歧，其所培养的人才多是国家所必须的建设人才，各式学堂得到广泛的支持与较大的发展，但是这些发展大都带上了一种浓厚的军事色彩，军校源源不断地涌现，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军事理论水平的提高，为新式军队的建立培养了大量人才。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史，一直离不开的就是传教士这个特殊的群体。当腐朽的帝国始终无法打开与外界的枷锁，传教士便是从那不断被冲击的门缝中“钻”进来的幸运儿。在今天的中学历史书中，我们看到的只可能是传教士的只言片语，很多学者抨击传教士将西方的糟粕大量的带入中国，并且导致中国大众思想上的混乱。诚然，传教士自然带着文化输出或者是文化侵略的色彩，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Nye)的“软实力”（SoftPower），随着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展开，经济力量的崛起，文化这种软实力就必然跟在它后头。西方列强大量在海外殖民扩张，然而这些暴发户的嘴脸连他们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都产生了传教运动，学生们组成的传教士群体承担了教化功能，在每周末都要把那些外商“关”进教会，对他们进行洗礼。可是历史造化弄人，传教士同样为中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其实早在明代中晚期，利玛窦早已与徐光启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在那段时期，传教士们为中国带去了西方早期的科学，中国的教育门类空前的增多，许多诸如天文学、数学的科目开始了在中国的非系统性尝试教学，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言“徐光启就是中国的弗朗西斯·培根”其在各方面的建树，使他完全有理由与同时代的培根相媲美。但科举的力量终究是强大的，仅凭一个徐光启是无法有实质性改变的。历史的转机在清末，声学、光学、化学、电学、物理学等一大批新兴学科蓬勃发展，科举再也追赶不上历史的潮流，虽然我们在表面上加以更改，但也不过是浅陋的文字游戏——秀才称为学士、举人呼为硕士、进士则是博士。皇皇乎成为后世笑柄。不过，中国人向来是爱好学习的，一旦一种形成惯性的教育模式的崩塌必然会导致动乱，科举被废除后也如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学生运动——1905年的拒俄运动、上海的“学潮”事件都给士大夫们以警醒，创立新式学堂自然势在必行。1860年，上海亚洲文会创立，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多个第一——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同样随之创立的还有广学会，它们的成立，在中国人自己翻译西方书籍之前，将大量的西方上千种著作翻译成中文供人们研究。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翌年，广方言馆创立，京师同文馆的八旗子弟们拥有每月30两的供银却只是贪图享乐，而几十年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时也只有6两。因此，京师同文馆最终宣告失败，在十几年的教育中竟不能培养一位外交人才，近代教育的悲哀也是有因可循的。同样作为语言学习机构，广方言馆在上海和广州成立招收专业学生，也因此能够培养出不少堪当大任的学生。
无论如何，在近代教育缓慢的发展过程中，在外人看来近乎都是失败的，那是因为近代教育的改革措施着实太多，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的近八十年间，每一次的教育改革都不得不让我想到今日的中国足球改革，想到的办法很多，但缺乏的就是忍耐力与坚持。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教育改革历久弥新，硕果累累。在艺术成就上，土三湾博物馆的建立成为东西方艺术碰撞的诞生地，培养了大批如刘海粟、徐悲鸿等人才，更是被徐悲鸿赞誉为“中国近代西洋艺术的摇篮”。在法律上，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倡导中国与国际接轨，加入了多个国际公法（InternationalLaw）组织，为中国在国际法道路的探索上起到了奠基作用。在政治上，大量西方政体被介绍到中国，也让中国走过了“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之路，虽然短暂但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尝试。
综上所见，中国的近代教育虽是在缓慢中前行，但每一次迅疾的决心都饱含着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与对国家兴亡的担当，它最终无关乎政体、阶层甚至是国家，只有着对人类命运深刻的哲思，中国近代教育史也将成为人类永恒的宝贵财富为后世所借鉴。
参考文献
[1]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2]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