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法治农”的国际经验(论文文献综述)
左雯雯[1](2021)在《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
阳斌[2](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李俊滔[3](2018)在《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轮休耕试点,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进一步指出严守耕地红线,稳步提升耕地质量,扩大耕地轮作休耕制试点,改进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综合来看,耕地保护的红线不容僭越,市场机制要更加灵活,激活耕地的生产要素属性,振兴乡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中国耕地保护的实际情况、由来、问题的演变和经济逻辑的融合点。耕地保护问题和耕地保护政策涉及粮食安全战略,长久以来耕地保护都是各国学术界和执政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在国外和境外,以美、澳、日、台的耕地保护政策最具代表性。在国内,早在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就关注到了耕地保护这一问题。但由于政治形势和对社会科学认识的不足,耕地流失的严峻态势愈演愈烈。自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速度持续提升,城乡二元矛盾、农工二元经济问题日益凸显。在形势倒逼下,新中国的耕地保护政策体系逐渐形成,经历了1978-1985年的政策起步与人民耕地保护的觉醒期和意识建立阶段,1986-1997年耕地保护政策的深化与完善,1998-2003年耕地政策的落实与巩固阶段,2004年之后,耕地保护政策法令的逐步完善与执行日益到位。然而我国耕地资源流失的态势并未得以根本改善。目前虽然我国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耕地保护政策体系,从法律法规到行政管理已经较为健全,但是从经济层面的分析和切入还相对不足,经济层面以管制为主,主要体现为我国耕地保护具有明显的政策主导性,一方面政府在政策制定上缺少多元市场主体的参与,另一方面,政府根据自身的约束力强行制定与调整耕地政策,使得耕地保护产生了由政府主导的动态调整机制。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于耕地保护的相关政策已超过上百条,内容包括耕地数量、经济规划、法律限制等综合要素的运用,但事实上,我国耕地的流失问题仍然严峻。而面对此情况,单靠中央的耕地保护政策是无法遏止经济市场化所造成的制度绩效不健全等隐患。现阶段我国耕地保护的相关法令非常庞杂且涵盖广泛,虽然耕地保护政策体系已经较为完善,但对于我国的耕地保护的绩效仍显不足,主要是实际政策制定与市场需求的差异,地方与中央政策存在偏好差异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地方政府追求绩效最大化的同时,往往曲解或是拖延中央政府制定的耕地保护政策,最终造成虽有法令而无从执行等弊端,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于各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监控制度投入不足、对违反耕地保护的惩罚力度不够,降低了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效果。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息息相关。必须从国家层面加强管控,面对从中央政府到国家再到地方的经济利益,耕地保护应当丰富其经济学分析以及经济发展机理的研究。从制度分析的层面看,耕地保护制度的运行会被交易费用、经济利益等因素影响,利益相关者的激励均衡应当在政策体系中得以体现。基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中央需要通过耕地资源总数的规划,维持社会稳定、保障粮食供给安全、确保耕地的可持续供给,满足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基本生活需求。论文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明研究背景,引出研究目标。针对研究目标,全面回顾了以往文献并将文献进行了归纳。主要包括:中国耕地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相关研究,着重综述了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失灵问题,说明了中国耕地保护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综述了中国耕地保护的政策主张相关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权理论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逐层递进,为后文中的理论分析奠定矛盾分析和效率分析的理论主线。第二章,系统地阐述并梳理了中国耕地保护的实践,分析了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由来、关注重点和演变历程。将新中国农业耕地保护实践分为五个历史时期,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四个历史时期,总结了中国耕地保护进程中耕地保护政策面临的问题,以此作为本文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第三章,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演变进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需求与供给均衡、土地的价格生成机制、开放性经济条件下城乡二元体制冲击的综合视角,结合供给侧、降成本、提质增项综合分析了中国耕地保护政策面临的主要矛盾及其经济学解释,作为本文的分析视角和关注重点。第四章,系统地整理了境外具有代表性的耕地保护经验。比较分析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台湾三国四地的耕地保护经验,从耕地数量保护、农业保护、耕地生态质量保护、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变更保护等维度,综合分析了耕地保护政策的比较借鉴,尤其是在耕地质量保护和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障机制层面,提出了一些可借鉴的方案,作为本文提出的经济学视角下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体系完善路径的重要参照。第五章,结论与建议。结合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和供给侧结构性分析,提出以法治为纲、经济为本的耕地保护政策体系构建思路,从经济学视角下,分别提出了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总体方案设计、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改进思路和解决对策、中国耕地保护的多渠道保障措施。
车将[4](2015)在《西北生态农业及产业化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西北生态农业建设理论体系进行了创新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区域生态农业建设的理论价值,而且对西北生态农业具体的建设,形成了的实用性宏观生态农业模式体系,由于具体区域的具体实用性微观模式的建立是建立在具体区域的自然、社会等方面的条件基础之上的,所以本研究围绕西北县域生态农业的实用性微观模式的建立,采用了统计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在西北地区各省选取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县为例,深入的探讨了县域生态农业的实用性生态农业模式的建立方法,从而总结出了西北县域生态农业模式建立的分类特点和规律,为西北生态农业的建设提供实用性方法。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国内外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西北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是走有西北特色的生态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在西北生态农业模式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宏观模式体系。并以陕西省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建设,对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区域模式的建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研究采取统计资料分析、典型调查与大范围考察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论证相结合,理论创新、实例分析与前人成果相结合的方法,围绕西北生态农业创新发展这一核心,开展相关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西北生态农业理论体系的建立。西北生态农业是在全球替代农业类型发展影响下,结和中国具体国情,以生态学、农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工程学等学科理论与技术为指导,全面、协调、循环、持续为特征,具有区域特色,与时俱进,以实现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相一致为目标的新型农业产业体系。2)根据区域生态农业理论,总结了9个主要类型区的主要生态农业模式,为西北生态农业建设提供思路。西北农业的地域性非常明显,自然条件的纬度、经度、垂直地带差异很大,农村社会经济基础差异明显,这种地域性差异对农业生产、农村市场和农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在西北地区发展生态农业要尊重地域性差异,从区域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特点、人文特色和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赢需求出发,构建区域生态农业理论模式。3)国外生态农业建设对中国西北生态农业建设的启示。研究发现,国外可持续生态农业的模式选择是同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联系在一起;国外生态农业理论虽然不是很成熟,实践规模也很小,但影响却非常深远,它充分体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由于西北地区的地理自然环境与国外沙、埃、澳等国家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可以借鉴它们在生态农业建设中的经验,并从中得到启发。西北地区受荒漠化严重,粮食安全、贫困问题,以及环境脆弱等压力的困扰,其生态农业发展的复杂性更大。所以,在生态农业模式的选择上就不能机械地照搬发达国家,应该寻求适宜西北地区的发展模式。4)依据西北的自然和经济特征划分了不同的生态区,西北地区可分为:西北内陆生态农业区和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区(不包括山西和河南部分)。在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区发展集水型生态农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集水型生态农业是在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于西北区内陆生态农业区,可分为高山、山地及山前坡地和平原、盆地(绿洲),在高山、山前坡地和平原区,适合的生态农业模式主要是立体开发利用型模式,在盆地(绿洲)区,通过与农户的结合,发展在农户的水平上的小规模食物链型生态农业或者商品规模化生产型生态农业。5)在西北地区县域基础上,就西北地区生态农业县域具体发展模式展开研究。通过对中国西北15个县的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的研究,利用聚类分析模型的方法来分析西北具体的建设模式,得出了六种类型,明确不同区域主攻方向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发现总结了其中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为区域生态农业建设提供了方法。6)建设优势产业是建设西北经济的必然选择。西北地区有丰富的物种资源和气候资源,遵循“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出自己的特色”的原则,围绕棉花、糖料、烟叶、水果、肉类、奶类、花卉、中药材等优势资源,积极发展了诸多特色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并建立了各类农产品生产基地,逐渐形成以特色农业产业为重点的区域布局。7)为推进西北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以陕西省为例,探索了西北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具体发展模式。设计了关中平原、陕北黄土高原、陕南盆地的不同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模式,陕北地区处在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条件贫困的双重困境中,该分区应当主要采用生态恢复和治理模式。陕南地区经济情况、区位条件相对一般、资源状况较好,适合以生态标志型产品(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为主的开发模式。关中地区经济情况发达、区位条件优越、自然资源相对紧缺,适合通过加快农业及农村结构模式调整,以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等组织结构方式,构建具有农业生产、加工、示范、研发、培训、休闲观光等多功能的都市型农业经济。前述西北不同地区的生态农业模式正好可以作为产业化模式建设发展的蓝本,在此基础上能够有效地设计产业化系统发展模式。8)建立了西北生态农业的对策建议和政策保障体系。发展西北生态农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必须针对西北具体地情况,按照农业循环经济的要求,通过构建生态理念、生态制度、生态科技、生态主体、生态生产等多种途径,推进西北生态农业的稳定发展。
李波,李晴[5](2014)在《家庭农场法律促进的国际经验》文中提出国际经验证明,发展家庭农场是尊重农业生产规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完善农业立法是家庭农场长足发展的根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的集体共耕制对我国农业造成巨大伤害,新世纪以来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粗放式经营也渐入瓶颈。为打破当前我国存在种种弊端的农业旧体制,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借鉴发达国家法律促进的先行经验显得十分必要。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在土地立法、资金融通立法以及人才培训立法上的经验则正是本文借鉴的重点所在。
蔡清伟[6](2014)在《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文中提出本论文以上、中、下三篇为结构叙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坚持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依法治村的有机统一。通过对60多年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梳理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共产党对“三农”的领导采取的基本上是全能式的领导。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共产党对“三农”的领导,是在“家庭经营”的产权基础上,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达到“村民当家作主”的目的。因此,本论文通过上、中、下三篇的论述认为:第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的根本保证。农村党组织建设和发展,是保证广大农民群众行使自治权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农村的根本。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村民当家作主则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中国农村的法治秩序,和谐农村社会的建立,只能通过广大村民共同遵循的民主程序才能保证,通过村民的民主监督方能实行,民主和法治向来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第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依法治村则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农村社会的根本途经,也是中国共产党60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所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就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保证村民各项民主权利,实行依法治村。这就是党的领导、村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也是中国共产党60多年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的主旨。具体三篇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上篇是党的领导篇,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前后分为两章,叙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国共产党农村党组织对于“三农”领导机制、体制的变迁。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探索的历程。总的看来,在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紧紧围绕土地改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中心任务广泛展开,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在农村的政治任务的实现。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尽管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看来是党的“左”倾指导思想恶性循环的20年。这20年可分为两个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农村党组织建设曲折发展的十年,既有很大的成绩,也有严重失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①,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也是一次严重的破坏。改革开放后,中共在强调坚持建立强有力的政党的同时,逐渐改变党的治理模式,实现了“一元化”权力结构向“多元化”权力结构模式的比较成功的转变。这种“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并不否定党的核心领导,在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中,党始终是主导性的力量。这种主导性的力量的发挥不应依赖于对农村社会的直接管控来实现的,而要通过改变其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来实现的。但作为一种“自治”制度必须以不断提升“自治”功能为根本。“自治”功能提高的出发点应是构建执政党的主导地位和村民主体地位的政治互动,这种政治互动也应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中篇以“村民当家作主”为主题,论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村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变迁。在改革开放前,由于中共选择了高度集中的社会管控模式,虽然从理论上一直讲权力的人民性,但权力运行方式上一直是不断升级的高度集中的“代民作主”的管理体制。从农民协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村民当家作主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政治委托权利”的成分则逐渐增多。1978年对中国农村来说,是新中国以来乡村治理模式一次范典的转换。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次转换是一次成功的制度变迁,创新的内源和动力来自于中国最基层的乡村。1978年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是乡村经济管理革命的里程碑。小岗村“大包干”的成功实践诱发了农村社会治理新机制的诞生。1980年村民委员会在广西乡村诞生。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象征。村民自治标志着村民真正逐渐开始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下篇以“依法治村”为主题,论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共“依法治村”的曲折探索。任何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必定应是一个法制比较完备的国家。从新中国诞生,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就为此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尽管十年“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法制的瘫痪,但也正是“无法无天”的十年使中共领导人及中国公民更加认识到了“法治”的重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新征程,在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理念指导下,中国法制一步步更加完备,“法治”理念也逐渐彰显,最终在党的十五大上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新战略,这是中国法制史上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在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设计下,中国底层农村的法制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依法治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方法。
钱玉文[7](2013)在《国外农业补贴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何对农业、农村、农民进行合理的保护是我国现阶段应该重视的问题。农业补贴是最主要和最常见的农业保护政策工具之一,对具有悠久农业补贴历史的发达国家如何推进此进程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借鉴国外农业补贴的成功经验,让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对加强我国对农业的补贴具有重要意义。【1】笔者正是基于此对国外农业补贴进行全面而详细的比较研究。第一章,提出本文的灵感来源,说明本论文的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对农业补贴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简单阐述,提出了本研究的必要性。第二章,深入的分析了多篇文献,总结出美国、欧盟、日本的农业补贴现状,分别从政策、目的、方式、结构及效果方面进行研究。第三章,在上章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详细的研究了这三个国家在农业补贴的各方面的情况,可取之处及教训。第四章,在WTO《农业协定》的规则下,对农业补贴几个重要方面进行国际间比较,进而得出对改进与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启示。最后,总结全文,并展望今后继续本研究的方向。
吴小虎[8](2011)在《我国农业产业发展中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由我国学者提出。国内许多学者对该问题从很多角度进行研究,并且也做出了很多成果。其中大部分学者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农业产业化的内涵、运作机制、发展模式等方面,他们希望通过产业化运作解决农业存在的问题。而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在于农民并没有联合起来,缺少像其他产业一样的组织。这种缺失性是由政府政策、市场等各种因素造成的,直接使得农业难以同其他产业一样进行市场化、产业化运作,三农问题由此产生。故而,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国家的农民组织化水平偏低。故而本文围绕解决农民组织化问题偏低问题,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该问题: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对农民组织化的研究背景以及国内外研究进展从宏观角度把握这个农民组织化的发展现状;其次,对农民组织化的相关理论、内涵、特点、作用等基本内容进行基础性介绍;然后,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来研究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新农村建设时期三个时间段的中国农民组织的演化与发展,从中发现农民经济组织在不同时期国家不同政策下所体现出的不同特点,并且对现阶段全国与江苏省农民组织化现状进行介绍;再次,运用文献研究法、博弈论等从政府、市场、农户三个角度对现阶段农民组织化的问题和影响分析以及其内在的利益机制联接机制进行阐述;之后,运用案例介绍现阶段我国最典型的四种农民组织化模式运作模式希望各地区能够因地制宜的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农民组织化模式;再次,通过美日两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民组织的发展介绍,寻求借鉴经验。最后,结合以上内容,笔者从政府、市场、组织主体三个角度寻求提高农业产业农民组织化的途径。这些途径包括政府要从农民组织合法性、农村土改、金融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市场”反馈机制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和改革;市场要从农产品市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组织模式方面完善体系;组织要从农民素质、外部人才引进、内部管理方面增强活力。
翟雪玲[9](2004)在《中美农业支持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但是无论政策、科技、投入其实都包含国家对农业的支持。而我国由于长期实行的“工业优先”战略使得对于农业支持尚没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用,急需作出深入研究。 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比较的角度出发,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研究中美两国农业支持。任何政策都是深植于环境的,不同的环境直接决定了政策的迥异。因此本文采用的技术路线是遵从政策的环境、政策的产生以及政策的执行这一思路。从政策环境出发,寻找影响不同农业支持政策的宏观因素和影响农业支持效果的一般规律,在此基础上分析两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制定和影响农业支持效果的原因,最后具体分析两国农业支持的水平、结构及主要的支持政策,并采用OECD组织开发的政策矩阵评估模型(A Matrix Approach to Evaluating Policy,PEM)定量刻画不同农业支持政策的政策效应。在分析美国农业支持的基础上结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探讨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下,农业支持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对当前和未来我国农业支持的改革提出建议。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中国农业支持环境不宽松,中央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低下,法制环境不健全,农业面对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宽松;中国农业政策的决策体制、程序不科学,在政策的制定中缺少农民利益集团的参加,这是导致我国农业政策失误频多、支农水平低下的制度性因素;中国“分散管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我国农业支持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中国农业支持不仅总水平低下,而且在结构方面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支农中,投资结构、投资来源、投资主体、投资形式存在诸多不足。金融支农中由于缺少国家的支持,农业资金仍然是一个净流出的局面。 本文有以下特色与创新之处:(1)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分析农业支持的理论框架。分别从政策环境、过程、执行等逻辑关系入手,抓住了问题的本质。(2)采用OECD组织衡量农业支持的指标体系和数据对中美农业支持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在农业支持水平、投入结构和产品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3)运用OECD组织的政策矩阵模型定量刻化不同的农业支持政策的政策绩效。(4)将纷繁复杂的农业支持政策分为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政策,运用大量的实证资料和数据对中美两国的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状况进行分析,并给出相应的理论解释。
王永春[10](2004)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是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时代。这种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得权力和影响力正日益流向那些超国家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中国加入WTO,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政府自身。农业协议中的诸多条款无一不是针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政府来执行。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期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日益完善与发展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沿革,目前存在问题,发达国家经验,绩效评价,改革影响因素,加入WTO的挑战及政策选择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历经变迁,时至今日,形成了涉及农业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科技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多个部门在内的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这种脱胎于旧的计划体制的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在职能、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代表的美国在农业管理方面实行综合与高度市场化的管理,而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代表的日本则不断根据国际形势调整国内的保护与支持政策,充分重视农协的中介作用。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实行依法行政、依法治农。另外发达国家高度发展的农业第三部门在农业行政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政府与农民、政府与市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与中介,他们对内维护其成员利益,同时协助政府管理农业。 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总体上,我国农业行政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农业行政管理绩效低下的批评却屡见报端,这就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并借以提高绩效。对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进行绩效评价,应根据合理的评价标准,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另外,农民阶层由于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而成为改革的动力因素,但这种动力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而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自身虽然理论上应成为改革的动力,但现实中由于预期成本大于预期收益反而成为改革的阻力因素。消解改革阻力的根本办法是消除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一些管制特权。 再从加入WTO的现实情况来看,WTO的规则及农业相关协议给我国的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提出了市场化、法治化、透明化等一系列挑战,适应WTO要求,改革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 为促进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本文提出了在农业行政理念、农业行政制度和技术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的政策建议。其中理念创新是前提,制度创新是核心,技术创新是保证。只有三方面都不断创新,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的农业行政管理绩效,不断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社会的发展。
二、“以法治农”的国际经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法治农”的国际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1.3.3 研究创新点 |
1.3.4 研究方法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1.4.1 治理 |
1.4.2 乡村治理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3)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中国耕地保护面临的问题 |
1.2.2 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失灵 |
1.2.3 中国耕地保护的政策主张 |
1.2.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权理论在耕地保护中的应用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5 主要创新之处 |
第2章 中国耕地保护实践与耕地保护政策梳理 |
2.1 中国耕地保护政策总括 |
2.2 耕地保护制度的由来与中国耕地保护意识觉醒 |
2.3 农村改革与耕地保护政策觉醒(1978-1985) |
2.4 耕地骤减与耕地保护政策发展(1986-1997) |
2.5 耕地保护形势恶化与耕地保护政策体系化(1998-2003) |
2.6 耕地保护政策进入系统化完善阶段(2004-) |
2.7 耕地保护进程中耕地保护政策的问题总结 |
第3章 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主要矛盾及其经济学解释 |
3.1 中国耕地保护政策面临的主要矛盾分析 |
3.1.1 农业生产力落后与人口基数的矛盾分析 |
3.1.2 农产品贸易与农业保护的矛盾分析 |
3.1.3 二元体制造成的农产品价格扭曲与激励不当 |
3.1.4 耕地保护限制与农业保护不足的矛盾分析 |
3.2 中国耕地保护政策及其有效性的经济学解释 |
3.2.1 耕地保护政策的动机 |
3.2.2 耕地保护政策的需求与供给 |
3.2.3 耕地保护政策的成本与收益 |
3.2.4 耕地保护政策的效率与质量 |
第4章 耕地保护政策的境内外比较与经验借鉴 |
4.1 美国的农耕保护政策 |
4.2 日本的农耕保护政策 |
4.3 澳大利亚的农耕保护政策 |
4.4 中国台湾的农耕保护政策 |
4.5 农耕保护政策比较借鉴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5.1 经济学视角下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总体方案设计 |
5.1.1 以法治手段护底线保存量 |
5.1.2 以经济手段稳流量实现动态调整 |
5.1.3 促进科技与现代农业融合提质量 |
5.1.4 以法治为纲、经济为本的耕保原则 |
5.1.5 以法治为纲、经济为本的耕保阶段性目标 |
5.2 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体系的改进思路和解决对策 |
5.2.1 以经济为本的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体系设计 |
5.2.2 三位一体完善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 |
5.3 完善与耕保政策体系相适应的配套保障措施 |
5.3.1 发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在确权保障中的作用 |
5.3.2 改进占补平衡补偿机制 |
5.3.3 优化财税支持机制 |
5.3.4 改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
5.3.5 构建耕地流转的统一市场体系 |
5.3.6 强化耕地保护宣传等保障措施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西北生态农业及产业化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中国农业发展遇到的严峻问题 |
1.1.2 西北生态环境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l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生态农业研究概况 |
1.3.1 国外生态农业研究概况 |
1.3.2 国内生态农业研究概况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技术路线 |
1.4.3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概念探析 |
2.1 生态农业基本概念 |
2.1.1 生态农业概念的缘起 |
2.1.2 中国生态农业的概念 |
2.1.3 生态农业模式的概念 |
2.1.4 生态农业产业化概念的源起 |
2.1.5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概念 |
2.2 生态农业理论 |
2.2.1 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
2.2.2 中国生态农业基本特征 |
2.3 生态农业产业化理论 |
2.3.1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理论基础 |
2.3.2 生态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区别与联系 |
2.3.3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阶段性分析 |
2.4 生态农业模式与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关系与功能优势 |
2.4.1 生态农业模式与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关系 |
2.4.2 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优势 |
2.5 区域生态农业发展理论 |
2.5.1 生态农业的区域差异性 |
2.5.2 区域生态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及机遇 |
2.5.3 区域生态农业模式构建 |
2.5.4 区域生态农业理论模式概述 |
2.5.5 区域生态农业推进战略 |
第三章 国内外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对西北的借鉴 |
3.1 国外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 |
3.1.1 国外生态农业的概况 |
3.1.2 沙特,埃及,澳大利亚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的经验 |
3.1.3 西北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对沙特,埃及,澳大利亚经验的借鉴 |
3.1.4 以色列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的经验 |
3.1.5 西北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对以色列经验的借鉴 |
3.1.6 国外发达国家生态农业的借鉴 |
3.1.7 国外生态农业产业化支撑体系建构及其对西北的借鉴 |
3.2 国内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 |
3.2.1 国内生态农业的概况 |
3.2.2 国内生态农业存在的问题 |
3.2.3 国内生态农业产业化现状 |
3.2.4 中国生态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类型 |
3.2.5 国内生态农业产业化存在的问题 |
3.2.6 国内生态农业模式的借鉴 |
3.2.7 国内生态农业政策的借鉴 |
第四章 西北生态农业的现状及其发展模式分析 |
4.1 西北的自然与经济建设特征 |
4.1.1 西北内陆生态农业区 |
4.1.2 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区 |
4.2 西北生态农业现存主要问题 |
4.2.1 自然条件 |
4.2.2 社会经济条件 |
4.3 西北地区生态农业模式分析 |
4.3.1 国内外生态农业模式研究概况 |
4.3.2 西北建设生态农业模式的借鉴 |
4.4 西北生态农业微观模式与技术 |
4.4.1 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区 |
4.4.2 西北区内陆生态农业区 |
4.5 西北生态农业宏观主导模式模型 |
4.5.1 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区模型 |
4.5.2 西北区内陆生态农业区模型 |
第五章 西北县域生态农业模式选择及其地域分异规律 |
5.1 西北县域生态农业模式设计方法概论 |
5.1.1 模式设计的基本概念 |
5.1.2 模式设计基本指导思想与原则 |
5.1.3 模式设计分类层次如下 |
5.1.4 模式设计的因素分析 |
5.1.5 模式设计程序 |
5.1.6 模式设计的文字表述 |
5.2 西北县域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地域分异规律分析 |
5.2.1 西北主要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区域分布 |
5.2.2 生态农业模式类型的比重和覆盖度分析 |
5.2.3 生态农业模式建设的相似性聚类 |
5.2.4 结果 |
5.3 实例:陕西省县域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的借鉴 |
5.3.1 陕西省主要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区域分布 |
5.3.2 生态农业模式类型的比重和覆盖度分析 |
5.3.3 模式建设的相似性聚类及其区域分布特点 |
5.3.4 结果 |
第六章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现状及其发展模式分析 |
6.1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必要性 |
6.1.1 建设优势产业是建设西北经济的必然选择 |
6.1.2 建设优势产业是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
6.1.3 西北优势产业的建设对于民族和睦具有重大意义 |
6.1.4 国家主体功能区政策对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影响 |
6.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
6.2.1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指导思想 |
6.2.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指导原则 |
6.3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条件分析 |
6.3.1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优势分析 |
6.3.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劣势分析 |
6.4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辨析 |
6.4.1 生态农业产业化与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区别 |
6.4.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分区设计对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的意义 |
6.4.3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设计 |
第七章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案例 |
7.1 案例:陕西省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探析 |
7.2 陕西省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模式选择 |
7.2.1 关中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 |
7.2.2 陕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 |
7.2.3 陕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 |
第八章 西北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与政策保障 |
8.1 西北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8.1.1 树立科学的生态农业理念 |
8.1.2 树立生态建设与富民增收并举的经济发展观 |
8.1.3 创新先进的生态农业科技 |
8.1.4 构建以节水为核心的生态农业模式 |
8.1.5 健全生态农业人才、技术、资金的保障机制 |
8.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
8.2.1 建立生态发展观 |
8.2.2 理清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建设基本思路 |
8.2.3 加强生态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建设 |
8.2.4 发展合理的生态农业产业 |
8.2.5 完善生态农业产业化制度 |
8.2.6 做强绿色龙头企业 |
8.2.7 绿色产品品牌化 |
8.2.8 建设生态农业基地,实现农业生态产业化标准化管理 |
8.2.9 提升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科技水平 |
8.2.10西北优势产业的选择 |
8.3 西北生态农业建设的政策保障 |
8.3.1 国家在项目建设政策上支持西北 |
8.3.2 实行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 |
8.3.3 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政策,建立西北开发专项资金 |
8.3.4 加大优化西北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金和人才政策 |
8.3.5 建立支持西北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的政策 |
8.3.6 产业政策 |
8.3.7 建立不同的绩效评价指标和政绩考核政策 |
8.3.8 建立培育绿色农产品市场体系的政策 |
8.3.9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 |
8.3.10乡镇企业参与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 |
8.3.11重视农业立法,推进农业法律体系政策建立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9.1 主要结论 |
9.1.1 创新设计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与西北生态农业模式的必要性 |
9.1.2 西北生态农业模式 |
9.1.3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 |
9.1.4 西北生态农业发展的保障 |
9.2 讨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5)家庭农场法律促进的国际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导言 |
一、完善的土地立法是家庭农场规模经营的基础 |
二、健全的资金融通立法是家庭农场稳步推进的支撑 |
三、完备的人才培训立法是家庭农场高效发展的保证 |
(6)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2.1 国外相关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1.2.2 国内相关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研究 |
1.2.3 研究综述评析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 |
1.5 主要创新点 |
上篇:党的领导 |
第2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党组织建设的历史回顾 |
2.1 1949-1956年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探索 |
2.1.1 公开建党:建党方式的新选择 |
2.1.2 从限制发展到大发展:农村党组织发展的政策演变 |
2.1.3 “集体化”语境:农村整党和“三反”教育 |
2.1.4 新部署新任务: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 |
2.1.5 中共八大: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的系统总结 |
2.2 1957-1976年农村党组织建设的曲折道路 |
2.2.1 指导方针的严重失误:“左”倾错误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 |
2.2.2 主题转换: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党组织建设 |
2.2.3 犯“左”与纠“左”:“大跃进”中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2.2.4 从整风整社到四清运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2.2.5 “文化大革命”运动:农村党组织建设的畸形化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视域下的农村党组织建设 |
3.1 政党治理转型中的农村党组织功能的新定位 |
3.1.1 多元化:改革开放后政党治理模式探索的新取向 |
3.1.2 党的治理转型: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逻辑起点 |
3.1.3 “顶层设计”效应:农村党组织功能的重构 |
3.2 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
3.2.1 党的领导:村民自治良性运行发展的政治核心 |
3.2.2 一致与冲突:村民自治运行中的“两委”关系 |
3.2.3 建构与创新:健全村党组织、发挥党的核心作用 |
3.3 本章小结 |
中篇:村民当家作主 |
第4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村民当家作主的演变 |
4.1 重建乡村基层政权:村民当家作主的新探索 |
4.1.1 划乡建政:乡村社会政治权威的重建 |
4.1.2 民主建政:理论建构与现实语境的紧张 |
4.1.3 土地改革:农民权力和国家意识的建构 |
4.2 农业合作化运动:村民当家作主探索的转向 |
4.2.1 新的话语: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
4.2.2 四次农业合作会议:强制性参与的文件解读 |
4.2.3 小脚女人效应:合作社升级扩社 |
4.2.4 进退两难:农民参与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多重考量 |
4.3 人民公社:代民作主的乡村管理模式 |
4.3.1 人民公社:“大跃进”热潮中催生的农村管理组织 |
4.3.2 政社合一:人民公社管理模式的重要特征 |
4.3.3 二元的户籍管理:难以流动的农民 |
4.3.4 包产到户:村民自治的呐喊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发展的变迁 |
5.1 经济自治:村民当家作主的新实践 |
5.1.1 主体明晰:首抓农业这一环 |
5.1.2 破土而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5.1.3 从争论到国家认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艰难正名 |
5.1.4 从定心丸到长效丸:不断创新完善的乡村家庭承包制度 |
5.2 村民自治:村民当家作主的乡村治理模式 |
5.2.1 一个历史分析:村民自治的渊源 |
5.2.2 庄稼汉的政治壮举:村民委员会的诞生 |
5.3 提升与健全:村民当家作主的新境地 |
5.3.1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营造村民自治发展的新环境 |
5.3.2 组织与参与:农村基层自治功能的提升 |
5.4 本章小结 |
下篇:依法治村 |
第6章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农村法制建设进程的回眸 |
6.1 1949-1956年新中国农村法制建设的初建阶段 |
6.1.1 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中国法制的新纪元 |
6.1.2 土地改革法:农民获取土地的法律保障 |
6.1.3 人民法庭:土地改革的审判机关 |
6.1.4 《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土改农民协会运作的法制保障 |
6.1.5 “一化三改”的立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行动指南 |
6.2 1957-1976年农村法制建设的踯躅与滑坡 |
6.2.1 1957-1965年:法制突变的岁月 |
6.2.2 1966-1976年:法制悲剧的十年 |
6.2.3 阶级斗争:农业集体化时期治村的“灵丹” |
6.2.4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能忘记的教训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改革开放后依法治村的新探索 |
7.1 农村法制化建设的新征程 |
7.1.1 依法治国:中共顶层法制建设的新设计 |
7.1.2 农村政策的基石:乡村家庭承包的法制化 |
7.1.3 从实践到规范的进路:村民自治的法制化 |
7.2 村民依法治村活动的新实践 |
7.2.1 历史跨越十年:村民自治实践中的制度创新 |
7.2.2 从选举型到参与型:村民自治功能提升的法治化个案分析 |
7.2.3 特点与启示:村民自治发展的内在轨迹 |
7.3 本章小结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国外农业补贴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和思路 |
1.3.3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国外农业补贴研究 |
2.1 美国的农业补贴 |
2.1.1 美国农业补贴的政策 |
2.1.2 美国农业补贴的目的 |
2.1.3 美国农业补贴的方式 |
2.1.4 美国农业补贴的结构 |
2.1.5 美国农业补贴的效果 |
2.2 日本的农业补贴 |
2.2.1 日本农业补贴的政策 |
2.2.2 日本农业补贴的目的 |
2.2.3 日本农业补贴的方式 |
2.2.4 日本农业补贴的结构 |
2.2.5 日本农业补贴的效果 |
2.3 欧盟的农业补贴 |
2.3.1 欧盟农业补贴的政策 |
2.3.2 欧盟农业补贴的目的 |
2.3.3 欧盟农业补贴的方式 |
2.3.4 欧盟农业补贴的结构 |
2.3.5 欧盟农业补贴的效果 |
2.4 小结 |
2.4.1 美国农业补贴的特点 |
2.4.2 日本农业补贴的特点 |
2.4.3 欧盟农业补贴的特点 |
第3章 国外农业补贴的比较研究 |
3.1 国外农业补贴政策比较研究 |
3.2 国外农业补贴目的比较研究 |
3.3 国外农业补贴方式比较研究 |
3.4 国外农业补贴结构的比较研究 |
3.5 国外农业补贴效果的比较研究 |
3.6 小结 |
第4章 国外农业补贴比较研究对我国的启示 |
4.1 农业补贴政策的启示 |
4.2 农业补贴目的的启示 |
4.3 农业补贴方式的启示 |
4.4 农业补贴结构的启示 |
4.5 农业补贴效果的启示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我国农业产业发展中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技术路线、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点 |
1.3.1 技术路线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可能的创新点 |
1.3.4 课题来源 |
1.4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4.1 国外研究进展 |
1.4.2 国内研究进展 |
2 农民组织化的基本内容 |
2.1 农民组织化的相关理论 |
2.1.1 产业组织理论 |
2.1.2 制度变迁理论 |
2.1.3 利益驱动理论 |
2.1.4 博弈理论 |
2.2 农民组织化的内涵界定 |
2.3 农民组织的特点与作用 |
3 中国农民组织化的演化与现状发展 |
3.1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民组织化发展 |
3.2 经济转轨时期的农民组织化发展 |
3.3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民组织化发展 |
3.3.1 现阶段农民组织化发展概况 |
3.3.2 现阶段农民组织形式概况 |
3.4 现阶段江苏省农民组织化发展概况 |
3.4.1 农户基本情况 |
3.4.2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情况 |
3.5 小结:加强诱导性制度变迁的影响 |
4 农民组织化发展问题及影响分析 |
4.1 政府政策问题及影响分析 |
4.1.1 法律法规 |
4.1.2 土地政策 |
4.1.3 税收政策 |
4.1.4 财政政策 |
4.2 市场问题及影响分析 |
4.2.1 农产品要素 |
4.2.2 农业社会配套服务体系 |
4.3 农民自身问题与影响分析 |
4.3.1 农户年龄结构 |
4.3.2 农户自身素质 |
4.3.3 农户的兼业性 |
4.3.4 农户市场适应能力 |
4.3.5 农户资本能力 |
4.4 农民组织化中利益联结机制的博弈分析 |
4.4.1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关系 |
4.4.2 处理好农户与市场之间的利益关系 |
4.4.3 处理好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 |
5 农民组织化模式分析 |
5.1 以"龙头企业+农户"为类型的松散型的公司模式 |
5.1.1 模式概述 |
5.1.2 案例分析——以江苏省射阳县成业蔬菜公司为例 |
5.2 以"基地组织+农户"为类型的市场带动型模式 |
5.2.1 模式概述 |
5.2.2 案例分析——以江苏省江苏恒源苗猪繁育基地为例 |
5.3 以"中介组织+农户"为类型的协会型带动型模式 |
5.3.1 模式概述 |
5.3.2 案例分析——以江苏省铜山县郑集镇蔬菜种植协会为例 |
5.4 以"合作社+农户"为类型为代表的农民自办组织模式 |
5.4.1 模式概述 |
5.4.2 案例分析——以江苏省响水县兴旺小杂粮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 |
5.5 小结:因地制宜发展农民组织化模式 |
6 外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农民组织发展及其经验借鉴 |
6.1 美国农民组织的发展及其经验借鉴 |
6.1.1 美国农民组织基本情况 |
6.1.2 美国农民组织发展经验 |
6.2 日本农民组织的发展及其经验借鉴 |
6.2.1 日本农民组织基本情况 |
6.2.2 日本农民组织发展经验 |
6.3 台湾农民组织的发展及其经验借鉴 |
6.3.1 台湾农民组织基本情况 |
6.3.2 台湾农民组织发展经验 |
7 解决农业产业农民组织化问题的途径探析 |
7.1 从政府出发,加大扶持力度 |
7.1.1 解决农民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完善法律体系 |
7.1.2 加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7.1.3 加大投融资、税收等金融体制改革 |
7.1.4 推进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
7.1.5 构建"政府——市场"反馈机制 |
7.2 从市场出发,构建适合农民组织的市场体系 |
7.2.1 规范农产品价格市场 |
7.2.2 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7.2.3 选择合适的组织化模式 |
7.3 从组织角度出发,增强农民组织活力 |
7.3.1 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
7.3.2 创建外部吸收人才途径 |
7.3.3 加强组织内部管理体制 |
8 结论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不足与改进 |
参考文献 |
详细摘要 |
Abstract |
(9)中美农业支持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 导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4 研究特色与创新 |
1.5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6 中美农业可比性探讨 |
1.7 有关概念的界定 |
2 农业支持政策分析框架 |
2.1 农业支持政策的环境 |
2.2 农业支持政策的制定 |
3 政策的环境-农业支持政策环境比较分析 |
3.1 美国农业支持政策环境与支农目标 |
3.2 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环境与支农目标 |
3.3 比较分析 |
4 政策的制定-农业政策制定比较分析 |
4.1 美国农业政策的制定 |
4.2 中国农业政策的制定 |
4.3 比较分析 |
5 政策的执行-农业管理体制比较分析 |
5.1 美国农业管理体制 |
5.2 中国农业管理体制 |
5.3 中美比较 |
6 农业支持水平比较分析 |
6.1 中美农业支持水平和结构比较 |
6.2 美国农业支持政策评估 |
7 主要农业支持政策比较分析 |
7.1 美国财政支农政策 |
7.2 中国财政支农政策 |
7.3 中美财政支农政策比较 |
7.4 金融支农政策 |
7.5 金融支农政策比较分析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0)世贸组织框架下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行政改革研究 |
1.3.2 行政管理效率评价研究 |
1.4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方法 |
1.5 论文结构框架与内容布局 |
1.6 数据来源 |
1.7 研究特色与创新 |
第二章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沿革及其创新的重要性 |
2.1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发展沿革 |
2.1.1 改革开放以前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形成与发展(1949-1978) |
2.1.2 改革开放以后的历次改革(1978-) |
2.2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 |
2.2.1 体系设置与农业发展要求不适应 |
2.2.2 管理职能配置混乱 |
2.2.3 管理政策透明度和法治化程度低 |
2.2.4 中央与地方机构膨胀、重叠,职能雷同 |
2.3 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创新的必要性 |
2.3.1 经济体制改革要求 |
2.3.2 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
2.3.3 提高行政效率和效能的需要 |
2.3.4 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
2.3.5 加入WTO的要求 |
2.4 小结 |
第三章 发达国家的农业行政管理及其借鉴意义 |
3.1 美国 |
3.1.1 美国农业部的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 |
3.1.2 美国农业行政管理特点及启示 |
3.2 日本 |
3.2.1 农林水产省的机构设置 |
3.2.2 农林水产省的主要职能 |
3.2.3 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
3.3 小结 |
第四章 国外农业第三部门成功运作体系的分析与借鉴 |
4.1 发展农业第三部门的重要意义 |
4.1.1 承担部分行政职能,联接政府与农民 |
4.1.2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行政民主化与法治化 |
4.1.3 降低农民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
4.2 我国农业第三部门发展及其与政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
4.2.1 农业第三部门发展状况 |
4.2.2 第三部门相关法律发展状况 |
4.2.3 农业第三部门与政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
4.3 发达国家农业第三部门发展概况 |
4.3.1 发达国家农业第三部门发展简况 |
4.3.2 农业第三部门的组织机构 |
4.3.3 农业第三部门的职能 |
4.3.4 农业第三部门的运做机制 |
4.3.5 农业第三部门与政府相互关系 |
4.4 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
4.5 小结 |
第五章 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绩效分析 |
5.1 农业行政管理绩效概述 |
5.1.1 农业行政管理绩效的含义 |
5.1.2 农业行政管理绩效分析的内容 |
5.1.3 研究农业行政管理绩效的重要性 |
5.2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绩效的宏观表征 |
5.2.1 农业经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
5.2.2 农村社会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农村人口增幅持续下降 |
5.2.3 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5.2.4 农民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
5.2.5 农业信息化程度提高 |
5.2.6 农业生态保护水平提高,逐步走向可持续农业发展 |
5.3 农业行政管理绩效与我国的粮食安全成本问题 |
5.3.1 总供给方面 |
5.3.2 总需求方面 |
5.3.3 从供给到需求 |
5.4 农业行政管理绩效的评价标准与方法 |
5.4.1 农业行政管理绩效的评价标准 |
5.4.2 农业行政管理绩效的评价方法 |
5.4.3 数据包络分析 |
5.5 小结 |
第六章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创新动力、阻力的制度分析 |
6.1 制度分析的一般理论及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的特点 |
6.1.1 制度的一般概念 |
6.1.2 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
6.1.3 制度分析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创新的适用性 |
6.1.4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的特点 |
6.2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创新的动力、阻力分析 |
6.2.1 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的动力分析 |
6.2.2 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的阻力分析 |
6.2.3 动力的增益与阻力消解及其损失补偿问题的分析 |
6.3 小结 |
第七章 加入WTO与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改革 |
7.1 WTO与政府的关系 |
7.2 WTO规则与政府基本义务 |
7.2.1 WTO的基本原则 |
7.2.2 WTO主要农业相关协议的基本内容 |
7.3 WTO规则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要求与挑战 |
7.3.1 基本原则的挑战 |
7.3.2 具体协议的挑战 |
7.4 小结 |
第八章 完善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的对策建议 |
8.1 农业行政理念的创新 |
8.1.1 服务理念 |
8.1.2 绩效理念 |
8.1.3 有限行政理念 |
8.1.4 法治理念 |
8.1.5 创新、开放理念 |
8.2 制度创新 |
8.2.1 农业行政管理体系自身创新 |
8.2.2 外部环境创新 |
8.3 技术创新 |
8.4 小结 |
第九章 几点讨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四、“以法治农”的国际经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左雯雯. 湖南工业大学, 2021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3]中国耕地保护政策的经济学分析[D]. 李俊滔. 吉林大学, 2018(12)
- [4]西北生态农业及产业化模式研究[D]. 车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5(09)
- [5]家庭农场法律促进的国际经验[J]. 李波,李晴.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4(04)
- [6]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研究(1949-2013)[D]. 蔡清伟. 西南交通大学, 2014(01)
- [7]国外农业补贴比较研究[D]. 钱玉文. 武汉轻工大学, 2013(04)
- [8]我国农业产业发展中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D]. 吴小虎. 南京林业大学, 2011(05)
- [9]中美农业支持比较研究[D]. 翟雪玲. 中国农业大学, 2004(03)
- [10]世贸组织框架下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系改革研究[D]. 王永春.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