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研究目的:1.了解中国部分地区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2.了解低出生体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和不同人群的分布。3.探讨低出生体重有无发生高峰期。4.探讨低出生体重的危险因素及其聚集程度。5.阐明低出生体重是否会增加婴幼儿患病和死亡的危险。对象与方法: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第一阶段分别在华北地区、华东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随机各抽取了一个省份;第二阶段在上述抽取的省份中随机各抽取一个地级市,分别是内蒙古通辽市、江苏省常州市、甘肃省临夏市、贵州省毕节地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三阶段对所抽中的地级市中分别随机抽取总人口数在10万以上的街道及乡镇各一个,对被抽中的街道和乡镇进行普查。街道人群代表城市人口,乡镇人群代表农村人口。每个点(地级市)样本量完成在3300名婴幼儿以上,总共调查了2006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出生的16954名婴幼儿及其父母。方法:采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进行现况研究,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1 )婴幼儿一般状况(姓名、年龄、性别、民族、胎次、喂养方式、出生体重)。( 2 )婴幼儿父母一般情况(姓名、年龄、家庭收入、生育观念、职业、教育水平、婚姻状态)。( 3 )母亲孕产期健康状况(母亲孕期保健次数、孕周、母亲孕期疾病情况如妊高症、孕期贫血、糖尿病、肾病、肝病等)。( 4 )婴幼儿健康状况(婴幼儿患病情况、婴幼儿畸形情况、婴幼儿死亡情况)。( 5 )母亲流产情况、引产情况、流产和引产原因等。统计分析: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所有调查表经过双录入后进行核对,应用SAS 9.2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设为0.05。结果:3年共调查16954婴幼儿,其中男婴9232人,女婴7722人。平均出生体重3.344±0.458 Kg。1.此次调查低出生体重487人,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为2.87%;早产儿331人,占全部低出生体重人数的68%;小于胎龄儿( SGA ) 156人,占全部低出生体重人数的32%;极低出生体重( VLBW ) 11人,占全部低出生体重总数的2.26%。2.低出生体重发生情况因时间、地区、人群而异。农村婴儿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高于城市( 4.09% VS 1.98% );女婴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高于男婴( 3.35% VS 2.47% );随着胎次的升高,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增高,第1胎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为2.14%,第2胎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为5.24%,第3胎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为7.46%;母亲年龄<25岁( 3.24% )和≥35岁( 4.43% )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高于其他年龄组;东乡族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较高(12.34% ),蒙古族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较低( 1.15% );2007年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较2008年高( 3.32% VS 2.46% )。3.圆形分布结果显示,2006年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有高峰期,高峰期集中在2006年2月10号至2006年5月31号区间内,高峰日在2006年4月6日;2007年和2008年无高峰期现象。4.低出生体重婴儿平均体重为2.165±0.249Kg,正常出生体重婴儿平均体重为3.278±0.335 Kg。低出生体重组的城市婴儿比例( 38.89% )、男性比例( 46.71% )、汉族人群比例( 72.22% )、母亲高文化程度比例( 17.01% )、生育婴儿为第1胎的比例( 59.05% )均低于正常出生体重组,而妊高症( 8.85% )、孕期贫血( 4.94% )、早产( 30.66% )、母亲年龄<25岁( 22.43% )和≥35岁( 11.73% )的比例均高于正常出生体重的婴儿。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妊高症、孕期贫血、早产、女婴、来自农村、东乡族、高胎次、母亲年龄≥35岁均是低出生体重的危险因素,而母亲高文化程度( >9年级)和蒙古族婴儿均是低出生体重的保护因素( P均小于0.05 )。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早产、妊高症、女婴、来自农村、东乡族、2胎、3胎及以上均是影响低出生体重的危险因素,其OR值及95%可信区间( 95%CI )分别为17.7 ( 13.9~22.4 )、4.12 ( 2.78~6.11 )、1.45 ( 1.19~1.77 )、1.68 ( 1.32~2.13 )、2.74 ( 1.98~3.79 )、2.50 ( 1.94~3.23 )、4.39 ( 3.06~6.29 );伴随着胎次的增高,发生低出生体重的危险性在增大(趋势性检验χ2= 101.0,P<0.001 );而母亲文化程度>12 (与文化程度<9相比)、蒙古族(与汉族相比)均是低出生体重的保护因素,其OR值及95%可信区间( 95%CI )分别为0.66 ( 0.46~0.90 )、0.41 ( 0.24~0.68 )。6.多重线性回归模型表明,妊高症可使体重降低137g;早产可使体重降低516g;每升高一个胎次可使体重降低56g;女婴比男婴体重低83g;农村婴儿比城市婴儿体重80g;母亲每升高一个文化程度,体重可增加33.96g;东乡族婴儿比汉族婴儿体重低213g;蒙古族婴儿比汉族婴儿体重高95g。7.低出生体重婴儿早产、胎次≥2、孕期贫血、妊高症等4个因素中聚集个数2个或者2个及以上的聚集率高于正常体重组。调整性别、地区、民族等因素后,与无危险因素聚集人群相比,聚集1、2、和≥3个的OR值( 95%CI )分别为6.31 ( 5.02~7.93 ),27.5 ( 19.8~38.2 )和35.0 ( 15.7~78.4 )。8.低出生体重的婴儿患病率( 63.86% )和死亡率( 1.85% )均高于正常出生体重的婴儿患病率( 58.90% )和死亡率( 0.11% )。调整性别、地区、民族后,低出生体重组与正常体重组相比,患病的OR ( 95%CI )为1.23 ( 1.02~1.49 );发生死亡的OR ( 95%CI )为19.6 ( 8.49~45.3 )。低出生体重患病的归因危险度百分比( AR% )为7.77%,低出生体重发生死亡的归因危险度百分比( AR% )为94.05%。结论:1.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人群中有差异性。农村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高于城市;2007年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较2008年高;随着胎次增高,低出生体重发生率越高;东乡族低出生体重发生率较高,而蒙古族低出生体重发生率较低;母亲低龄和高龄组低出生体重发生率较高。2.早产、高胎次、妊高症、来自农村、女婴、东乡族、母亲低龄均能增加低出生体重发生的危险性;而蒙古族、母亲高文化程度能降低发生低出生体重的危险性。3.低出生体重危险因素存在聚集性,随着聚集项数的增多,发生低出生体重的危险性增大。4.低出生体重可增加婴幼儿患病和死亡的危险性,低出生体重婴儿中早产儿增加了婴儿发生死亡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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