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建设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王雨洁,吴婧姗,朱凌[1]（2022）在《数据赋能工程教育转型:“数字印度”战略及其人才培养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数字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传统工业的发展基础和优势正在数字化浪潮中被全面更迭,美国NSF提出"利用数据革命"重点研究计划,欧洲正在通过不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以谋求"数字化工业高地",全球范围内的新兴经济体亦有望依托数字经济红利实现超速跨越。在此进程中,不同国家或区域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及其能力的重塑成为竞争的关键。作为"数据赋能工程教育"系列研究的第三篇,本文将视角从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印度,以期发现"数字印度"战略实施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国家如何依靠先期的数字人才红利进一步发展成为全球数字技能中心。本研究选取印度四所典型院校进行比较分析,尝试识别出印度面向未来的数字人才培养有效模式,并结合我国数字人才培养前期基础和产业应用基础,为我国面向数字化的工程教育转型提供相关参考。
李丹[2]（2021）在《2020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热点评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系统梳理2020年国内图书馆学领域发表论文、出版专着、举办学术会议,以及科研项目立项等情况,有重点地回顾了年度学科研究热点,主要包括:面向"十四五"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前瞻思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引发图书馆危机管理与服务的大讨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背景下关于图书馆价值理念的新思考、新技术条件下的智慧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探索、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图情档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等。
赵杨[3]（2021）在《企业家性别、项目标题信息与众筹绩效》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众筹以其门槛低、便捷开放等特点得到众多创业者和投资者的支持,逐渐成为连接初创企业与资本市场的重要桥梁。在当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众筹市场发展对于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格局,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刺激创新创业,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众筹作为一种新兴金融产品,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规范化发展仍有一定距离。根据性别刻板印象与可得性启发式理论,由于众筹参与者多为缺乏经验的个人投资者,他们在信息不对称严重的众筹市场进行投资时,往往会在企业家性别和可得性程度较高的众筹项目标题等非项目质量信息的影响下,对众筹项目质量产生认知偏差,进而做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并对众筹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虽然已有研究指出企业家性别和项目标题信息会对众筹融资绩效产生影响,但关于二者对众筹融资绩效的具体影响机制并未得到充分探讨;同时,企业家性别和项目标题信息对众筹投资绩效的影响作用也未得到有效解答。基于此,本文以性别刻板印象和可得性启发式为主要理论依据,围绕认知偏差对众筹投融资绩效的影响,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一是企业家性别和项目标题信息如何影响众筹融资绩效?二是企业家性别如何影响投资者对项目标题信息的解读?三是企业家性别和项目标题信息是否会影响众筹投资绩效?本文以众筹市场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充分探讨了企业家性别、项目标题信息与众筹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构建了数理模型用于解释众筹市场中企业家性别和项目标题信息对众筹绩效的影响,为论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分析框架和基础。其次,论文以性别刻板印象为理论依据,使用三个典型股权众筹平台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家性别对众筹融资绩效的影响。再次,论文以可得性启发式思考为理论依据,使用众筹平台“开始吧”上的数据研究了项目标题信息对众筹融资绩效的影响。最后,论文同样使用众筹平台“开始吧”的数据,将众筹投资视为两阶段的决策过程,分析了企业家性别和项目标题信息对投资者不同阶段投资行为及众筹投资绩效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企业家性别与众筹融资绩效之间的关系随众筹平台环境的不同而不同:在风险较高的众筹平台,被认为更值得信赖的女性企业家能够获得更多的融资优势;而在发展良好,风控较强的平台,被认为更有的能力的男性企业家的融资绩效更强。（2）就风险较大的股权众筹市场而言,女性企业家更具融资优势,而领投人、企业发展阶段会调节企业家性别与众筹融资绩效之间的关系。（3）企业家可以通过项目标题影响众筹投资者的注意力:在标题中凸显市场信息可以吸引投资者的投资,凸显交互信息则会降低众筹项目的吸引力;而企业家性别会影响潜在众筹投资者对项目标题信息的解读。（4）众筹投资是一个多阶段的决策过程,企业家性别、项目标题信息在众筹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就风险较小的“开始吧”众筹平台而言,在项目关注阶段,只有标题中的市场信息会影响众筹关注人数,交互信息和企业家性别不会产生显着影响;而在最终投资阶段,市场信息对潜在投资者的吸引力会进一步转化为更高的融资绩效,而交互信息与女性企业家则会降低众筹融资绩效。（5）针对众筹投资绩效的结果表明,只有项目关注人数能够有效预测众筹项目的投资收益与争议状态,而项目标题信息、企业家性别均不包含项目质量相关的信息。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在研究视角、理论模型和研究范围方面有所创新:（1）丰富了众筹研究的视角。本文以众筹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作为切入点,以认知心理学、行为金融学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和可得性启发式理论为支撑,分析了众筹市场中企业家性别和项目标题信息对众筹绩效的影响,丰富了关于众筹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2）完善了众筹研究的理论模型。本文创新性地将企业家性别和项目标题信息纳入有限理性投资者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揭示了缺乏信息含量的信息影响众筹绩效的理论机制,完善了众筹研究的理论架构。（3）拓展了众筹的研究范围。本文创新性地将众筹投资过程划分为两阶段,具体分析了企业家性别和项目标题信息在不同阶段对众筹投资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二者对项目投资绩效的影响,丰富了关于众筹投资绩效的研究。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有以下四点启示:（1）监管机构应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众筹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从而形成对企业家披露信息真实性的有效制约,缓解投资者认知偏差的负面影响。（2）众筹投资者在选择众筹项目的过程中,应谨慎对待企业家所披露的信息,对众筹平台和众筹项目做出全面的评估,同时充分认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控制投资风险。（3）为了取得融资成功,企业家应根据自己的项目情况、众筹平台环境,有针对性的披露相关项目信息,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提高企业融资效率。（4）为了提高平台运营绩效,众筹平台应加强对项目的尽职调查,严格控制上线项目的质量,并保证项目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陈莎[4]（2021）在《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地格局与利用决策研究》文中认为农地是承载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资源要素,不仅提供食物、纤维等物质产品,还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物质与能量循环、娱乐休闲、农业文化承载等多种服务功能。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优化农村传统产业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农地资源退化、乡村环境恶化、生态风险加剧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推进区域协调战略、城乡统筹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农地利用及生态系统服务间的权衡关系、影响机理及可持续决策实现,对优化农地多功能利用,引导可持续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决策,实现生态系统整体效益和人类福祉的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典型的城郊农业区廊下镇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主要内容包括:（1）农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评估测度和空间表达。综合运用定量指标、模型模拟和社会价值感知等方法定量表征生态系统服务,运用GIS空间制图和统计分析方法探讨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相互联系,识别农地空间主导功能特征及其与土地利用、景观特征之间的关联。（2）农户（行为）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类型及影响因素识别。分析农户（家庭/个体）不同土地利用行为对异质性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影响作用,识别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类型及其主导特征,探讨不同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类型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理。（3）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导向的农地管理与利用决策优化方案制定。运用情景分析工具以满足规划的多目标（矛盾）权衡、动态变化和公众参与需求,探讨不同情景下各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土地利用变化的可能性,全面考虑相关利益主体与农地系统的互动及农地功能“权衡”,制定可供选择的农地管理（规划）方案;借助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工具拓展的农地可持续利用框架,探讨农户利用决策优化的可能性和可选策略。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农地提供的各项生态系统服务呈现出空间分异特征,供给服务与其他类型的服务存在较强的权衡（负向）关系,调节服务内部以及调节服务与支持服务之间大多表现出较强的协同（正向）关系,各项文化服务之间均表现出一定的协同关系。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呈现出空间集聚、互相影响、强弱不一的“簇”模式,反映出物质生产、生态涵养、文化休闲等功能在空间分布上的复合性和异质性,“簇”的空间分布与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土地管理措施及地物布设特征具有较强的相关性。（2）每个农户家庭（也可视为一个小型的“农场”单元）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是由资源系统、治理系统、资源单位和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决定的。农户采纳不同的生计决策和土地利用行为会导致差异性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表现出不同特征的服务权衡模式:工厂生产型、复合功能型、专业产粮型和公众偏好型。不同的服务权衡模式与自然、社会、管理、技术、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存在密切联系。农业经营者虽然在工作内容上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都包括户外工作、体力劳动等）,但是他们对于各自所处位置的景观特征以及如何进行经营管理能够提升自身及家庭福祉具有独到的理解,差异性的需求、价值认知及工作动机都会影响经营者的土地利用行为和策略。（3）KESHO情景规划工具能够整合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未来情景构建及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等一系列内容,将不同利益主体的观点及价值偏好反映到不同的情景——不同的产业发展轨迹——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满足——不同的政策治理——以及（最终）不同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空间格局上。在研究所构建的2种不同情景（BAU情景和GE情景）下,耕地、林地、农林水复合用地、水域、村庄及其他建设用地的面积和空间布局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为全面提升农地的生产性、生境活力、韧性,有必要制定并落实与农业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相关的土地管制规则和调控措施,同时增强不同利益主体的环境共识和协同努力。（4）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引致物质生产-栖息地质量的矛盾关系,经济型、增值型和弱农型等不同特点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差异明显。通过农户的精心设计和妥善管理,有可能实现生产功能和非生产功能的同时提升,即实现“双赢”。可以考虑的政策思路有:采取种养结合、农林牧混和的利用方式,适当保留绿色生态空间;加强农户与政府、公益机构以及农业企业之间的互助共持,提升农民素养和技术水平;强化农产品品牌塑造,优化生产模式与营销策略,促进农业产品的价值最大化。
李恒[5]（2021）在《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科技的迅速发展、工程问题复杂性的提升以及工程活动利益相关者的增加,使得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工程伦理问题。在高等工程教育中,作为工程师培养核心环节之一的“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程伦理教育被以美英为代表的世界工程强国视为培养伦理卓越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现阶段,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缔约国以及“新工科”项目的扎实推进为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如此,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仍面临三个重大挑战:一是工程伦理教育在供需对接上未实现动态平衡;二是工程伦理教育治理手段乏善可陈;三是工程伦理教育与我国工程情境的适配性不高。针对上述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特征,提炼关键机制。本研究围绕“系统分析符合工程伦理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关键机制”这一核心议题开展研究,并由此展开三个环环相扣的子研究:第一,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建构;第二,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第三,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首先,本文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和文献计量法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其次,运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法对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和实现路径进行建构性研究;再次,以本研究提出的关键机制为指标来源,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为方法指导,针对113份评价样本,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开展实证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作出以事实为导向的客观判断;最后,整合所有研究结论,消除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阻隔,归纳用于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四个结论:（1）工程伦理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复杂性,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优化教育策略、汇聚协同力量、把握国内国际动向等核心要点,主要涵括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三个维度。（2）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是“合理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合理性”方面,情境机制契合了价值合理性的意蕴,培养机制和协同机制则契合了工具合理性的表征。在“合规律性”方面,情境机制是控制单元,情境机制通过构建了一个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内的场域而成为关键机制的“指挥控制中心”;协同机制是存储单元,通过“各种协议”（如,伦理准则）和“软硬件”（如,经费资源）的配合而成为了“制度池”和“资源池”;培养机制则是运算单元,高校根据“情境机制”的“指令”并在“协同机制”的干预下,整合各类教育要素、深入本土教育实践、打造教育新模式。（3）本研究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进行评估。实证评估结果显示,按权重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情境机制（36.0%）、协同机制（33.7%）和培养机制（30.3%）;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培养机制（71.711分）、情境机制（70.319分）和协同机制（68.339分）;按优秀（80-100分）、良好（70-79分）、合格（60-69分）和不合格（≤59）进行等级分类,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现状的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好”（70.074分）。（4）深入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立足“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其一,通过扎根理论研究、规范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实现路径及其规范性特征;其二,通过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评估;其三,立足中国情境,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石贤平[6]（2021）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文中提出目前司法部虽然制定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但评估标准未能涵盖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刑事审判、死刑复核等全部环节,且相应的评估配套机制和法律保障措施尚未建立,因而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尚未构建完成。探讨如何构建以及构建一套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来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估是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面临的首要问题。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不但能够配合刑事诉讼机制改革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也能够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实现司法实质正义。与此同时,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正当性的主要体现是评估指标体系既是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履行义务的客观需要,也是法治评估的拓展与评估标准进一步完善的必然趋势。评估指标体系还能够促使政府履行好刑事法律援助义务、增加政府决策的可信度、合法性以及增强政府对决策的调控能力。可行性主要体现在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包括宪法、国际公约、政策法律等法源依据,尤其是《法律援助法》的颁布实施,同时还具有评估试点工作的实践基础,在国家评估标准、评估组织和评估人员保障、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构建条件。考察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现状后发现,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经历了起步、探索、发展等几个阶段,2019年司法部出台《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及其评估说明是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里程碑事件,从此中国有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国家标准。尽管这一标准离评估指标体系尚有距离,但至少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标准的出台也使得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运行模式增加为两种:一种是司法行政部门主导的行政管理评估的运行模式;另外一种是以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司法裁判评估的的运行模式。两种模式下的指标体系构建理论既有相同点也有较大区别。此外,从H省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工作的运行现状看,其自行制定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在评估试点运行中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仍存在诸多障碍,其中理念障碍是首要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理念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对评估指标体系在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重要性引起足够重视,导致评估标准制定时民事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指标设置不仅合理,指标体系运用上也较为随意,对评估结果基本不用等。机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尚未建立独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遴选机制、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方法、尚未建立评估异议审查制度和评估结果运用制度,评估经费未纳入专门经费序列等。究其原因主要是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不凸显与刑事法律援助高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案件受理标准不合理与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司法改革矛盾突出,律师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高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需求量大的矛盾突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普遍不高与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追求矛盾突出等。通过中外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中外评估指标既具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两者均有较为明确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评估对象均主要体现在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服务质量上,同行评估制度被很多国家广泛采用,多数国家建立了大案要案的特别管理制度等。中外评估指标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各有不同,评估的事前与事后质量监控不同,评估反馈机制与投诉机制完善程度不同等。因此,中国在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要注意借鉴吸收域外经验,探索建立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机制,设置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动态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模式和设置专门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和监督机构等。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要在以人民为中心和平等保护原则的指引下,坚持合法合理原则和技术构造性原则,满足全部评估指标构建要素的前提下,解决由谁来评估、什么时候评估、评估哪些阶段、在哪里评估等评估适用问题,构建出一套能够有效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保证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的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构建完成后需要确保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有效运行。这需要在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理念转型的前提下,首先对指标体系提供运行机制保障,多措并举地推进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不断完善运行配套制度。此外,要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运行提供法律保障,要在中国法律援助立法中正确定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将保障评估指标体系有效运行作为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彩霞[7]（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贾琼[8]（2021）在《基于关联数据的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研究》文中认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意义,能够助推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历史档案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载体,清晰系统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文明传承,加强历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创新。因此,以历史档案资源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其内容组织、聚合与开发等相关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此外,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档案领域的不断应用与发展,档案资源的数字化管理与数据化应用成为学术研究和实践推进的重点领域。一方面,用户对历史文化资源全面获取的需求成为一种主流趋势,政府、社会和个人对历史档案的政治需求、学术需求、文化需求愈发迫切,并呈现出数字化、网络化、知识化等新特征;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重塑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的格局,数字人文、数据挖掘、知识组织等理论方法正在广泛应用于历史文献典籍的数据化加工、深度组织与实际应用等工作。但是面对卷帙浩繁、异构多元的历史档案资源,其深度聚合、语义互联、知识映射等问题的应用有效性有待解决。基于此,引入关联数据技术,构建实现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的解决方案,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在理论层面、技术应用层面和实践层面具有较强的研究空间和应用场景。本研究在历史档案资源价值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系统的梳理了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档案资源聚合、关联数据应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发现基于关联数据的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研究具有进一步挖掘和探索的空间;在明确本研究基本研究概念和范畴的基础上,以档案价值论、档案知识组织、数字人文等理论与方法作为指导,展开系统的研究。首先,提出了关联数据技术驱动下历史档案资源聚合框架。明确了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的原则、流程及目标,讨论了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的关联强度、关联维度、关联阶度以及关联粒度四个维度,基于对历史档案资源层级的划分,提出了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的整体框架。其次,构建了历史档案资源的数据关联模型。对常用的历史档案资源元数据标准进行了对比分析,进一步明确元数据标准选择的思路和步骤,提出了历史档案资源描述的元数据方案;在对历史档案知识分类、知识本体层级划分等工作的基础上,以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档案为案例对象进行元数据实例研究,并以盛宣怀档案为例构建了历史档案资源知识本体;通过元数据元素识别、知识本体概念关系抽取等过程,实现历史档案资源数据关联模型的构建。第三,基于历史档案资源的数据关联模型,进一步设计了历史档案资源关联数据的语义化操作与发布流程,强化了历史档案资源聚合方案的可操作性。第四,详尽讨论了历史档案资源的聚合服务的主要功能,设计了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的服务平台。最后,针对目前历史档案资源服务现状,提出了基于关联数据的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的实施策略。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调查、比较分析、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模型构建、技术方案、实现路径等角度进行讨论和分析,为历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提供新的视角和研究思路,对于激活历史档案价值实现,提高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力,满足政府、社会及个人的现实需求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孙冲[9]（2021）在《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研究 ——基于浙北T市的实证调研》文中研究说明人民调解是被誉为“东方之花”的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在新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当中,人民调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人民调解的短板逐渐显露出来。从组织体系上看,传统人民调解的组织体系过于碎片化,不同的调解组织隶属于不同的行政部门进行管理,处于“多中心”管理的涣散状态之下。这造成组织间的联动性差,调解效率低,调解资源容易被浪费。除此以外,在调解手段和规则体系上,传统人民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经常使用一些策略性的调解手段,在调解规则的适用上不统一、不规范、缺乏体系性,造成调解结果的差异化明显,人民调解的公平性常常受到外界质疑。因此,传统人民调解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法治话语逐渐取代政治话语,成为主导人民调解的话语体系,人民调解的功能、定位和实践形态也都需要随着话语体系的转化而发生转变。在当事人看来,他们需要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纠纷解决机制,而这种纠纷解决机制必定是统一、协作、高效的。在治理者看来,他们需要一种能够对接司法系统、执法系统的专门纠纷解决体系,来分流司法、执法体系当中的纠纷解决压力,满足社会治理的“维稳”需要。此外,地方政府在“法治竞赛”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法治水平和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对纠纷治理机制进行一番改革和创新。因此,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治理者,都有动力推动人民调解的进步,人民调解的体系化运行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产生的。部分地方开始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最具特色的是通过建立两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方式使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在人民调解的管理上变“多中心”为“一中心”,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人民调解制度内部组织体系。与此同时,通过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建立,顺畅人民调解与其它纠纷解决制度之间的衔接与对接机制,便利内外联动,从而使人民调解嵌入到更为广阔的外部纠纷治理体系之中。在体系化运行的过程中,人民调解的调解手段更为法治化和规范化,人民调解的规则体系也更加完善,人民调解逐渐摆脱了“边缘化”和“碎片化”。人民调解纵向体系可以分为“县（市、区）—镇（街）—村（社）”的三级网络,从横向体系上看,村（社）一级包括品牌调解室、村（社）治调主任、网格员等;镇（街）一级主要包括司法所管理的具有综合性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警调”和“诉调”等附设型人民调解组织;县（市、区）一级包括各类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镇（街）一级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负责统一调度和管理镇（街）和村（社）两级的人民调解组织和其它解纷职能部门,县（市、区）一级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则负责统一调度和管理县（市、区）一级的人民调解组织与其它解纷职能部门,各级政法委负责人兼任同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领导职位。人民调解的体系化运行过程是在由行政主导的“高位推动”下,运用了对组织结构的调整、对权威体系的整合和对调解组织工作空间的整合三种手段完成的。人民调解通过体系化运行的方式达到了对纠纷分级分类处理的精细化需求,达到确保类似的案件能够得出相似的调解结果的体系化追求。人民调解的这种体系化运行模式与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官僚制如出一辙。人民调解的体系化运行呈现出了层级化与专业化,规范化与司法化,联动常态化和“三调融合”的发展倾向这四个特点。随着人民调解组织层级的提高,其化解纠纷的手段方法和运用的规则体系都与低层级人民调解组织不同。人民调解组织的层级越高,其专业化程度越高,系统的开放性程度越高,规范化与法治化程度也就越高,因此,高层级的人民调解组织更倾向于使用法律作为其调解的规则与手段。此外,人民调解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动呈现常态化的运行模式,人民调解组织不但与其它纠纷治理组织联动,甚至还嵌入到其它纠纷治理组织的工作之中。特别是在“警调”“诉调”之中,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民调解似乎已经承担了司法与行政的部分纠纷解决功能。人民调解组织体系化运行后,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不足和问题。积极作用在于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能够促进溢出纠纷和剩余纠纷的有效治理,能够既分流纠纷,又确保纠纷解决后续工作能够及时有效地与其它组织机构进行对接。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编织起一面纠纷解决的大网,能够结合大数据平台有效排查矛盾纠纷并利用和调动起基层治理资源。最重要的是,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改善了人民调解在整个社会矛盾纠纷治理体系当中的定位,改善了人民调解与其它纠纷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并且促进了纠纷治理体系内部权责体系的顺畅。消极作用在于人民调解科层化弊端明显,韦伯笔下官僚制的不足在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过程中充分暴露出来。层级化结构分工导致部分人民调解组织面临悬浮性危机,人民调解灵活性受限。由于层级管理的需要和组织衔接的需要,文牍化现象愈发严重,文牍化的发展影响了人民调解的日常工作重心与重点。此外,系统的开放性越来越强,这意味着系统的兼容性也需要越来越强,人民调解体系需要在规则的适用上尽量与其它纠纷治理机构相统一。法治化与规范化的要求日益增加。体系化运行加强了不同层级人民调解组织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高层级人民调解的法治化追求与规范化追求间接影响了低层级人民调解的实践活动,具体表现包括:低层级人民调解组织在规范化与法治化上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的特点,忽略地方性知识、法律文化在人民调解中的作用;人民调解全体系都在追求调解结果的“类案同调”,因而,忽视个案中的特殊性,导致“个案正义”问题频出,上述问题进而影响到了低层级人民调解的调解实效;人民调解在被纳入到整个社会的纠纷治理体系中时,就已经被拟定了相应的分工与职能。但分工意味着整体效率的提高,也意味着单个功能的减损。人民调解从过去蕴含着促成“调解—履行”等案结事了机制的独立纠纷解决闭环系统,逐渐演变成为大的矛盾纠纷治理体系中的一个局部环节,并且只负责发挥调解这一局部功能。协议的履行已经不在人民调解者需要考虑的范围之中。因此,签订协议却得不到履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案结事却未了的困境逐渐显现。为此,要反思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人民调解的体系化运行源自于自上而下的推动,主要是为了能够让人民调解顺利融入到社会纠纷治理的体系之中,但在这一过程中,人民调解被单纯的理解为是一种纠纷解决的工具。人民调解制度原本是一项面对基层的“底层设计”,人民调解原本具有社会动员、政治教化、传统激活等复合性功能,因此,人民调解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能够适应不同社会群体的解纷需要,是“国家—社会”间缝隙的弥合机制。综上,人民调解的体系化运行仍然要注重对基层的关心,对个案的回应,分层分级的同时要注重区分不同层级的不同需求,特别是要避免体系化导致人民调解向教条主义的方向发展,避免体系化过程中不同层级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手段与调解规则被同构,避免体系化过程中不同层级人民调解组织的价值追求被同质化。最后,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经验是人民调解发展过程中的有益尝试,更是未来人民调解发展的方向。针对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首先需要注重充实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能力,要将人民调解的中心层级从县（市、区）一级降低到镇（街）一级,注重发挥基层力量的作用,提升网格员等自治性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其次是要发挥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三治合一,特别是要坚持赋予人民调解更多的自治自由,尊重当事人的自治权利。避免体系化发展导致在规则理念等方面形成法治对道德风俗的消解。最后,是要加强党组织的统筹与联动。通过党组织的力量简化组织联动的程序、文案工作,增强体系化过程中的联动能力。
李阳[10]（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二、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建设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建设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数据赋能工程教育转型:“数字印度”战略及其人才培养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一、 “数字印度”战略及数字教育实施基础 |
| (一) “数字印度”战略 |
| (二) 印度数字教育实施基础 |
| (1) 数字人才发展需求。 |
| (2) 数字教育的产业基础。 |
| (3) 数据科学的内涵界定与人才培养类型。 |
| 二、 印度数字人才培养实践 |
| (一) 案例选取 |
| (二) 案例分析 |
| 三、 数据赋能的印度工程教育转型 |
| (1) 重计算的跨学科模式： |
| (2)重技术的产教融合模式： |
| (3) 重商业分析的项目制模式： |
| 四、 结论与启示 |
（2）2020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热点评述（论文提纲范文）
| 1 面向“十四五”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前瞻思考 |
| 2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引发图书馆危机管理与服务的大讨论 |
| 3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背景下关于图书馆价值理念的新思考 |
| 4 新技术条件下的智慧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探索 |
| 5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图情档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
| 6 结语 |
（3）企业家性别、项目标题信息与众筹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概念界定 |
| 1.6 主要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众筹概念与分类 |
| 2.1.1 众筹概念 |
| 2.1.2 众筹模式分类 |
| 2.2 性别刻板印象与投资行为 |
| 2.3 可得性启发式与投资行为 |
| 2.3.1 启发式与认知偏差 |
| 2.3.2 启发式与投资行为 |
| 2.3.3 可得性启发式与投资行为 |
| 2.4 众筹绩效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4.1 众筹融资绩效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4.2 众筹投资绩效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3 企业家性别和项目标题信息影响众筹绩效的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 3.1 模型构建背景 |
| 3.2 众筹市场中投资者行为分析模型 |
| 3.2.1 模型基本设定 |
| 3.2.2 理性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 |
| 3.2.3 有限理性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行为 |
| 3.3 企业家性别影响众筹绩效的理论模型 |
| 3.3.1 模型基本设定 |
| 3.3.2 企业家性别影响众筹绩效的理论分析 |
| 3.4 项目标题信息影响众筹绩效的理论模型 |
| 3.4.1 模型基本设定 |
| 3.4.2 标题凸显市场信息影响众筹绩效的理论分析 |
| 3.4.3 标题凸显交互信息影响众筹绩效的理论分析 |
| 3.5 总体研究设计 |
| 3.6 本章小结 |
| 4 企业家性别对众筹融资绩效的影响 |
| 4.1 本章引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性别刻板印象对女性企业家融资的影响 |
| 4.2.2 众筹在融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 4.2.3 企业家性别对众筹融资绩效的影响 |
| 4.2.4 领投人对企业家性别与众筹融资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
| 4.2.5 企业发展阶段对企业家性别与众筹融资绩效的调节作用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数据与样本 |
| 4.3.2 变量与度量 |
| 4.3.3 模型设定 |
| 4.3.4 内生性问题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相关性分析 |
| 4.4.2 假设检验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讨论与结论 |
| 4.5.1 讨论与理论贡献 |
| 4.5.2 实践意义 |
| 4.5.3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
| 4.6 本章小结 |
| 5 项目标题信息对众筹融资绩效的影响 |
| 5.1 本章引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众筹投资动机对投资行为的影响 |
| 5.2.2 信息可得性对投资行为的影响 |
| 5.2.3 性别刻板印象与信息解读 |
| 5.2.4 标题中凸显市场信息对众筹融资绩效的影响 |
| 5.2.5 标题中凸显交互信息对众筹投资绩效的影响 |
| 5.2.6 企业家性别对标题信息与众筹融资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
| 5.3 研究方法 |
| 5.3.1 数据与样本 |
| 5.3.2 变量与度量 |
| 5.3.3 模型设定 |
| 5.3.4 内生性问题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主要结果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异质性分析 |
| 5.5.1 众筹项目所处地区的影响 |
| 5.5.2 众筹投资金额的影响 |
| 5.5.3 众筹融资规模的影响 |
| 5.6 本章小结 |
| 6 企业家性别与项目标题信息对众筹投资过程及投资绩效的影响 |
| 6.1 本章引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众筹投资过程中的项目关注者 |
| 6.2.2 众筹项目投资绩效的影响因素 |
| 6.2.3 企业家性别与项目标题信息对众筹项目关注者的影响 |
| 6.2.4 企业家性别、项目标题信息与众筹项目关注者对众筹融资绩效的影响 |
| 6.2.5 企业家性别、项目标题信息与众筹项目关注者对众筹项目投资收益的影响 |
| 6.2.6 企业家性别、项目标题信息与众筹项目关注者对项目争议的影响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数据与样本 |
| 6.3.2 变量与度量 |
| 6.3.3 模型设定 |
| 6.3.4 内生性问题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主要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企业家性别、项目标题信息影响项目关注人数的异质性分析 |
| 6.5.1 众筹项目所处地区的影响 |
| 6.5.2 众筹投资金额的影响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地格局与利用决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动机 |
| 1.1.1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
| 1.1.2 单一供给服务型农地利用是制约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障碍 |
| 1.1.3 农地管理决策趋向主体多元性、需求多样性、利用多宜性 |
| 1.2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农地 |
| 1.3.2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 1.4 研究区域与数据资料 |
| 1.4.1 研究区选择与概况 |
| 1.4.2 研究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农户行为理论 |
| 2.1.3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 2.1.4 空间韧性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多功能权衡的研究视域 |
| 2.2.2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与价值评估 |
| 2.2.3 农地(空间)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 2.2.4 生态系统服务在土地利用管理中的决策应用 |
| 2.2.5 文献评述 |
| 3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土地利用分析框架 |
| 3.1 生态系统服务与土地管理决策相融合的重点与难点 |
| 3.1.1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理论优势与应用挑战 |
| 3.1.2 生态系统服务应用在土地利用管理实践中的核心问题 |
| 3.2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尺度结构和权衡规律-权衡决策关联 |
| 3.3 融合生态系统服务的土地利用规划(决策)的概念框架 |
| 4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测度与空间表达 |
| 4.1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空间制图 |
| 4.1.1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内容选择 |
| 4.1.2 采样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3 评估结果与空间格局 |
| 4.2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和“簇”识别 |
| 4.2.1 相关性分析 |
| 4.2.2 主成分分析 |
| 4.2.3 生态系统服务簇 |
| 4.3 生态系统服务簇的影响机理分析 |
| 4.3.1 生态系统服务簇与土地利用类型的关联关系 |
| 4.3.2 生态系统服务簇与空间特征的关联关系 |
| 4.4 小结 |
| 5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及影响因素 |
| 5.1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理论的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 5.2 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
| 5.2.1 样本的获取与分布 |
| 5.2.2 变量选择及指标体系 |
| 5.3 调查样本基本特征 |
| 5.3.1 农户家庭耕地资源特征 |
| 5.3.2 家庭人口资源特征 |
| 5.3.3 农户家庭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特征 |
| 5.4 农户行为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特征识别 |
| 5.5 不同权衡类型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及机理分析 |
| 5.6 小结 |
| 6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地利用规划 |
| 6.1 情景规划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
| 6.2 KESHO情景规划工具 |
| 6.2.1 情景规划的概念与特点 |
| 6.2.2 KESHO情景规划工具 |
| 6.3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导向的情景界定和展开 |
| 6.3.1 情景基础界定 |
| 6.3.2 基于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情景建立 |
| 6.4 建模 |
| 6.4.1 土地利用变化可能性及关键驱动因素分析 |
| 6.4.2 土地需求量确定 |
| 6.4.3 土地利用变化发生的概率确定 |
| 6.5 情景分析的综合、反馈及规划方案输出 |
| 6.5.1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情况 |
| 6.5.2 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布局及调控政策 |
| 6.5.3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及因果链 |
| 6.5.4 验证、评估与反馈 |
| 6.6 小结 |
| 7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优化 |
| 7.1 基于生产可能性边界(PPF)的农地可持续利用框架 |
| 7.2 物质生产和栖息地质量的评估计算 |
| 7.2.1 生计指数 |
| 7.2.2 综合丰度 |
| 7.3 生态系统服务两两之间权衡关系分析 |
| 7.4 农户土地利用优化的政策建议 |
| 7.4.1 阻碍可持续农业的约束因素 |
| 7.4.2 通向农业可持续的路径与措施 |
| 7.4.3 农地整治中的生态过程与服务权衡:基于PPF曲线的再审视 |
| 7.5 小结 |
| 8 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可能的创新点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科研成果 |
| 参与科研项目 |
（5）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问题工程”的频发引起人们对工程伦理的广泛关注 |
| 1.1.2 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1.3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章节安排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键概念解读 |
| 2.1.1 伦理与道德的辨析 |
| 2.1.2 工程伦理的内涵 |
| 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现实演绎:基于系统文献综述法的分析 |
| 2.2.1 研究方法 |
| 2.2.2 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Q1) |
| 2.2.3 工程伦理的教学策略(Q2) |
| 2.2.4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评估手段(Q3) |
| 2.2.5 工程伦理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Q4) |
| 2.2.6 本节述评 |
| 2.3 中国工程伦理教育研究的主题聚类: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 |
| 2.3.1 文献计量方法概述 |
| 2.3.2 资料收集 |
| 2.3.3 共词分析 |
| 2.3.4 共词网络分析 |
| 2.3.5 多维尺度分析 |
| 2.3.6 本节述评 |
| 2.4 文献述评 |
| 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构成 |
| 3.1 扎根理论研究设计 |
| 3.1.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与流程 |
| 3.1.2 资料采集 |
| 3.2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 |
| 3.2.1 开放式编码 |
| 3.2.2 主轴式编码 |
| 3.2.3 选择性编码 |
| 3.2.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2.5 本节小结 |
| 3.3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现路径 |
| 3.3.1 微观维度的培养机制:以认知发展为指导再造教育要素 |
| 3.3.2 中观维度的协同机制:以协同优势为指导赋能中介对象 |
| 3.3.3 宏观维度的情境机制:以现象学为指导调适多元场域 |
| 3.4 本章小结 |
| 4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 4.2 培养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2.1 知识生成:聚焦伦理教育知识建构者的职能重构 |
| 4.2.2 具身认知:创设面向真实世界的“开放式”学习情境 |
| 4.2.3 学习进阶:用“全周期”课程序列搭建学生认知发展的阶梯 |
| 4.2.4 伦理体验:强化解决工程伦理现实困境的实践基质 |
| 4.2.5 案例分析讨论 |
| 4.3 协同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3.1 工程社团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2 政府在工程伦理教育中的作用 |
| 4.3.3 案例分析讨论 |
| 4.4 情境机制的案例分析 |
| 4.4.1 美英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职业主义催化的路径选择 |
| 4.4.2 德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对技术负责的民族传统 |
| 4.4.3 法国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消解”在精英工程师的培养中 |
| 4.4.4 中日的工程伦理教育场域:“二元构造”下的层序互补 |
| 4.4.5 案例分析讨论 |
| 5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 |
| 5.1 调研对象 |
| 5.2 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 |
| 5.2.1 评估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 |
| 5.2.2 初始评估指标的选取 |
| 5.2.3 问卷设计与预测试 |
| 5.3 现状的实证评估 |
| 5.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赋值 |
| 5.3.2 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 |
| 5.4 结果与讨论 |
| 5.4.1 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结论 |
| 5.4.2 延伸讨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的潜在障碍 |
| 5.5 本章小结 |
| 6 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 |
| 6.1 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规范性审视 |
| 6.1.1 合理性的审视 |
| 6.1.2 合规律性的审视 |
| 6.2 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 |
| 6.3 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 |
| 6.4 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提纲 |
| 附录2 评估问卷 |
| 附录3 评估指标赋权表 |
| 附录4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课程大纲 |
| 附录5 弗吉尼亚大学课程大纲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6）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规范分析法 |
| (二)实证检验法 |
| (三)比较分析方法 |
| 五、主要创新点和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内涵评析 |
| 一、概念解读 |
| 二、相关概念界分 |
| 第二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石 |
| 一、法治指数理论 |
| 二、有效辩护理论 |
| 三、控辩平衡理论 |
| 四、指定辩护理论 |
| 第三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司法正义价值分析 |
| 一、配合刑事诉讼机制改革实现司法程序正义 |
| 二、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实现司法实质正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分析 |
| 第一节 正当性分析 |
| 一、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履行义务的客观需要 |
| 二、法治评估的拓展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进一步完善的必然趋势 |
| 三、行政管理模式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功能分析 |
| 第二节 可行性分析 |
| 一、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法源依据 |
| 二、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践基础 |
| 三、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条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现状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发展沿革 |
| 一、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发展阶段 |
| 二、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评述 |
| 三、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评述 |
| 第二节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运行模式 |
| 一、行政管理评估的运行模式 |
| 二、司法裁判评估的运行模式 |
| 三、两种模式下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理论的异同 |
| 第三节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运行现状:以H省试点工作为例 |
| 一、H省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基本概况及其评估指标 |
| 二、H省500 个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基本数据样态及主要指标评估得分情况 |
| 三、对H省500 个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结果的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障碍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主要障碍 |
| 一、理念障碍 |
| 二、机制障碍 |
| 第二节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构建障碍成因分析 |
|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目标不凸显与刑事法律援助高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 |
| 二、案件受理标准不合理与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司法改革矛盾突出 |
| 三、律师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高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需求量大的矛盾突出 |
| 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普遍不高与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追求矛盾突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外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比较与借鉴 |
| 第一节 中外评估指标相似性分析 |
| 一、均有较为明确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 |
| 二、评估对象均主要体现在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服务质量上 |
| 三、同行评估制度被很多国家广泛采用 |
| 四、多数国家建立了大案要案的特别管理制度 |
| 第二节 中外评估指标差异性分析 |
|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各有不同 |
| 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事前与事后质量监控不同 |
| 三、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反馈机制与投诉机制完善程度不同 |
| 第三节 域外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经验借鉴 |
| 一、建立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机制 |
| 二、探索设置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动态评估指标体系 |
| 三、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模式 |
| 四、设置专门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和监督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构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对策与建议 |
| 第一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机理 |
|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二、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要素 |
| 三、评估指标体系的适用范畴 |
| 第二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内容 |
|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一级指标设置 |
| 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设置:以一审审判阶段为研究对象 |
| 第三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运行保障 |
| 一、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和运行能力现代化的理念转型 |
| 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运行机制保障 |
| 三、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运行的法律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一)中文专着(含外文译着) |
| (二)中文论文类(含案例,报刊,文件) |
| 二、外文文献 |
| (一)英文专着 |
| (二)英文文献 |
|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建议稿)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介 |
| 二、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7）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8）基于关联数据的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畴 |
| 1.3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本文创新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历史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开发 |
| 2.1.2 档案资源聚合 |
| 2.1.3 关联数据在档案领域的应用 |
| 2.1.4 研究述评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档案价值论 |
| 2.2.2 知识组织理论 |
| 2.2.3 数字人文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关联数据的历史档案资源聚合框架 |
| 3.1 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的原则、流程及目标 |
| 3.1.1 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的原则 |
| 3.1.2 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的流程 |
| 3.1.3 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的目标 |
| 3.2 历史档案资源关联的多维分析 |
| 3.2.1 关联强度 |
| 3.2.2 关联维度 |
| 3.2.3 关联阶度 |
| 3.2.4 关联粒度 |
| 3.3 基于关联数据的历史档案资源聚合框架构建 |
| 3.3.1 历史档案资源聚合层级划分 |
| 3.3.2 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结构框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历史档案资源的数据关联模型 |
| 4.1 历史档案资源元数据方案设计 |
| 4.1.1 常用历史档案资源元数据比较分析 |
| 4.1.2 基于关联数据的历史档案元数据方案设计思路 |
| 4.1.3 历史档案元数据方案设计步骤 |
| 4.1.4 历史档案元数据方案 |
| 4.1.5 历史档案资源元数据实例 |
| 4.2 历史档案资源知识本体建模 |
| 4.2.1 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分类体系 |
| 4.2.2 历史档案资源知识本体的类型 |
| 4.2.3 历史档案资源知识本体构建 |
| 4.2.4 历史档案资源知识本体构建实例 |
| 4.3 历史档案资源数据关联模型构建 |
| 4.3.1 元数据元素识别 |
| 4.3.2 知识本体概念关系抽取 |
| 4.3.3 历史档案资源数据关联模型实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历史档案资源关联数据的发布与聚合 |
| 5.1 历史档案资源语义化处理 |
| 5.1.1 历史档案资源元数据语义化转换 |
| 5.1.2 历史档案资源RDF化过程 |
| 5.1.3 历史档案资源实体语义关联关系识别 |
| 5.2 历史档案资源关联数据的发布 |
| 5.2.1 历史档案资源关联数据URI命名 |
| 5.2.2 历史档案资源关联数据的存储 |
| 5.2.3 基于D2R的历史档案资源关联数据发布 |
| 5.2.4 历史档案资源关联数据发布实例 |
| 5.3 历史档案资源关联数据聚合 |
| 5.3.1 关联数据聚合方法 |
| 5.3.2 历史档案资源关联数据互联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历史档案资源的聚合服务 |
| 6.1 基于关联数据的聚合服务功能 |
| 6.1.1 历史档案资源检索服务 |
| 6.1.2 历史档案资源推荐服务 |
| 6.1.3 历史档案资源可视化服务 |
| 6.2 基于关联数据的历史档案资源聚合服务平台结构设计 |
| 6.2.1 存储层 |
| 6.2.2 描述层 |
| 6.2.3 服务层 |
| 6.2.4 应用层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历史档案资源关联聚合策略 |
| 7.1 历史档案资源关联聚合实施策略 |
| 7.1.1 实现多源异构历史档案资源采集方法 |
| 7.1.2 建立多元协作的组织机制 |
| 7.1.3 制定统一规范的标准体系 |
| 7.1.4 提供泛在化关联数据应用服务 |
| 7.2 历史档案资源关联聚合的保障机制 |
| 7.2.1 政策保障 |
| 7.2.2 技术保障 |
| 7.2.3 人才保障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研究总结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研究 ——基于浙北T市的实证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问题意识、研究意义及材料来源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意识 |
| (三)研究意义 |
| (四)材料来源 |
| 二、研究现状与可能创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评价 |
| (三)可能的创新点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基本概念分析与章节安排 |
| (一)基本概念分析 |
| (二)论文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背景 |
| 第一节 传统人民调解的实践与不足 |
| 一、传统人民调解的实践 |
| (一)传统人民调解的调解组织 |
| (二)纠纷的发现、处理与解决 |
| (三)传统人民调解的价值取向 |
| 二、传统人民调解的不足 |
| (一)传统人民调解过于碎片化 |
| (二)传统人民调解的效果不佳 |
| (三)传统人民调解公平性较差 |
| 第二节 从人民调解政治论到人民调解法治论的更迭 |
| 一、法治论逐渐取代政治论 |
| 二、人民调解功能的再定位 |
| 三、对接司法与执法更加频繁 |
| 第三节 社会现实发展的驱动 |
| 一、客观现实层面的动因 |
| (一)社会结构的变化 |
| (二)纠纷的多样化程度不断加剧 |
| 二、当事人层面的动因 |
| (一)低成本高效率解纷机制的需要 |
| (二)“工具理性”的趋使 |
| 三、治理者层面的动因 |
| (一)地方政府法治竞赛的需要 |
| (二)法院与派出所分流纠纷的需要 |
| (三)信访部门分流信访压力的需要 |
| 四、社会主义法治需要不断完善 |
| 第二章 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具体内容 |
| 第一节 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模式 |
| 一、人民调解的类型与分工 |
| (一)村(社)一级的人民调解 |
| (二)镇(街)一级的人民调解 |
| (三)县(市、区)一级的人民调解 |
| 二、纠纷的发现与受理 |
| (一)社区纠纷的发现与受理:当事人求助与纠纷排查 |
| (二)附设型人民调解:委托与流转 |
| (三)专业性与司法所人民调解:派单式服务 |
| 三、纠纷调查的方法 |
| (一)走访式调查 |
| (二)询问式调查 |
| (三)阅卷式调查 |
| 四、纠纷解决的方法 |
| (一)推动式解决 |
| (二)压制式解决 |
| (三)中介式解决 |
| 五、纠纷解决的规则 |
| (一)人情、面子与舆论 |
| (二)道德与地方风俗 |
| (三)法律规章制度 |
| 第二节 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表现 |
| 一、调解组织的体系化 |
| (一)组织结构的体系化 |
| (二)调解权威的体系化 |
| (三)组织空间的整合 |
| 二、调解行为的体系化 |
| (一)纠纷精细化分级分类治理 |
| (二)纠纷的类案同调机制 |
| 第三节 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特点 |
| 一、组织内部层级化与专业化 |
| 二、运作过程规范化与司法化 |
| (一)规范化特点 |
| (二)司法化倾向 |
| 三、组织外部联动常态化 |
| 四、“三调融合”的发展倾向 |
| 第三章 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作用 |
| 第一节 促进溢出纠纷与剩余纠纷的有效治理 |
| 一、承担纠纷分流解决功能 |
| (一)分担化解溢出纠纷的功能 |
| (二)分担化解社会剩余纠纷的功能 |
| 二、确保后续程序的有效对接 |
| (一)司法确认程序的顺畅 |
| (二)行政执法程序的顺畅 |
| 第二节 提升社会治理的治理水平 |
| 一、为社会治理提供大数据资源 |
| 二、充分调动并利用起基层资源 |
| (一)让人民调解的触角向更基层延伸 |
| (二)解决了人民调解员的动员与选拔问题 |
| 第三节 改善纠纷治理体系的整体生态 |
| 一、提升了人民调解自身的地位 |
| (一)功能性地位得到提升 |
| (二)政治性地位得到改善 |
| 二、改善了人民调解与其它纠纷治理机制间的关系 |
| 三、促进纠纷治理体系内部权责关系的理顺 |
| 第四章 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问题及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调解层级化引发的问题 |
| 一、层级化引发问题的表现 |
| 二、层级化问题的内在原因 |
| (一)理想化层级与实践之间的错位 |
| (二)层级发展的弊端 |
| 第二节 人民调解的个案牺牲问题 |
| 一、个案牺牲的表现 |
| 二、个案牺牲的内在原因 |
| (一)官僚制“工具理性”下的必然 |
| (二)忽视了多元化价值追求的重要性 |
| 第三节 人民调解的文牍化问题 |
| 一、文牍化问题的表现 |
| 二、文牍化问题的内在原因 |
| (一)司法联动和执法联动的需要 |
| (二)人民调解组织的主动选择 |
| 第四节 人民调解的执行难问题 |
| 一、人民调解“执行难”的表现 |
| 二、“执行难”问题的内在原因 |
| (一)人民调解分工的必然 |
| (二)人民调解法治化的影响 |
| 第五章 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价值反思与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的价值反思 |
| 一、人民调解体系化需要回归人民性 |
| 二、人民调解体系化需要回归本土性 |
| 第二节 充实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实力 |
| 一、将镇(街)一级作为人民调解的中心层级 |
| (一)完善镇(街)“矛调中心”下的人民调解组织 |
| (二)下沉专业纠纷调解力量到镇(街)一级 |
| 二、提升基层网格在人民调解工作中的作用 |
| (一)增强“微网格”中人民调解的供给能力 |
| (二)充实“大网格”中的法治力量 |
| 第三节 坚持“自治”、“法治”与“德治”合一 |
| 一、用自治破除人民调解行政官僚化的弊端 |
| (一)赋予人民调解员更多自治自由 |
| (二)赋予当事人更多选择自由 |
| 二、细化《人民调解法》的制度规定 |
| (一)明确“自由决定权”的适用条件 |
| (二)设立调解员履职保障条款 |
| 三、坚持法治的同时重视道德风俗的现实价值 |
| (一)注重传统风俗习惯 |
| (二)注重道德正义观念 |
| 第四节 简化衔接程序与完善执行机制 |
| 一、发挥党委和政法委的协调功能 |
| 二、精简文牍负担与简化衔接程序 |
| (一)精简不同类型的文牍 |
| (二)在党委和政法委的协调下简化衔接程序 |
| 三、完善人民调解协议的执行机制 |
| (一)建立前置“执行和解”程序的机制 |
| (二)加强人民调解与法院执行间的联动 |
| 结语 |
| 一、行政主导下的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 |
| 二、深化分类治理与构建多元化人民调解体系 |
| 三、基层人民调解需要“人民性”“本土性”与“自治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访谈人员名单 |
| 附录B 部分政府文件材料 |
| 作者简介及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 3.3.3 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研究方法 |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 4.1.3 资料获取 |
| 4.1.4 分析框架 |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 4.3.5 林肯实验室 |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 4.4.6 启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 5.1.6 小结 |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 5.2.4 小结 |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 5.3.4 小结 |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 5.4.4 小结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建设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数据赋能工程教育转型:“数字印度”战略及其人才培养实践[J]. 王雨洁,吴婧姗,朱凌.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2(01)
- [2]2020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热点评述[J]. 李丹.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21(06)
- [3]企业家性别、项目标题信息与众筹绩效[D]. 赵杨. 浙江大学, 2021(01)
- [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农地格局与利用决策研究[D]. 陈莎. 浙江大学, 2021(01)
- [5]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D]. 李恒. 浙江大学, 2021(01)
- [6]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D]. 石贤平. 吉林大学, 2021(01)
- [7]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8]基于关联数据的历史档案资源聚合研究[D]. 贾琼. 吉林大学, 2021(01)
- [9]人民调解体系化运行研究 ——基于浙北T市的实证调研[D]. 孙冲. 吉林大学, 2021(01)
- [10]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