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政协委员素质与委员遴选机制的改进（论文文献综述）
蒯正明[1]（2021）在《全过程民主视域下深化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路径探析》文中指出人民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不仅体现在它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还在于它创建了全过程民主的实践形态。全过程民主以人民的需求为立足点,实现了利益表达、政协参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民政协作为我国协商民主最早的制度化的组织形式和机制保障,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舞台,也是践行"全过程民主"的重要体现。新时代深化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需要以"全过程民主"的精神和要求,进一步提高人民政协协商主体意识、增强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推进政协协商与党委政府工作的衔接,以及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衔接。
韩路[2]（2020）在《基层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以五届南阳市政协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中共十八大提出,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近年来,围绕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工作,五届南阳市政协做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南阳市政协协商民主的分析,能够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研究提供基层案例。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选题的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第二部分是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重点梳理人民政协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第三部分是五届南阳市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上的探索,重点介绍五届南阳市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方面的探索和工作成效。第四部分五届南阳市政协在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第五部分是改进基层政协协商民主的建议,通过上述分析提出了加强顶层设置,建立完善人民政协法律体系、加强人民政协民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加强委员队伍建设,提高委员素质和议政能力、充分动员社会力量,提升政协协商民主的社会参与面、提升政协机关服务保障能力,加强对委员履职的服务引导等五条针对性的建议。
程晓丹[3]（2020）在《连云港市连云区村干部激励机制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村干部是我国农村建设的直接推动者、组织者和实践者,是带领村庄发展、村民致富的主要力量。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村干部激励工作,不断提高其创造力、执行力和积极性,促进村干部队伍可持续健康发展,引导其更好地为乡村振兴出力,为广大村民服务。通过查阅文献、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近年来连云港市连云区积极实施村干部薪酬体系改革,常态落实村干部“三规三定”专项行动,创新实施村社干部“三牌”管理三级激励,从物质激励、政治激励、精神激励、发展激励等方面积极构建村干部激励机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同时,也发现连云港市连云区村干部激励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政策工具体系仍需完善,物质激励手段有待优化,精神激励力度需要加大,发展激励途径较为单调,岗位目标结果运用不足;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激励理念需要更新,激励体系不够健全,制度落实不够到位。通过对比借鉴国内其它地区村干部激励机制的有益经验,立足于本地实际,优化连云港市连云区村干部激励的对策包括完善村干部激励过程中的政策工具,优化村干部物质激励,深化村干部精神激励,强化村干部发展激励,善用监督管理进行激励等。
于猛[4]（2020）在《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时至今日,如何实现审判权的独立公正运行,已经超越国界的限制,成为各国司法改革中共同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而解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司法责任制之间的关系。作为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完善司法责任制的重要制度安排,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应运而生。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初步建立了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各地法院亦展开了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实践探索。但是,法官司法豁免的衡量标准、规范程序以及该制度本身如何恰当嵌入我国的司法传统和政法体制当中,进而产生积极效果等问题却并未得到妥善解决。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向维度,既要符合法官司法豁免的制度发生规律,也要契合中国特色的司法国情与体制机制;既要对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实践运作进行反思与检讨,也要将之上升到制度建构的层面进行理论关照,以建立符合审判权运行基本规律、契合法官职业特点,并兼具中国特色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体系。为此,本文对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原理、演变脉络、运行现状、积极功效、存在问题及原因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未来改革和发展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具体设计以及与相关配套制度的衔接协调等,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司法公正以审判权独立运行为前提,以司法责任制为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坚持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司法责任制的统一。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即是在司法改革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司法责任制之间关系的能动反映,并经历了观念萌生、初步建构、渐趋成型的演进过程。它以司法公正和权利保障为价值追求,强调赋权与限权的有机统一,基于这样的内涵和实质,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对审判权独立公正运行机制建设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为我国司法责任制改革、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建设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然而,就目前来看,囿于司法传统观念、法院治理机制和法官素质现状的影响,我国司法责任制更侧重于如何对法官进行司法追责,而对于法官司法豁免未报以足够的重视,在实践中出现了制度设计合理性不足、运行机制泛行政化与法官依法独立履行审判职责实质退隐等系列问题,减损了该项制度所产生的实际效益,也对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造成了影响。基于现实考量可以发现,推进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改革及完善,具有正当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正当性方面,法官司法豁免制度非但不会危及或破坏司法责任制,相反可以通过对司法追责权力的规范,改变“重追责轻豁免”体制下的司法责任制,并推动其全面落实。实际上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作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过程,必然包括对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完善。维护法官的中立性地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而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及完善不仅为法官中立审判提供了基本保障,还有利于消除司法干预现象。在必要性方面,面对法官权责失衡难题、法官职业角色紧张以及法官职业风险趋增的新态势,现有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已然不能满足审判权独立公正运行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其完善,才能破解难题、缓解紧张及防范风险。在可行性方面,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及完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具有宪法法律层面的依据,是对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的贯彻和落实。而且,我国当下不断推进的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建设,也为其提供了制度和智识支持。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法院通过法官依法履职保障制度化建设和实践则使其深化改革更加有章可循。党的十九大再一次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主题,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价值追求,要求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以此为契机,要破除法官司法豁免的神秘感和畏惧感,必须审时度势,积极稳妥推进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首先应明确法官司法豁免改革应遵循司法规律、有限豁免和统筹协调三个基本原则,防止其偏离正确性的方向。并通过完善立法设计、畅通运行机制和强化监督管理三个层面依次改进、创新和优化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内部构成,实现制度的规范完整、运行畅通和实施有效。同时,为了克服推进法官司法豁免制度改革过程中的障碍,还需与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关联性制度如司法追责制、法官员额制、法官职业伦理和法官职业保障等制度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有序的衔接协调,以达成司法改革之目标。
于慧姝[5]（2020）在《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官作为审判者,其素质和能力的高低是决定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缘,这就意味着法官必须符合职业化和精英化的要求。无论哪一种法律制度,只有当从业者整体上处于最好状态时,制度才能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因此,采用什么样的标准、用什么样方式选拔法官是非常重要的。建设优秀法官队伍的关键在于法官遴选制度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这也是公正司法的制度保障。初任法官遴选制度是法官遴选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控制着法官队伍的“入口”,确保高素质人才加入法官队伍。初任法官的遴选问题与国家的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法治进程等因素密切相关,该制度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中发展和完善的,并没有通用的制度模式。新一轮司法改革为我国建立科学合理的初任法官遴选制度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基础和优越的政策条件,这正是提升法官队伍能力和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良好契机。现阶段我国初任法官遴选制度存在许多问题,包括法官准入资格较低,遴选程序行政化,遴选主体不明确等方面,所以,在完善初任法官遴选制度时应当做到有的放矢,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首先,明确完善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的必要性,主要基于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对法官精英化建设的要求、对司法独立的要求等方面。其次,在严格法官准入资格方面,要提高学历专业要求、提高对法律工作经验的要求、注重考察法官职业道德等。再次,在完善法官遴选程序方面,考核内容应当区别于普通公务员,设置匹配法官工作的考核标准、成立专业的遴选机构并确保遴选委员的多元化。最后,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包括初任法官的职前培训制度和遴选监督机制。我国法治建设正稳步向前,制定出科学严谨的初任法官遴选制度是必要的,但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根据国家实际情况,同时借鉴域外国家的遴选经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地尝试和突破,达到建设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的目标。
沙等然[6]（2020）在《地方政协提案参政议政研究 ——基于郑州市的分析》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分配方式和利益格局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原有的社会阶层迅速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不断出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差距明显拉大,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逐渐暴露,社会各阶层都有政治参与、表达诉求的愿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政协为我国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组织保障、有效途径、表达平台以及稳定宽松的政治环境,在促进公民参与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独特的优势。政协的三大主要职能就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其中参政议政是政协组织履行职能的的重要途径,它对于推动我国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促进公共决策的科学民主化,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提案是政协组织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形式和载体,也是最直接、最广泛、最有效的方式。提案的作用发挥情况,已逐渐成为衡量地方政协参政议政实际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随着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为郑州市政协参政议政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提案在维护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地方政协的提案工作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影响和制约了参政议政实际效果的充分发挥。因此,提案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本文以协商民主和公民参与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二者与政协的内在关系,梳理和归纳了国内相关研究成果;阐述了政协的性质和定位,回顾了政协参政议政职能的形成和确立,对政协参政议政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以及政协提案的特点、优势和作用进行了论述。实证内容是基于对郑州市政协提案工作参政议政现状的分析。本文在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深入分析了客观影响和制约郑州市政协提案参政议政实际作用的因素,如部分政协委员提案履职意识淡薄;提案质量总体水平偏低;提案办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提案参政议政的透明度不够等。在此基础上,为提升地方政协提案参政议政的实际效果,从提高委员综合素质,提升提案质量;完善提案工作机制,提高提案服务水平;强化提案督办工作,增强办理实效;加强提案工作公开,增强与公众的互动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创新性的对策和建议。
葛翔[7]（2020）在《宪法视野下的审判独立与审判责任》文中认为在这一轮司法改革过程中（2014年至今）,司法责任制是整个改革的核心,从宏观角度来看,司法责任制改革包含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管等改革内容。从规范层面来看,司法责任制又可分解为两个方面,即“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前者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审判独立问题,后者解决的是独立后如何监督、制约审判权的问题。司法责任制中所谓的“审判责任”,不是一项单一概念,而是包含了审判权、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权限划分,管理性责任和结果性责任、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等多重范畴的复合性概念。司法审判首先向自我负责,维护审判独立最主要的还是依赖于审判机关本身,审判机关内部应当形成一整套维护审判权独立公正行使的制度性保障。其次,审判权部分程度上要向代议机关负责,即使是西方国家代议机关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在程度上强和弱的区别。最后,审判权要向人民负责。五四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第78条之所以不参照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审判员独立”,可以从意识形态因素、现实司法状况和宪法规范体系解释三方面来分析。之所以强调法院审判独立,而不规定法官独立,体现了无产阶级国家观和法律阶级性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并非唯一因素,通过集体决策的进路保证司法质量,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伴随中国共产党全面夺取政权的胜利,代表国民党政权制度的“六法全书”体系被全面废除,由此造成国家层面法律规范的普遍缺失;于此同时,1952年至1953年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对旧司法人员的改造也在客观上从司法人员结构上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具体展开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五四宪法第78条的历史背景来看,政权更替、社会面尚未稳定等客观因素决定了审判工作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和工具属性,宪法规定“审判员独立审判”是不符合现实的。社会环境,法律的废除、司法人员的调整必然客观影响到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因此,确立法院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审判权,在法律不健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条件下,是保障审判质量的重要途径。革命根据地时期,司法的政策性强调法院是人民政权的组成部分之一;强调司法审判的人民性,必然会形成分散主义的特征,而要使得审判工作服从政策、服务中心工作、服从群众路线,就必须从组织样态上对司法审判进行必要的约束。在五四宪法制定之初,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活动原则,那么在审判机关中就主要表现为集体领导的体制。“人民法院能独立进行审判”而不是“审判员独立进行审判”,也就鲜明地体现了集体领导的含义。法院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民主方面而言,其在组织结构上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审判委员会制度,二是合议制。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审判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合议庭合议制度的扩大。院庭长领导负责制与审委会制度相结合,就体现了民主集中制中集中的一面。从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审判委员会是从行政机关演化而来的,本质上是党政合一、议行合一、司法和行政混同的产物。所以,法院整体行使审判权往往体现出深厚的行政色彩。在以五四宪法为制度框架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审判机关的责任只能体现为一种整体性的责任,而非个人责任。由五四宪法所确立的法院整体性的司法责任框架所导出的必然是法院组织内部科层制的运行特征。在法院整体性的责任归属模式和监督制约机制下,造成权责不明,审、判分离,司法决策不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司法审判进入改革时期,十八大以后,审判机关逐渐相对地独立于地方其他机关,尤其是独立于地方党政机构的改革方向愈发明显。“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论断,突出了审判机关的整体独立性。从狭义的司法权定义而言,所谓司法就是“在个案中‘说出法是什么’,也就是在个案中适用法律。”另一方面,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并非所有的权力活动都属于狭义司法权即审判权的范畴。所谓“中央事权的司法权”实际上指:一,从国家行政管理角度对审判机关人财物实施统一管理;二,审判权的普遍性和国家性。司法改革后,审判行政事权的统一管理有利于法院实现整体独立。审判权的国家性需要对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进行再认识,法院与人大的关系有别于政府与人大的关系,省以下法官人选的统一遴选并不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今后如果由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相对统一的行使法官任免权可以更好的实现对审判的监督。法官独立也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独立主要指的是独立于行政机关,而并非独立于立法机关,司法独立最主要的仍然是指法官裁判的独立。改革之后,对现行《宪法》第131条的内涵解释,可以从这样几方面进行理解:法院独立审判不等同于法院整体行使审判权;审判独立原则包含法院独立审判和法官审判独立两方面;法官审判独立是审判活动规律的体现。由此,现行《宪法》第131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含义应当是这样的:即审判权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等其他主体不能行使审判权;法官在审判中参与审判组织独立履行审判职责,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能干涉法院行使审判权和法官履行审判职责。而审委会讨论个案与审判独立原则及法定法官原则仍有距离。基于审判独立原则对审委会制度进行改革,可以取消基层法院审委会讨论个案法律问题的职能;审委会讨论个案法律问题是行使审判权,原则上应当适用诉讼程序;审委会是党对具体审判工作领导的连接点,因此其讨论个案的范围应当是有限的。从法院向人大负责角度来看,一方面,法院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形式空疏,并没有完全发挥人大在监督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地方人大听取法院报告后对相关决议予以否决,或是对法院审判个案进行质询等等,缺乏法律制度上的支持。法院组织和审判权的内容来源于法律。审判权必须依据法律行使,反过来意味着审判权受到法律的规制,也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制。基于这样的理由,全国人大作为法律的制定机关,法院因适用法律而向全国人大负有法律责任,同时间接地向人民整体负责,全国人大可以对法院个案审判实施法律监督;而地方人大是地方法院组成人员的选举任命机关,基于选举权而对地方法院实施工作监督,主要是对选举任命的组成人员实施监督,地方法院向地方人大负责只是部分体现了民主政治属性。人大的工作报告制度实际上来源于党的制度。是法院向人大作报告而并不是法院院长。法院向人大所作的报告反映的是审判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而不是审判本身,其直接体现为审判管理举措实施后的司法效能。人大对法院报告的否决,也只能体现为对法院相关审判管理权行使主体的审判管理工作的否定,而不可能直接指向审判本身。司法责任制框架下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监督和考评,则是一种内部责任制度。我国目前对审判管理的定位是案件管理与审判过程中人员管理的集合,其目的和功能有这样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通过案件的管理来完成对审判人员及其他主体行为的监督,另一维度是通过审判人力资源的调整和对行为的监督实现案件公正高效审理。在审判管理、司法行政管理事项上,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单个法院内部当然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审判管理的功能和目的是为了实现审判的公正和效率。审判流程管理是审判管理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是目前在流程管理中混同了管理权和监督权,由此对审判独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可能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审判管理资源天然地向院庭长倾斜。二是,使得审判流程中的个案监督有可能凌驾于审判组织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之上。因此,审判独立原则下个案流程中的审判监督与审判管理应当分离。审判流程中的管理应当符合预定性和集体性要求。审判管理还包括对法官的考评和惩戒。对法官的考评应当立足于对法官的监督,而非对法官的管理。我国现行法官惩戒机制存在不足。从比较视野来看,域外法制强调惩戒程序的诉讼化审理,我国可以将考评委员会作为完善惩戒机制的切入点。司法公开体现了法院向公众负责。司法改革的立足点是提高司法公信力,其中的一项举措是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司法本身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并不存在一种特定的对应关系,社会公众对司法行为的观感往往有其固有的形成逻辑。司法作为法律实现的途径之一,它在实现法律的社会融合功能的同时,也需要当事人——参与司法的公众——尊重司法并在司法程序中合作。因此,司法审判能否为社会所信任,既取决于司法能否真正促进社会信任和社会合作,同时也受到社会信任和社会合作本身的影响。而当前社会对司法信任不足,一方面源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稳定成熟的社会关系尚未成熟;另一方面社会大众意识大多还未能接受公平合作、平等竞争的现代思维。同时,无限制的倡导通过媒体手段对司法过程进行全面的公开,也是涉诉舆论应对的误区。要转变舆论对司法的不当影响,一方面应当加强涉诉舆论应对的规范建设,另一方面应当强化司法中立,避免司法的道德主义倾向,并注重规则推导,弱化价值判断和经验判断。
雷婉璐[8]（2019）在《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分析》文中指出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改革整体方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重大改革举措,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六年来,我国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评估与分析的。对此,本文选取“功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因为功能是评价一项制度、政策或方案是否值得创设、是否值得存在以及是否值得改革的重要指标。如果改革能够有效实现其功能预期,在实际运行中产生积极的客观后果,就具有了在社会结构中存在并持续存在的理由。如果改革不能有效地实现其功能预期,甚至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客观后果,就可能被废弃或继续改革以契合现有的社会结构。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发挥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司法责任制改革?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是什么?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是否实现了制度设计之初的功能预期?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客观后果?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客观后果?如何对这些客观后果进行正负评价?在对这些问题的逐步回答中,通过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和客观功能的描述,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实际运行效果进行检视和评估,提出如何进行改进与优化的进路与具体方略,以期能够为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实现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上的知识增量,同时为司法责任制改革中某些具体的制度设计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与理论上的证成。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概念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并采用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作为主要研究框架对司法责任制改革这一事项进行功能分析,旨在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和客观功能进行描述与评价。对功能的分析和研究不仅是对一件事物进行客观评价的恰当视角,也是对其存废以及如何改进的有效途径。司法责任制改革从改革内容来看,包括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即让审理者裁判,和司法问责制改革,即让裁判者负责。在问题意识作为改革基本方法论的前提下,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问题意识在于司法裁判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现象影响了审判权的正常运行,违背了司法规律,导致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健全,由此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功能预期在于保障审判权的独立运行。司法问责制改革的问题意识在于司法问责制度在以往的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困境,其功能预期在于消除这些困境,对法官进行有效问责。但是,在对司法责任制改革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进行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理性地认识到司法责任制改革还产生了诸多与改革初衷不符的反功能。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反功能出现的原因在于功能发挥途径受到阻碍,消解了改革的积极效果,因而应当进行一种改革思路的转向,寻求阻碍改革功能发挥途径的关键因素,认真对待作为改革主体和改革对象的法官需求,加大政策制定的开放性和透明度,进一步充实司法改革的理论储备,为改革进一步提供正当性基础,化解司法改革举措推行的难度。司法问责制反功能出现的原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司法问责事由改革反功能出现的原因在于司法问责制本身的功能预期设定超过了制度所能承载的限度,从而对现有的司法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出现了部分功能发挥失灵的现象;另一部分是司法问责主体和程序改革反功能出现的原因在于改革的司法化导向不足。针对不同的原因,应当采用不同的应对方案。就司法问责的实体改革而言,应对司法责任制的功能预期进行适当的减负,司法责任制的功能预期应当集中在对司法公信力的维护与恢复上,对于其他司法责任制无法承载的功能预期应当寻找适当的功能替代物。制度预期的设定直接决定了该制度的模式和内容。在对司法责任制制度功能预期合理减负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建立统一的法官惩戒制。将法官不当行为和裁判结果错误均纳入法官惩戒的事由当中,对法官不当行为的惩戒采用“仅需行为造成公众对司法公信之损害即可”的标准;对于裁判错误则区别对待,在法官行为良好的前提下,如果属于明显而低级的错误则可能受到追责,反之免责。就司法问责的程序改革而言,我国应当进一步对司法问责程序进行司法化改造。
于晨[9]（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提出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夏禹桨[10]（2019）在《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对于匡正政府的决策导向,坚持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性和促进公平性,改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水平,以及有效治理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排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标准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者关于公众参与政策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但对不同事务领域公众以何种方式参与到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仍然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在我国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经济社会发展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有效性比较强,对改进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代表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优化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发展方向。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对公共产品供给的类型化考察,探究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方式、路径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改进公众政策参与的质量提供建议和对策。在文献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运用案例分析、制度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当前时代场景下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动力、形式、路径和成效进行探究,明确公众参与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体制障碍、制约因素,以及破解这些阻力的对策。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在厘清和界定核心概念基础上,运用公民参与阶梯理念、利益相关者理论等,从“公共产品供给”和“公众参与”两个维度对主题进行聚焦,提出选择分析的视角、建立分析的路径,初步构建了一个解释公众参与行为选择的学理框架,力争体现本研究的特殊性。其次,对公众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及公共产品供给决策进行类型化考察。沿着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分析和公共产品供给的事务领域分析两条路径,在阐释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并对公众参与三种类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策略、方式和路径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分析。再次,探讨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转换和体制机制。从分析政府决策模式变迁的视角,结合互联网时代公众政策参与的基本特点,从探讨公众参与的动力机制、组织机制、政策辩论和协商机制,以及保障条件等维度,对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微观实践进行透视。最后,在典型案例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思路和对策。通过对温州市公众参与的实践考察和历史分析,进一步探讨经济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实践形式、制度路径、绩效产出等,在分析制约因素和具体问题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发现:（1）公众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受到特定制度环境的影响,参与成本、预期概率、制度供给、政府行为规范程度等都是重要的因素。我们可以将公众参与的行为置于多元利益相关者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中进行考察和分析。（2）公共产品供给的行动者网络（利益相关者关系）类型、公共产品的事务类型与公众参与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一方面,公众参与程度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类型直接相关,在强利益-强责任、弱利益-强责任的关系类型下,公众参与的程度比较高;另一方面,公众参与程度还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事务领域具有正相关性。在基本公共权利保障类的供给决策中,公众参与呈匀态分布而且参与度较高。（3）对典型个案考察发现,地方政府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工作机制、民间智库与民意调查等途径,增强了主动吸纳民意的能力,通过市长热线和市民监督团、电视问政和网络问政等方式,提升了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效能。但是,公众参与的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许多挑战,这也是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二、论政协委员素质与委员遴选机制的改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政协委员素质与委员遴选机制的改进（论文提纲范文）
（1）全过程民主视域下深化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路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践行全过程民主的生动实践 |
| 二、提高协商主体的协商意识，增强政协委员履职能力 |
| 第一，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协商意识。 |
| 第二，提升政协委员担当意识和履职能力。 |
| 第三，加强人民政协宣传工作，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政协协商的积极性。 |
| 三、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提高协商民主运行质量 |
| 第一，完善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 |
| 第二，进一步规范政治协商各环节，推动政治协商有效运行。 |
| 第三，丰富协商形式。 |
| 四、推进人民政协协商与党委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完善政协协商保障体系 |
| 第一，完善政治协商制度，促进制度之间的有效对接。 |
| 第二，完善知情明政机制。 |
| 第三，完善协商成果落实和反馈机制。 |
| 五、推动人民政协协商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 |
|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推动顶层设计与鼓励基层创新的有机统一。 |
| 第二，建立健全考核机制。 |
| 第三，注重整合资源，优化配置。 |
| 第四，提升人民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衔接成效。 |
（2）基层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以五届南阳市政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理论 |
| 一、协商民主理论 |
| 二、人民政协理论 |
|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 |
| 第二章 五届南阳市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一、南阳市政协情况 |
| (一)五届南阳市政协委员结构情况 |
| (二)南阳市政协机关人员情况 |
| (三)五届南阳市政协履职情况 |
| 二、南阳市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做法 |
| (一)月专题协商座谈会制度 |
| (二)主席领衔办理重点提案制度 |
| (三)市四大家秘书长联席会议制度 |
| (四)县市区政协联动机制 |
| 三、五届南阳市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工作成效 |
| (一)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不断加强 |
| (二)协商民主形式进一步多样化 |
| (三)协商质量高、成效显着 |
| 第三章 五届南阳市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
| 一、存在的问题 |
| (一)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
| (二)协商成果反馈机制不健全 |
| (三)协商民主社会参与度不够 |
|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缺乏必要的法理基础 |
| (二)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对于协商民主认识不够 |
| (三)政协委员代表性不强、主体作用发挥不够 |
| (四)市政协机关服务委员水平不高,引导不力 |
| 第四章 完善基层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建议 |
| 一、加强顶层设置,建立完善人民政协法律体系 |
| 二、不断提高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
| 三、加强委员队伍建设,提高委员素质和议政能力 |
| 四、充分动员社会力量,提升政协协商民主的社会参与面 |
| 五、提升政协机关服务保障能力,加强对委员履职的服务引导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连云港市连云区村干部激励机制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评析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2 村干部激励机制基础理论概述 |
| 2.1 村干部激励机制相关概念界定 |
| 2.2 村干部激励的必要性 |
| 2.3 分析村干部激励机制的理论基础 |
| 3 连云区村干部激励机制成效 |
| 3.1 连云区村干部激励机制调研分析 |
| 3.2 连云区村干部激励机制的成效 |
| 4 连云区村干部激励机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连云区村干部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
| 4.2 连云区村干部激励机制问题成因 |
| 5 国内其他地区村干部激励机制的经验借鉴 |
| 5.1 国内其他地区村干部激励机制的典型实践 |
| 5.2 国内其他地区村干部激励机制的主要启示 |
| 6 完善村干部激励机制的对策 |
| 6.1 完善激励的政策工具 |
| 6.2 优化村干部物质激励 |
| 6.3 深化村干部精神激励 |
| 6.4 强化村干部发展激励 |
| 6.5 善用监督管理进行激励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实践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本文的创新点 |
| 三 本文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原理 |
| 第一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意义辨析 |
| 一 司法豁免的历史源流与现代含义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
| 三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与其他主体司法豁免制度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构成要素与理论基础 |
| 一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构成要素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 |
| 一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价值取向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功能定位 |
| 第二章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演变脉络与运行现状 |
| 第一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演变脉络 |
| 一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1949—1978):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观念萌生 |
| 二 改革开放后到十八大前(1979—2011):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初步建构 |
| 三 十八大以后(2012至今):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渐趋成型 |
| 第二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运行的基本现状 |
| 一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规范依据 |
| 二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积极功效 |
| 三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现有的局限与不足 |
| 第三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探析 |
| 一 传统司法观念对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制约 |
| 二 法院治理机制泛行政化对法官权利的侵蚀 |
| 三 法官素质现状对司法豁免制度运行的影响 |
| 第三章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现实考量 |
| 第一节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正当性 |
| 一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 |
| 二 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
| 三 维护法官中立性地位的制度保障 |
| 第二节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
| 一 破解法官权责失衡难题的必要条件 |
| 二 回应法官职业角色紧张的实践需要 |
| 三 防范法官职业风险趋增的有效途径 |
| 第三节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可行性 |
| 一 制度保障 |
| 二 技术条件 |
| 三 现实依据 |
| 第四章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
| 第一节 建构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一 遵循司法规律 |
| 二 有限豁免原则 |
| 三 统筹协调原则 |
| 第二节 健全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的基本路径 |
| 一 完善法官司法豁免的立法设计 |
| 二 畅通法官司法豁免的运行机制 |
| 三 强化法官司法豁免的监督管理 |
| 第三节 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与司法体制改革的衔接协调 |
| 一 司法豁免与司法追责制 |
| 二 司法豁免与法官员额制 |
| 三 司法豁免与法官职业伦理制度 |
| 四 司法豁免与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的基本理论 |
| (一)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的基本内涵 |
| 1.初任法官及其遴选制度的界定 |
| 2.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的特征 |
| 3.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的功能 |
| (二)法官职业的精英化与大众化 |
| 1.法官职业为何要精英化 |
| 2.法官精英化与大众化是否矛盾 |
| 二、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的域外考察与借鉴 |
| (一)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的域外考察 |
| 1.初任法官任职资格 |
| 2.初任法官遴选程序 |
| 3.初任法官遴选主体 |
| 4.初任法官职前培训 |
| (二)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的域外借鉴 |
| 1.法官准入标准严格 |
| 2.法官遴选程序相对健全 |
| 3.独立的法官遴选机构 |
| 4.法官任职前培训专业化 |
| 三、我国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现状 |
| 1.初任法官准入资格相关规定 |
| 2.初任法官遴选程序 |
| (二)我国初任法官遴选制度存在的问题 |
| 1.初任法官准入资格要求较低 |
| 2.初任法官遴选程序和机构不规范 |
| 3.部分法官职前培训有流于形式之嫌 |
| (三)我国初任法官遴选制度问题成因 |
| 1.传统观念的影响 |
| 2.法学教育与职业培训的缺陷 |
| 四、完善我国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的构想 |
| (一)完善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的必要性 |
| 1.基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
| 2.法官专业化精英化建设的要求 |
| 3.保证司法独立的要求 |
| 4.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要求 |
| (二)完善我国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的具体措施 |
| 1.提高法官准入资格 |
| 2.完善法官遴选程序 |
| 3.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地方政协提案参政议政研究 ——基于郑州市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1.1 研究意义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1.2.1 理论基础 |
| 1.2.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基本框架 |
| 第2章 政协参政议政概述及提案基本情况 |
| 2.1 政协的性质定位 |
| 2.2 政协参政议政概述 |
| 2.2.1 政协参政议政职能的形成和确立 |
| 2.2.2 政协参政议政的主要内容及形式 |
| 2.2.3 政协参政议政的意义 |
| 2.3 政协提案基本情况 |
| 2.3.1 政协提案的定义 |
| 2.3.2 政协提案的特点和优势 |
| 2.3.3 政协提案的地位和作用 |
| 2.3.4 政协提案工作的基本流程 |
| 第3章 郑州市政协提案工作参政议政现状分析 |
| 3.1 郑州市政协提案工作组织基本情况 |
| 3.1.1 郑州市政协机关组织架构 |
| 3.1.2 界别和委员的构成情况分析 |
| 3.1.3 提案工作制度保障条件 |
| 3.2 郑州市政协提案工作基本情况 |
| 3.2.1 提案提交情况及主要内容 |
| 3.2.2 提案工作的主要举措 |
| 3.2.3 优秀提案评选表彰情况 |
| 3.3 郑州市政协提案工作参政议政成效 |
| 3.3.1 推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
| 3.3.2 促进公众关心民生问题的解决 |
| 3.3.3 推动制度文明建设 |
| 第4章 郑州市政协提案参政议政作用发挥的制约因素分析 |
| 4.1 部分委员提案履职意识淡薄 |
| 4.1.1 委员产生方式的弊端 |
| 4.1.2 部分委员缺乏提案履职热情 |
| 4.2 提案质量总体水平偏低 |
| 4.2.1 部分提案缺乏调查研究 |
| 4.2.2 部分提案缺少民意基础 |
| 4.2.3 缺乏批评监督型提案 |
| 4.2.4 界别提案优势表现不够 |
| 4.3 提案办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
| 4.3.1 提案交办工作流于形式 |
| 4.3.2 承办部门片面追求满意率 |
| 4.3.3 提案办理的有效协商不足 |
| 4.4 提案参政议政的透明度不够 |
| 4.4.1 公众对提案的基本认知存在偏差 |
| 4.4.2 提案线索征集缺乏有效公众参与 |
| 4.4.3 缺乏提案办理效果的有效评价 |
| 第5章 提升地方政协提案参政议政实效的对策思考 |
| 5.1 提高政协委员综合素质,提升提案质量 |
| 5.1.1 避免政协官僚化倾向,从源头把好委员入口关 |
| 5.1.2 建立专委会与界别联手机制,激发委员提案履职活力 |
| 5.1.3 建设“提案小屋”,重视界别提案作用发挥 |
| 5.2 完善提案工作机制,提升提案服务水平 |
| 5.2.1 切实搭建委员知情明政的平台 |
| 5.2.2 实施提案联合交办的工作机制 |
| 5.2.3 提升提案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
| 5.2.4 建立提案质量的考核评价标准 |
| 5.3 强化提案督办工作,增强办理的实效 |
| 5.3.1 加强提案督办协商 |
| 5.3.2 强化提案跟踪督办 |
| 5.3.3 完善提案办理评价反馈机制 |
| 5.4 加强提案工作公开,增强与公众的互动 |
| 5.4.1 加大政协提案工作宣传力度 |
| 5.4.2 拓宽政协提案民意征集渠道 |
| 5.4.3 增强政协提案的社会监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
| 附录2 郑州市政协提案办理工作考核评分表 |
| 附录3 政协提案质量情况评价表 |
| 附录4 提案办理情况评价表 |
| 附录5-1 郑州市政协提案工作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5-2 郑州市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6 访谈提纲 |
| 致谢 |
（7）宪法视野下的审判独立与审判责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改革开放后司法改革的政策梳理 |
| 三、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 四、对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五、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我国宪法上审判独立条款的历史成因 |
| 第一节 五四宪法第78条的成因 |
| 一、形成第78条的意识形态因素 |
| 二、形成第78条的现实因素 |
| 三、形成第78条的规范因素 |
| 第二节 五四宪法框架下司法责任归属机制的表现与弊端 |
| 一、对司法的监督制约路径和司法责任的整体属性 |
| 二、整体性司法责任框架下的科层制特征 |
| 三、法院整体责任归属和监督制约机制所带来的问题 |
| 第二章 司法改革中的审判独立原则 |
| 第一节 司法改革后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整体独立 |
| 一、司改政策文件中的“司法权”指的是什么? |
| 二、司法权的国家性与同质性 |
| 三、司法改革政策对审判机关整体独立的影响 |
| 第二节 司法改革中的法官审判独立 |
| 一、十八大以来法官审判独立的规范发展 |
| 二、从规范和实践两方面重新解释宪法上的审判独立原则 |
| 第三节 审判委员会与审判独立原则的调和 |
| 一、审委会讨论个案与审判独立原则及法定法官原则仍有距离 |
| 二、审委会制度与审判独立原则的调适 |
| 三、审委会制度是党对具体审判工作领导的连接点 |
| 第三章 司法责任制实施后法院如何对人大负责 |
| 第一节 人大监督审判权的简要历史梳理 |
| 一、人大监督审判权的历史侧重 |
| 二、《监督法》制定过程中对审判权监督规定的变化 |
| 三、人大对审判权监督的现实问题 |
| 第二节 从审判独立原则出发重新认识法院向人大负责的问题 |
| 一、法院“依照法律”审判的规范意义 |
| 二、法律最高性决定了人大监督法院的二元性 |
| 第三节 重新定义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制度 |
| 一、其他机关向人大报告工作的一般功能 |
| 二、法院工作报告的内在机理分析 |
| 第四章 司法责任制实施后审判管理如何服从于审判独立原则 |
| 第一节 审判与对审判的管理 |
| 一、审判管理的类型概括 |
| 二、审判管理的体系 |
| 第二节 审判流程管理如何服从于审判独立原则 |
| 一、我国审判流程管理的意旨 |
| 二、审判独立原则下个案流程中的审判监督与审判管理应当分离 |
| 第三节 审判独立原则与法官考评和惩戒 |
| 一、法官为什么考评及考评什么? |
| 二、法官的内部监督与惩戒 |
| 第五章 法院如何向公众负责:走出司法公开的误区 |
| 第一节 从司法机制来看司法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关系 |
| 一、司法公信力要素中的悖论 |
| 二、司法机制隐含社会信任决定司法信任 |
| 第二节 舆论裁判的背后:社会信任不足的成因和涉诉舆论治理的误区 |
| 一、社会组织结构的激进变化 |
| 二、社会意识结构的惰性演进 |
| 三、庭审公开反映出的舆论应对之误区 |
| 第三节 双管齐下:从涉诉舆论应对和强化审判中立入手 |
| 一、建立涉诉舆论的应对规则 |
| 二、强化司法中立性 |
| 结论 |
| 附表一:美国部分州、属地法官考评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的框架和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三、现有研究述评 |
| 第一章 司法责任制概述 |
| 第一节 司法责任的概念分析 |
| 一、多学科视角下的“责任”概念 |
| (一)法学研究中的“责任”概念 |
| (二)心理学研究中的“责任”概念 |
| (三)道德责任 |
| 二、司法责任的双重属性 |
| (一)内在规定性与外在规定性 |
| (二)前瞻性与溯及性 |
| 三、“司法责任”的身份问题 |
| (一)司法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角色责任 |
| (二)司法责任的客体是公平正义 |
| (三)司法责任的对象是全体人民 |
| 四、“司法责任”的蕴含问题 |
| (一)司法责任制具有特殊的制度目的 |
| (二)司法责任具有特殊的构成要件 |
| (三)司法责任具有独立的追责体系。 |
| 第二节 司法责任制概念的历史沿革 |
| 一、古代司法责任制 |
| 二、近现代司法责任制 |
| 三、当代司法责任制 |
| 第三节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
| 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战略地位 |
| 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基本内涵 |
| (一)审理者的内涵 |
| (二)裁判者的内涵 |
| 三、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主要举措 |
|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
| (二)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 |
| (三)审判责任的认定和归结 |
| (四)法官履职保障制度改革 |
| 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逻辑构成 |
| 第二章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 |
| 第一节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问题意识 |
|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问题意识 |
| 二、司法问责制改革的问题意识 |
| (一)制度与实践的背离 |
| (二)我国司法问责事由的现状与困境 |
| (三)我国司法问责主体与程序的现状与困境 |
| 第二节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 |
|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功能预期 |
| 二、司法问责制改革的功能预期 |
| (一)统一司法问责的范围 |
| (二)整合司法责任的类型 |
| (三)消除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负面效应 |
| (四)保障司法问责主体的中立性 |
| (五)司法问责程序的科学化 |
| 第三章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客观功能 |
| 第一节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客观功能 |
|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正功能 |
| (一)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重新定位 |
| (二)法官员额制改革已全面完成 |
| (三)审判团队新模式的积极探索 |
| (四)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探索 |
| (五)推行领导办案常态化 |
| (六)专业法官会议的建立 |
| (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追责 |
| 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反功能 |
| (一)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可能障碍 |
| (二)案多人少矛盾加剧 |
| (三)改革效果差异性较大 |
| (四)改革的同步性欠缺 |
| (五)法官离职现象加剧的风险 |
| 第二节 司法问责制改革的客观功能 |
| 一、司法问责制改革的正功能 |
| (一)事后追责 |
| (二)增强法官的责任心 |
| (四)加强法官的责任感 |
| (五)促进法官进步 |
| (六)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建立 |
| 二、司法问责制改革的反功能 |
| (一)责任形式的乱象仍然存在 |
| (二)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负面效应并未根本消除 |
| (三)法官惩戒主体与程序的部分弊端依然存在 |
| 第四章 司法责任制改革反功能的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反功能的成因分析 |
| 一、改革对象对改革效果的消解 |
| 二、改革推行方式对改革效果的消解 |
| (一)改革推行过程的行政化特征 |
| (二)改革推进方式的消极影响 |
| 三、改革举措的针对性不强 |
| (一)不同地区的针对性不强 |
| (二)不同层级法院的针对性不强 |
| 第二节 司法问责制改革反功能的成因分析 |
| 一、司法问责制功能预期的超负 |
| (一)我国司法问责制功能预期的多元性 |
| (二)我国司法问责制功能预期的逻辑断裂 |
| (三)司法问责制的功能替代物 |
| 二、司法问责程序改革的司法化导向不足 |
| (一)我国法官惩戒程序的定性 |
| (二)法官惩戒程序改革司法化不足的成因分析 |
| 第五章 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未来走向 |
| 第一节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完善思路 |
| 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必然性 |
| (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历史因果性 |
| (二)矛盾论视域下的司法责任制改革 |
| 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优化路径 |
| (一)认真对待改革对象 |
| (二)加大司法改革政策制定的开放性 |
| (三)司法改革理论的进一步充实 |
| 第二节 司法问责制改革的完善思路 |
| 一、司法问责制功能预期的减负 |
| 二、我国法官惩戒事由的模式选择 |
| (一)欧美国家的行为-结果模式 |
| (二)我国法官惩戒事由的重构 |
| 三、我国法官惩戒主体与程序的理论探索 |
| (一)法官惩戒事由的发现机制 |
| (二)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完善路径 |
| (三)法官惩戒程序的司法化改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9）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说明 |
| 2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2 研究理论基础 |
| 2.3 制度-过程分析框架 |
| 3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
| 3.1 利益相关者对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影响 |
| 3.2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类型 |
| 3.3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影响因素 |
| 4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行动类型及动力机制 |
| 4.1 基于利益和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与事务领域类型 |
| 4.2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行动者网络 |
| 4.3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动力机制 |
| 5 异质性事务领域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
| 5.1 重点民生工程类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公众参与 |
| 5.2 基本权利保障型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公众参与 |
| 5.4 权利发展型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公众参与 |
| 6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公众参与路径的转换 |
| 6.1 传统决策模式下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路径 |
| 6.2 网络时代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路径分析 |
| 6.3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融合模式” |
| 7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公众参与协调机制 |
| 7.1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组织机制 |
| 7.2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协商机制 |
| 7.3 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保障机制 |
| 8 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温州市案例分析 |
| 8.1 温州市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状况 |
| 8.2 温州市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主要模式 |
| 8.3 公众参与现有实践模式的效能考察 |
| 8.4 温州市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的趋势分析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论政协委员素质与委员遴选机制的改进（论文参考文献）
- [1]全过程民主视域下深化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路径探析[J]. 蒯正明. 学术界, 2021(06)
- [2]基层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以五届南阳市政协为例[D]. 韩路. 河南大学, 2020(02)
- [3]连云港市连云区村干部激励机制问题及对策研究[D]. 程晓丹.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4]我国法官司法豁免制度研究[D]. 于猛. 郑州大学, 2020(02)
- [5]初任法官遴选制度研究[D]. 于慧姝. 辽宁大学, 2020(01)
- [6]地方政协提案参政议政研究 ——基于郑州市的分析[D]. 沙等然.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7]宪法视野下的审判独立与审判责任[D]. 葛翔.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8)
- [8]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分析[D]. 雷婉璐. 吉林大学, 2019(02)
- [9]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10]经济发达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究[D]. 夏禹桨.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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