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全球价值链理论中,“治理”这一概念相当重要。本文旨在研究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对中国OEM厂商采取升级战略的影响。当前,许多国际买家采用“治理”模式来减少供应风险。据称,供应商所承担的风险将影响中国OEM厂商的战略升级决策。以往的研究认为,价值链治理模式包含三个维度:交易复杂度(即为了维系特定的交易,尤其是与产品和流程规范相关的交易,需要掌握复杂的信息和进行繁复的知识传递);信息编纂能力(即能否对信息进行合理编纂,从而有效地传播,并减少交易成本);供应商能力(即基于交易情况所需的实际/潜在的供应商的能力)。本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协调的明晰程度和权力不对称程度(即供应商对买方的依赖度和公司之间纵向合作的程度)。基于这些维度,以往的研究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细分为五种: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型。市场治理模式非常灵活。由于它是典型的现货交易,市场联系不是完全瞬时的,而是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多次重复。最重要的是,交易双方选择新的交易伙伴的成本很低。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交易信息易于编纂,产品规格相对简单,供应商能够独立使用产品,买方投入较少,资产专用性低。在交易中,买方设置产品规格,卖方设置产品价格。由于交易中信息的复杂度低,所以治理交易的过程中不需要非常明确的协调。模块化价值链的特点是交易编纂的程度高。通常,在模块化价值链中,供应商按照客户要求的产品规格进行生产,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细节要求。但是,当提供一站式服务时,供应商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能力全权负责,使用通用机械,代替顾客支付资本费用如购买零件和材料。当企业从能够编纂规格升级到能够编纂复杂产品时,模块化价值链也就应时而生。模块化价值链的兴起需要三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需要产品制造模式化和技术标准简单化;一方面需要使用统一的零部件和产品规范以减少差异性;此外,还需要供应商拥有全套的模具,能够提供全套服务。一旦实现了价值链治理的模块化,也就大大减少了买方直接监控的必要性。和基于价格的经典交易市场不同,基于编译信息的交易能提供许多便利,如快速、灵活和低成本的投入。复杂的信息通过编纂,能够便捷地进行交易,也不需要高明确度的协调工作。此外,这种模式下,交易双方的转换成本也很低。关系型价值链的特点是高度重视人际关系。在这种交易网络中,买卖双方间存在复杂的联系,交易双方相互依赖,而资产专用程度高。不过,声望、家族和种族联系能够协调这种关系。一般来说,当信息编译能力低、交易复杂度高、供应商能力高时,企业可以采取关系价值链治理模式。这一方面是因为买卖双方需要交流隐性信息,另一方面是因为高能力的供应商乐于为领导型企业提供外包服务以获得互补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也就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声望、社会地位、家族和种族联系能够协调交易双方的关系,严格的合同条约也可以管理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双方需要进行频繁的面谈以交流复杂的隐性信息,因而就需要高度明确的协调。这也使得这种治理模式下的转换成本很高。领导性价值链的特点是供应商对买方的依赖程度高。在这种交易网络中,小的供应商对大买家的依赖程度很高。供应商的转换成本高,因而被“领导”。这种网络的典型特征是市场被领导型企业所监控。当编译能力高、产品规格复杂度高,但供应商能力低时,价值链治理模式将转为领导型。这是因为低能力的供应商无力应对复杂的产品规格,需要领导型公司高度的介入和监控。而领导型公司也希望形成交易依赖性,以控制供应商从而获取利益。因而,供应商不仅面对很高的转换成本,而且被“领导”。被领导的供应商往往只从事一些琐碎细小的任务,如进行简单的组装,或是辅助设计、物流、采购零部件和升级流程技术等依托于买方的互补性工作。领导型公司一方面管理与被领导公司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也为这些公司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市场空间,从而使得他们不会退出市场。层级型治理模式的特点是垂直化治理。其主要形式是管控,即经理管控下属,总部管控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当信息编纂能力低,产品规格复杂度高,又无法找到高能力的供应商时,企业将被迫自行开发和制造产品。由于需要在价值链中交换隐性信息、有效地管理投入产品、以及合理管控资源(特别是知识产权),企业便会采取层级型治理模式。本文调研了241家国内不同行业的OEM公司。利用回归分析来检验治理模式对OEM厂商选择升级战略的影响;通过方差分析验证不同的治理模式下的企业承担的风险差异性。本文研究的升级战略包含以下几方面:工艺流程升级(如重组生产系统或引进先进的技术),产品升级(如升级到更复杂的产品线,提高单位价值),市场营销策略升级(如提升营销技能,扩大营销范围,增强销售活动),品牌升级(如打造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向OBM公司转变),设计功能升级,研发升级(如提升研发技能,扩大研发范围,加强产品研发活动等),企业内部升级(如在其他部门适用现有技术来开发产品等)。本文研究的风险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外汇变动,金融危机的影响,政策或法律的变化,对大客户的依赖,客户不信任,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市场竞争程度,季节性波动,主要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对少数供应商的依赖,劳动力短缺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质量控制,单一产品,生产设施集中性,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法律诉讼等。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将显著影响企业选择的升级战略。流程升级的选择,与协调明晰度及权力的不对称程度正相关,与劳动力短缺或人力成本增加风险正相关;与政治或法律风险的变化负相关。营销升级战略的选择,与协调明晰度及权力的不对称程度正相关,与货币价格的变化正相关,与国外市场变化正相关,与对大客户(客户数量小)的依赖度负相关。研发升级策略的选择,与协调明晰度及权力的不对称正相关,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正相关,以及与采取法律行动的风险正相关。但是与政治与法律变化负相关,与对大客户(客户数量小)的依赖度负相关,与季节性波动负相关。品牌升级战略的选择,与公司能力(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能力)正相关,与金融危机的风险正相关,与政治与法律变化风险负相关,与市场竞争风险负相关,与劳动力短缺与增高的人力成本正相关。产品升级战略的选择,与公司能力(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能力)正相关,与协调明晰度及权力的不对称正相关。多样化战略的选择,与公司能力(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能力)正相关,与协调明晰度和权力的不对称正相关,与金融危机的风险正相关,与政治和法律变化风险负相关,与劳动力短缺和增高的人力成本正相关。治理模式也会影响升级战略的决策。而协调明晰度和权力的不对称程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紧随其后的是公司相对于竞争对手的能力。在本文研究的15个风险变量中,政治和法律因素以及劳工短缺风险这两类因素尤为重要。通过研究两类治理模式的公司,本文得到以下结论:市场型治理模式的公司,其外汇波动风险相对较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低、质量控制风险低;模块型治理模式的公司,对客户的依赖程度低。以往的研究虽然定义了公司的治理模式类型,但缺乏一定的实证研究。而本文则选用了多个独立变量,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治理模式与公司升级战略之间的关系,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最重要的发现在于:价值链治理模式会影响企业升级战略的选择,而其中协调的明晰度和权力的不对称程度在其中所起作用最为重要;政治和法律因素以及劳动力短缺风险是影响战略选择的最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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