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孔子奠基儒学,以仁义为宗旨,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礼,讲学授徒培养人人君子。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宣扬纲常名教,三纲五常成为延续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伦理纲领。面对儒学衰微,韩愈建立道统说,力图复兴儒学。宋儒继起,儒学振兴,至朱熹达到一个高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无论是先秦儒家、两汉经学家、还是宋代理学家,采取的主要是“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并且儒学的精深义理也决定了它的影响范围主要在士大夫精英阶层中间。历史发展到明末,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地兼并的不可抑制导致大量流民的出现,加上自然灾害的加剧,人们的生存没有基本的保障。商业化思潮的出现,使得社会日趋世俗化。中小市镇的大量出现,导致市民阶层兴起。阳明心学的影响日渐扩展,儒学相应地也由“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为“化民成俗”的下行路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王艮所倡导的民间化儒学在明末兴盛起来。王艮继承了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认为“良知”是人心本有,不必向外求索,不同的是,王艮更以“良知”的体和用犹如人的生理本能,“圣人”和“愚公愚妇”在这方面没有根本区别,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王艮立志“以先觉觉后觉”,所以,他以“百姓日用即道”讲学于“愚公愚妇”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儒学民间化,这是晚明特有的儒学转向民间的一股思潮。这股思潮一直被学术届以“异端”称之。而一股思潮的出现决非偶然,哲学思潮的出现离不开历史,并且还有儒学自身的内在理路。本文试图从儒学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和社会历史的演变两个方面论述其出现的必然性以及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