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清末新政的推行,尤其是宪政改革的实施,使封建专制制度受到严峻挑战,建立资产阶级政体势在必行。贵州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取得了某些客观性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为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其政权仍具封建性特征。但是,历经辛亥革命的风雨之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企图再建立纯粹的封建专制制度己不可能,贵州自然不会例外。1912年唐继尧率滇军入黔,贵州从此进入了军阀统治时期,历经了兴义系和桐梓系两个军阀派系的统治。为巩固地方统治基础,当政者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几个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县政建设的措施。不论是兴义系军阀主黔还是桐梓系军阀当政,为维护其割据政权,在政治上,都实行封建专制独裁统治;在经济上,为满足军费开支,莫不竭尽搜刮之能事;在军事上,扩建地方武装,消灭异己,巩固其反动统治基础;在文化教育上;无不严格控制地方教育,钳制民众思想。但在桐梓系军阀当政时期,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出台了某些整顿的政策,实行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推动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纵观贵州军阀统治时期,由于政局不稳,主持省政者频频易人,形同走马。但对地方县政建设,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出发,还是认真考虑过,采取了一些办法和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认为,对于军阀统治时期推行的地方县政建设措施,不能一味地加以否定或肯定。客观的看法是,本着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理论基点,坚决批判军阀任内出台的一系列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策,但对于某些在客观上推动贵州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措施则应该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