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其一生以实现宪政为鹄的,亲自拟订宪法,被人称为“宪法之父”。他不仅在实际政治领域表现活跃,如发起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和参与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担任其主要领导职务,而且于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且自成体系,对中西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亦有精湛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被列名于“现代新儒家”。对于张君劢一生所致力的两大主要领域,以往的研究者虽都有所涉及,并著述颇丰,但对于两者的共通之处——他的哲学思想是其宪政思想的基础这一点却重视不够。在本文中,作者从张君劢的宪政思想入手,在展现其宪政思想重要主张的基础上,结合对其哲学思想特征的分析,挖掘两者的理论相通之处,表明“唯实的唯心主义”哲学倾向对其宪政思想所产生的基础性影响作用,最后,通过对他哲学思想基础影响下宪政主张成败得失的审视,探求为中国当前宪政建设有利的历史经验。由于本文的题目决定了本文须从历史事实入手,从中发掘和明晰体现张君劢的宪政思想的哲学基础地位,因而,本文的写作方法主要为以下三点: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二是宏观历史思潮与微观个人思想评议相结合;三是内在思想变化与外部活动主张相结合。本文共分为四大部分。引言部分为释题(文章写作缘由)和相关学术史的简要回顾。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张君劢其人,包括从他生活的家庭及教育背景、政治活动及思想渊源几大方面来展现其思想活动的全貌,其中德法的哲学思想、英国的自由主义、中国的儒家思想作为其思想的三大渊源,构成了其思想的主要特征,为下文的研究进行铺垫。文章的第二部分通过对近代中国宪政思潮的总体的回顾,结合张君劢对相关问题论述的史料,阐述张君劢宪政思想中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几项主要内容,包括从宪政的价值追求到制度建构,力求全面客观的展现张君劢宪政思想概况。首先,他对自由的认识可以说接触到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实质,一方面他认为自由学说之最大价值,在其能养成独立人格与健全公民,是国家健全、社会与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他又极其看重自由的精神价值方面,并主张“造就以精神自由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其次,在宪政与人权的关系上,他认为人权为宪政的基础,在《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一文中详细讨论了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三项基本人权。同时,他从政治、经济、国际三个方面对近代人权遭到蹂躏的原因分析,也反映了他对人权问题的深刻认识。再次,“修正的民主政治”是张君劢30年代民主政治主张的一大特色,这一主张力求在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于无形中走向了“新式的独裁”,40年代之后,他复又回归到着眼保障人民的自由、政府的权力受到人民有效监督的英美式民主的观点。最后,在对待宪政与法治的关系中,除了主张法律特别是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崇高地位,他提出了‘德法并治”的观点,并认为这是民族建国的最高原则。第三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根据前两章对张君劢宪政思想及活动的介绍,这一章于宏观上展开张君劢宪政思想和活动各个层面,分析其如何得以形成的哲学基本立场和深层次因素,表明其哲学思想对宪政思想的基础性影响。在这一部分中笔者意图表明,张君劢宪政思想中的各个层次均是有其哲学思想的基础,这些哲学思想使其宪政思想的各个部分层面有了更明确、合理、科学的联系,从而突出宪政思想各个层面在体系上的内在联系。这条主线的明晰,能更进一步达到对张君劢宪政思想的总体认识。在这一章中首先探讨了宪政的一般哲学维度,指出西方哲学思想从总体意义上为宪政理念提供了“高级法”背景。接下来,作者从其哲学思想“唯实的唯心主义”总体特征出发,阐述了其思想中西方哲学思想(主要是倭伊铿、柏格森、康德等)与中国儒家思想两条主线的内容。康德“以人为主动,不以外物为主动”,重思想而轻外物的知识论,知识与道德并重的道德论,受到了张君劢的高度评价。他并以西方哲学中精神与物质两大范畴的划分为坐标,认为儒家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是“万物之有”,一是“致知之心”。经过中西相参,张君劢的哲学思想可谓是在“承袭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精华”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哲学的基础上构筑起来的,这一哲学的特点便是“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和精神自由,心为主,物为辅,精神不为物质所左右,思想意识有其独立自主之处。”继之,作者从张君劢哲学思想的特点出发,从宪政的根本、宪政的前提、宪政的具体设计、宪政的实现途径四个方面,讨论了其哲学基调潜在影响宪政思想各个层面的具体表现。就宪政的根本而言,张君劢的人权观念受到康德,特别是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认为民主的理论基础是人性与人格尊严,而人性与人格的尊严,是一种道德的观念,一种伦理的思想,合于道德标准,则人权向于真、善、美的目标而前进,而否定道德之本于人性与其内在价值者,其流弊大焉。同时,他的自由观也有着强烈的唯心色彩,但这并不影响他追求外在制度的建构以求对自由的保护,以期实现两者的平衡。其次,作为宪政国家建立的现实前提,张君劢的国家观认为国家作为一种道德存在,是实现道德理想的一种形式,其所信奉的这一理论直接源于康德、黑格尔一系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从而使其国家观具有浓重的政治道德主义的色彩。第三,张君劢主持制定的两部宪法草案从人民权利的规定到政体的设计,其侧重点及表述方式均受到哲学基调的影响。最后,张君劢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特点在于从心物二元论归宗于唯心论,正是基于这一哲学本锌轮,他在宪政的实现途径——处理德法关系问题上,也表现出一种基本倾向,即认为德法合一是以德为基础的合一,德法关系中德始终是处于基础和主导的地位,但是物也是不可忽视一面,故德法应相辅而行,心物应并重。第四部分,经过以上论述,总结张在其哲学思想影响下的宪政思想有何利弊,由此洞悉其对我国当前的宪政建设的借鉴意义。其积极的一方面在于,通过与同时代人观点的论争与传承,从某种意义上拓展了当时国人的思考领域和方式,有利于一些宪政观点的传播和推进。其次,他从哲学的根本问题出发,会通中西,进而将哲学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延伸至政治及社会层面,值得肯定。当然,他受哲学基调影响的宪政思想的缺陷也是明显存在的,其偏重唯心主义的宪政观,容易忽视宪政生成所需的思想条件、社会现实力量对比、制度结构条件以及国内外的环境等诸多因素。由此,虽然张君劢的思想及活动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特殊性,但不可否认,他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而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为参照系进行的,这是张君劢无法超越的,也正是我们在当前宪政建设中应加以借鉴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