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广袤的农村，村落星罗棋布，它承载着竖立其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构成。在“王权止于县政”的时代，村落独立于王朝的视域以外，在无为而治的信条指引下，村落因循着它自生的内在逻辑，享受着长老政治的自足和田野的宁静。不过，村落从来就是古代王朝的资源输入地，在村落道义经济濒于崩溃时，村落及其所信守的文化信条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更迭朝代，循环往复。乡土是中国的底色，但城乡的分野清晰可见。现代国家主义的兴起，村落被纳入总体性国家主义进程或现代主义进程，村落被广泛地监控、调整和规制，在城乡二元逻辑的指导下，城与乡，国家与乡村或国家与社会互相胶着，村落剧场构成村落社会的本身。现代消费主义或工业主义以及村落“新治”对乡村的冲击和重构则使村落呈现另一幅景观。本文以四川大巴山深处的C村落为研究对象，以消费主义和村落“新治”为研究背景，试图呈现大巴山深处的乡土社区正在经历的变迁，包括乡土社区秩序以及乡民心理上的变迁等。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社区资料以及口述史的田野调查和分析，以具体的场景分析乡土社区村落的变迁和秩序的变动。同时，通过对一个乡村精英的生活史片断的记述，展现“当地人”或“当事人”眼中的乡土变迁及其理解。本文的结论是：村落在变迁过程中，现代消费主义或工业主义占取优势，只不过工业主义或消费主义逻辑在乡土社区中变形，并遵循自己路径依赖和地方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