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汉代《诗》学是汉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汉代学术往往首先着眼于此。然而关于汉代《诗》学的渊源问题,却向来争讼不绝、难有定见。幸而大地献宝,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的相继出现,使得战国秦汉之际的学术史、《诗》学史得到了改写,这也为重新审视汉代《诗》学渊源提供了契机。故而本文结合最新考古发现、辑佚资料、传世文献及学界成果,主要从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的角度入手,着力于理清孟子与汉代四家诗之间的深层渊源,并对《孟子》在汉代《诗》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重新探讨。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对孟子与战国秦汉《诗》学发展关系的纵向考察,主要从学术渊源、地缘关系、时代变换与孟子地位变迁三个层面,探讨孟子与周秦两汉的《诗》学渊源。从学术渊源来看,孟子秉承了孔子《诗》学的余续又有所发展,不仅把《诗》作为构建自己哲学思想的基石,而且还从“王道”与“性情”两个角度界定了《诗》的价值,这为汉代《诗》学阐释的王道倾向和性情特点奠定了基础;从地缘关系来看,孟子的活动与《孟子》的流布,主要集中在齐鲁和南楚地区,而这两大区域恰恰是春秋以来《诗》的主要传播地与保存地,共同的地域文化倾向及共同的传承者,为两者在秦汉年间的汇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孟子》的地位演变来看,汉代的《孟子》虽位列诸子,但已经被汉儒视为解读经典的辅翼之书,甚至也享有经书的待遇,《孟子》在汉代的地位之尊,也正是汉代《诗》学重视孟子其人其书的原因与表现。第二、三、四、五章分别以鲁、齐、韩、毛四家诗为主体,从各自的学术渊源、经学特征、诗学主旨、诗义承袭和学者接受等角度,分析了孟子与四家诗的深层关联。第二章为孟子与鲁诗关系的研究。经过考查发现,被视为鲁诗乃至汉代《诗》学发展纲领的鲁诗“四始”观,其对《诗》的经学化定位直接受到了孟子“迹熄诗亡”说的影响,这同时也证实了汉代《诗》的经学化倾向与孟子《诗》学的直接关联;此外,不仅鲁诗的诗义阐释与《孟子》关系密切;甚至鲁诗学者的著述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孟子的影响:例如司马迁《史记》的史学定位与史料选择,赵岐《孟子章句》的章指设置等均源于对孟子《诗》学不同层面的贯彻。第三章着眼于孟子与齐诗的关联。指出影响齐诗乃至汉代学术发展的阴阳五行观,其远源正是思孟学派的“五行观”;此外,齐诗“匡扶邦家”的经学意图和“以诗为谏”的用诗方式,也均源于对孟子“诗载王道”观的贯彻。第四章着重考察了孟子与韩诗的关联。韩诗展现出了强烈的宗孟特点:这不仅表现为韩婴对孟子《诗》学正传地位的高度肯定;同时《韩诗外传》的诗义阐释和《诗》学解读也全然因袭了孟子“诗载王道”和“以意逆志”的《诗》学观;此外,其仁政思想、士人观与圣人观,也直接导源于孟子。第五章是对孟子与毛诗关系的判断。相关研究主要从《毛诗序》、《毛诗故训传》、《毛诗笺》这三部最具代表性的毛诗著作入手。就《毛诗序》而言,经考证《毛诗序》中《诗》“发乎情”的观点源于思孟学派的性情观,而孟子的性情思想又是其直接渊源;另外,不仅《毛诗序》的诗义阐发多与孟子相合;其《诗》学阐释的王道政教倾向也源于孟子的“诗载王道”观。再者,《毛诗故训传》的政教意图、诗义阐释也同样对孟子多有承传。此外,郑玄《毛诗笺》与《毛诗谱》的成书也正是源于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观。以上四章不仅从文本角度出发,通过对《孟子》与各家最具代表性的《诗》学主张和学术思想关联的梳理与比较,指其影响、辩其得失;同时还根据汉儒对师学家法的重视,把四家诗学者在著述、言行、思想倾向等诸多方面与孟子的相涉之处纳入探讨范围,以便对汉代《诗》学发展与孟子的关联有一个较为全面地体认和把握。其中司马迁、赵岐、郑玄均有专节论述,而翼奉、班固、匡衡、蔡邕等则散入不同章节。考查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判定某家某派或某一人之风格,而在于从中发现整个汉代《诗》学承袭《孟子》的整体走向,并由此判定孟子在汉代《诗》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最后的结语部分为总论,基于前面几章的分析指出,汉代《诗》学发展存在着以《荀子》为体、以《孟子》为用的“荀皮孟骨”现象,汉代《诗》学发展走的是外在祖荀、内在宗孟的发展理路。荀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表面,而孟子对汉代《诗》学的影响却是根本和深远的:汉代《诗》学的发展进程赖孟子而定;汉代《诗》学发展重政教亦重性情的阐释路径由孟子而开,汉代四家诗的核心价值均源于对孟子的承袭;四家诗的思想,包括阴阳五行、仁政、性情观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孟子的影响;四家诗学者的著述也因孟子受益良多;此外四家诗在诗义阐释等诸多方面也与孟子密切相连。以上观点足以证明,汉诗源于荀子的定见应当改写,孟子才是汉代《诗》学发展渊源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新资料的使用和新观点的提出。一、新资料的运用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成果的涌现,大大改变了学界对先秦两汉时代学术状况的既定看法。杜维明先生曾评论说,郭店竹简的发现使得整个早期中国哲学史都应随之重写;而阜阳汉简《诗经》、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等一系列考古成果的问世,也为先秦两汉《诗》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思维向度。因此,在采纳传统资料的同时,本文也把近年来与孟子与汉代《诗》学研究关系密切的重大考古成果,悉数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以期对两者的关系给予更为中肯的评价。相关资料主要包括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简部分、阜阳汉简《诗经》、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等。二、新观点的提出1、对孟子与《诗》的关系的新判定。历来人们所论多集中于孟子对《诗》的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而打破狭隘文学概念的局限却会发现:对于孟子而言,《诗》不仅是记录王道政教的载体与教科书;而且也是孟子哲学的根基与源泉——《诗》不仅为孟子的仁政举措提供了思想范本,同时也是其性善思想的直接来源。2、对孟子与《诗》的政教功能的新探讨。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正是孟子首先完成了对《诗》之文本的政教意义的重新赋予,从而使得《诗》三百在脱离了乐舞辅助之后,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政治教化功能。汉人解《诗》无不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来看,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3、对汉代《诗》学重政教、亦重性情的双重阐释路径与孟子关联的新体认。打破了长久以来把孟子《诗》学视为政治之学的定论,指出性情之学和政治之学共同构成孟子《诗》学的两翼。一方面,孟子对《诗》的政教意义的赋予开启了汉代以《诗》为史、以《诗》为谏的政教《诗》学解读方式,成为汉代《诗》的经学化特征的主要表现;另一方面,孟子《诗》学中的性情因素,也为汉代《诗》学阐释所继承,并突出表现为《诗》“发乎情”的观点。4、对孟子与汉代《诗》学源流关系的新观照。打破了以往仅从文本角度分析孟子和汉代四家诗关联的做法,选择从发生学的角度寻找二者之间的深层关联,从地缘关系和共同承传者的角度阐释汉代《诗》学承袭孟子的深层原因。5、对孟子与四家诗的核心《诗》学价值观的新审视。(1)对鲁诗“四始”设置意图与孟子《诗》学关系的溯源。鲁诗“四始”设置的经学意图向来争讼不绝,难有定见。而本文通过分析发现,鲁诗“四始”设置正是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的切实反映。作为鲁诗乃至汉代四家诗的纲领性观点,鲁诗“四始”对孟子的承袭,足以反映出孟子《诗》学在汉代《诗》的经学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2)对孟子与齐诗阴阳五行关系的新界定。指出影响齐诗乃至汉代学术发展的阴阳五行观并非源于邹衍,而是源于思孟学派的“五行说”。这一观点的提出得益于本文的另一新发现:通过考证,汉代列入孟子名下的著作,除目前所知的《孟子》七卷及《孟子外书》四篇以外,还包括了“阴阳家《孟子》”一卷。(3)指出韩诗对孟子《诗》学地位的高度认可。本文发现,韩诗在《诗》学发展脉络中对孔子、孟子的《诗》学地位存在等量齐观的现象,这意味着韩诗对孟子仅次于孔子的《诗》学渊源地位的肯定与认可。这一发现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以荀子为韩诗正传的定见。(4)对《毛诗序》《诗》“发乎情”观点的思想溯源。结合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指出,孟子的性情思想是毛诗《诗》“发乎情”观点的直接导源。6、对孟子《诗》学在汉代影响的多维观照。打破了就《诗》论《诗》的研究模式,从更广泛的角度探讨孟子《诗》学对四家诗的影响,例如指出赵岐《孟子章句》具有开创意义的篇章安排、章指设置正是源于孟子的“以意逆志”观;《史记》的史学观和重要史料的取材也受到了孟子的影响;此外,汉代士人观的形成同样与孟子的诗义赋予关联密切。7、对孟子在汉代《诗》学发展中的地位的重新界定。颠覆了学界以荀子为汉代《诗》学正宗的主流观点。经过深入分析和综合探讨指出,汉代《诗》学承传中存在着“荀皮孟骨”现象:汉诗对荀子的承袭多是行之于表面的,而对孟子的承袭却融入到了整个汉代《诗》学的价值体系当中,孟子才是汉代《诗经》学的主要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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