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粮农增收显着(论文文献综述)
罗慧[1](2021)在《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文中指出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是国家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更是加快国家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当前,我国粮食安全目标已从单一的数量安全向多元目标转变,这就要求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方式和路径必须做出战略性调整,才能有效地应对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什么样的粮食生产技术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更符合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需要?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历史演进有一个科学的把握,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究竟呈现怎样的演进特征和内在机制,以往的研究忽略了哪些问题。新时代背景下,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又会呈现哪些规律。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和要素错配理论,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进行探析,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在构建“历史情境—制度框架—激励机制—技术选择”情境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经历了跨越式技术进步(1978-1985年和2012年以后)和递进式技术进步(1985-2011年)两种变化节奏。跨越式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制度激励所引发的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递进式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单一要素技术进步的推动。从要素组合的演进变化来看,对我国粮食生产起到明显推动作用的单一技术进步先后是育种技术、肥料相关技术和机械技术。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呈现“制度激励→技术创新→要素配置优化→形成新要素组合”的逻辑。演进的内在机制主要有: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分析主线是技术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波动强度取决于宏微观目标匹配度。第二,在放松要素配置最优的假设条件下,采用超越对数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得到,在考虑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的情况下,2000-2018年我国粮食作物的广义技术进步率平均为1.7%。6种粮食作物的测算结果分别是:中籼稻(2.72%)、小麦(2.45%)、粳稻(1.73%)、早籼稻(1.27%)、晚籼稻(1.07%)和玉米(0.97%)。进入新时代以来,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波动趋于平缓,狭义技术进步仍是推动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动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个地区粮食作物的生产技术进步呈现弱偏向性,主要偏向使用机械技术、(使用或节约)育种技术。从要素错配指数的测算结果来看,粮食生产中大部分要素配置处于过度投入状态。第三,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在不考虑要素配置效率的情况下,集体组织统一经营的农地配置模式的广义技术进步率高于家庭承包分散经营模式,且前者的农地配置效率高于后者,但是家庭分散经营模式的技术效率表现更优。基于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农业补贴政策的精准化,挖掘生产技术潜能;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保障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减少灾害对技术进步的冲击;激发农业金融市场的活力,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充分发挥集体组织的统筹优势,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王倩[2](2019)在《粮食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影响研究 ——以河南、山东为例》文中指出近年,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我国农村土地问题,旨在通过土地流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粮食生产作为农村土地最主要的用途,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机理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近年农地流转的宏观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如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的推进等,对提高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种粮积极性产生了重要影响;2015年我国粮食价格下降明显,并呈持续下跌之势,也改变了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及影响。本研究基于河南省和山东省8县(县级市)621户农户实地调研面板数据(2013年和2017年两期数据),对农地流转的行为及影响进行分析,并通过比较不同年份间的差异,得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影响随宏观环境的变迁而产生的变化,为全面推动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剖析主要从议价行为及决策行为展开,一方面利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测算农地流转市场中农户的议价能力,分析不同类型农户获得剩余的变化;另一方面,利用面板随机效应Logit模型及随机效应Tobit模型得出农地流转决策及流转面积的影响因素,并对比不同类型转入户流转土地面积及流转种粮土地面积的变化。就农地流转的影响,首先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过程中单位面积化肥投入、劳动投入、产量、收益的影响,得出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变化;其次,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随时间的变化。最后,为完善农地流转政策及粮食价格调控政策提出政策建议,以期推动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结论主要包含以下5个方面:(1)农地流转市场中转入户议价能力处于劣势地位,粮食价格下降使转入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农户的议价能力增强。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结果显示,议价能力对实际成交价格的综合影响为87.33%。平均而言,转出户凭借其议价能力可使土地租金提高304元/亩,转入户凭借议价能力仅可使土地租金下降151元/亩,议价差异使得实际交易价格比基准价格高出153元/亩,转入户在议价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随着我国多元经营主体的快速发展,土地需求量增加,在有限供给下转入户的议价劣势地位恶化,实际成交价格高于基准价格的幅度增加。粮食价格下降使转入种粮户的获得剩余显着增加,净剩余减少,双方悬殊的议价地位得到一定改善,且市场化转入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农户净剩余的减少幅度高于非市场化转入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农户。(2)农地流转有助推动粮食规模化生产。实证结果表明,粮食价格、户主年龄、农业劳动力数量、非农劳动力数量、是否加入合作社、承包地块数等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有显着影响。不同类型农户农地流转面积变化的结果显示,市场化转入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农户的净转入面积的增加值显着高于其他类型农户,但净转入种粮土地面积无显着变化;非市场化转入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农户的流转土地面积没有发生显着变化,净转入种粮土地面积显着较少。随着中央政府对农地流转的大力支持,农地流转市场逐步完善,小规模、非正规转入种粮户逐渐退出农地流转市场,市场化转入种粮户通过转入更多的土地实现了规模经营,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粮食生产现代化进程。(3)农地流转有利于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但粮食价格下降削弱了农地流转的增产作用。流转土地被用于种植粮食作物时,市场化转入土地种植粮食作物有利于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对单位面积化肥投入及产量有显着正向影响;非市场化条件转入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对单位面积化肥投入、产量及收益的影响并不显着,仅对劳动投入有显着负向影响。粮食价格显着下降后,农户单位面积种粮收益降低,种粮积极性受挫,农地流转的增产作用发生改变。市场化转入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农户为保障其收益能力,显着降低单位面积化肥投入,即农地流转对单位面积化肥投入的正向影响减少,增产效果降低;对于非市场化转入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农户,粮食生产在家庭经营中重要性程度较低,宏观环境未对其造成显着影响,农地流转对化肥投入及土地产量的影响仍不显着。(4)农地流转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且市场化转入种粮的增收作用高于非市场化转入种粮。回归结果显示,转入土地和转出土地均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其中转入土地使农户农业收入显着增加,转出土地使农户非农收入显着增加。对转入户而言,转入土地种植非粮作物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其次是市场化转入土地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最后是非市场化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5)农地流转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近年,我国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持续上涨,粮食价格显着下降,农地流转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首先,粮食价格下降了直接降低农户种粮收益,粮食生产积极性降低,土地“非粮化”倾向提高。其次,粮食价格大幅下降后,农户为保障自身收益,农地流转的增产作用降低。流转土地“非粮化”中种粮土地面积降低及单位面积土地产量减少的共同作用下,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威胁。为使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本研究提出3点政策建议,即建立农地流转价格知道机制,缩小双方的议价差距;多措并举推动农地流转率,如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加强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完善粮食价格价格形成机制,避免粮食价格剧烈波动。
周洲[3](2018)在《我国粮食增产粮农不增收的原因:基于粮食价格和生产成本关系的检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粮农种粮收益增长缓慢,增产不增收问题日益突出。从粮食价格和生产成本关系角度出发,综合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分品种对粮食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因果关联、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揭示粮食增产不增收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粮食价格上涨之后往往伴随着生产成本的提升,我国粮食市场价格对生产成本变动的反应还不敏感,往往不能随着生产成本的变动合理浮动,缺乏灵活性。粮食价格上涨后的粮食生产成本的提升侵蚀了价格和产量提高带给粮农的种植收益,导致粮食增产农民不增收。
赵和楠[4](2018)在《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纵观人类发展史,历次重大饥荒事件均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和经济社会的严重衰退,其教训异常惨烈。也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均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将保障粮食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就中国而言,中国人口众多,耕地等自然资源相对有限,资源“红线”问题不容忽视,同时,受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经营方式不科学等因素的影响,生态“红灯”问题日益凸显,加之供给侧粮食结构性矛盾等因素的制约,粮食数量及质量安全中长期仍面临着严峻挑战,这就决定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讲,粮食安全的公共品属性、外部性属性及粮食生产的弱质性、基础性决定了政府对其扶持的必要性。作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成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天然构成。本世纪初,中国政府通过实施系列财政支持政策以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经过十余年的政策实践,既有政策暴露出诸多问题,尤其是对贸易和生产有扭曲作用的“黄箱”政策规模已临近WTO规定的8.5%的微量允许“黄线”。此外,伴随财政支粮资金规模的不断增长,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正逐渐放缓,2011—2016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由25%持续降至4.8%,为近25年来的最低值。因此,面对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及财政支粮的实际困境,未来如何优化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并最终保障国家粮食数量、质量安全,则成为本文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本文在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进行了系统描述,进而回顾总结了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对现行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进行了定性评价,随后采用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分析方法对保障粮食安全的典型财政政策效果予以检验。结合定性及定量研究结论,比较借鉴国外保障粮食安全的财政政策,最后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除导论所做各项研究准备外,全文基本内容如下:一、深入阐述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文章介绍了粮食、粮食安全及其财政保障政策的概念与衡量,并界定了具体研究范畴,即“粮食”限于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这符合国际通行标准及中国新粮食安全观,“粮食安全”则主要涉及粮食生产环节的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问题,这是基于生产环节源头性、基础性及关键性的考量。在此基础上,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粮食产业的弱质性、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及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正外部性为财政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应的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则通过各具体政策的特定传导路径作用于粮食安全。二、系统描述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从总体上看,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且未来粮食安全形势仍就异常严峻。具体讲,在粮食数量安全方面,一是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表现在资源承载能力减弱、自然生态环境失衡、比较利益低等;二是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三是口粮需求、饲料用粮需求、工业用粮需求及种子用粮需求引致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在粮食质量安全方面,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及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共同挑战中国粮食质量安全。三、回顾总结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并定性评价现行财政保障政策的整体成效及主要问题。建国至今,中国财政支粮政策共经历四个发展阶段,这与各时期城乡发展战略、财政体制等密切相关。价格支持政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和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构成当前中国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框架,并促进了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持续增长,提升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宏观调控能力。然而,经过多角度、多地域的深入访谈及问卷调查,发现现行财政保障政策仍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机制,加深粮食结构性矛盾,加重财政负担;二是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表现在补贴目录缺乏绿色生产农用机具、部分机具难以适应地区粮食生产实际、补贴方案公布迟缓降低政策效应、“全价购补”增加购机主体支出压力等;三是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其中,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设计仍以粮食种植面积为补贴依据,忽略了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而适度规模经营补贴则采取现金直补方式,易造成补贴资金“漏损”,不利于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四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区域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五是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六是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表现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管护缺位、粮食绿色补贴不足、粮食科技研发推广应用滞后等问题;七是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补贴资金供给机制有待调整。四、实证检验财政政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效果。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等研究方法对价格支持、挂钩直补及一般服务支持政策中的部分典型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一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政策实施区粮食市场价格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存在托市效应;二是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从构成上看,农机购置补贴对机耕水平的影响大于机播水平,对机收水平则影响不显着;三是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产量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对粮食平均生产成本具有显着负向影响,验证了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四是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威胁指数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即财政土地治理投入有助于改善粮食质量。五、比较借鉴美日印三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对美国、日本、印度财政支粮政策演进及现行政策进行梳理、比较后得到如下启示:一是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二是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三是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四是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五是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六、提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根据前文定性及定量研究结果,结合国际有益经验,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但长期应逐步推进其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以减少对市场的扭曲,同时,还需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二是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包括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以及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三是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应加强财政对农业气象、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的扶持力度,通过测土配方施肥补贴、财政直接投资等形式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四是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通过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多举措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并逐步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以释放财政保障政策效应,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将粮食质量安全纳入研究范畴,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及财政保障政策全貌进行系统描述、评析,克服以往仅从粮食供求视角或单一财政支粮政策视角进行的局部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检验不同类型财政支粮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数量安全层面,实证检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财政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在质量安全层面,构建粮食质量安全的逆向衡量指标并对样本省份粮食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测算,继而实证检验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由此,以弥补既有成果中实证性成果相对不足的“短板”;三是在学科交叉上,文章实现农业基础学科、农业经济学与财政学的学科交叉,尤其在粮食质量安全层面,以农业科学相关原理服务于粮食质量安全指标的构建与财政保障政策效果的检验。本文的不足在于受数据可获性、新旧政策交替等因素的影响,实证章节仅选择三类财政保障政策中的四项具体政策进行代表性研究,且部分实证过程样本量略显偏少。未来将尝试采用问卷调研所得微观数据并结合新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未涉及的其他具体财政支粮政策效果展开深入研究。
周洲,石奇[5](2018)在《我国粮食生产收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稻谷、小麦和玉米数据的分阶段回归》文中认为本研究基于我国1990—2014年稻谷、小麦和玉米数据,分阶段对粮食生产收益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各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发现:粮食价格的提高和单产的增加是促进粮食生产收益的关键因素,而粮食生产成本的上涨是粮农增收的阻碍因素;粮价提高和单产增加之后往往也伴随着生产成本的提升;我国当前粮食市场价格对粮食生产成本变化的反应不敏感;2004年以来,粮食价格和单产对粮食生产收益变动的正向效应相对增强,生产成本对粮食生产收益的负向影响相对减弱。
陈治国[6](2017)在《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效应、风险与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农村金融改革,步入新世纪更是前所未有地重视农村金融发展,自2004年以来,已经连续十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高度聚焦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并按照“供给侧结构改革”思路正不断加快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多措并举下农村金融服务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农村正规金融在管理模式、治理结构、服务功能等多方面得到了显着改善,新型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构建亦基本成型,精准扶贫金融模式也已进入探索推广阶段,不断完备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户资金缺口难题。然而,农村金融发展仍然与现实需求存在较大差距,自上而下的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粘性与萃取型的二元城乡金融结构导致农村正规金融排斥程度较高,农村正规金融在贫困农村地区呈现出显着的“盆景金融”形式,农村资金逆向流动现象严重,导致农户只能寻求农村民间借贷等民间金融途径来匹配自身资金需求,且农村民间借贷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补充,凭借其内生优势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且比重较高,但农村民间借贷按照传统进路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多梗阻,发挥的支农效应难以达其潜在边界,存在的借贷风险具有较大隐患,且随着借贷规模和借贷范围的不断扩大,催生的借贷风险会更具危害性,不利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及地区社会稳定。因此,研究农村民间借贷的运行类型、运行机理、供需影响因素、福利效应、风险与治理以及正规化选择路径等问题,是当前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以新疆地区为例,基于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对新疆农村民间借贷的效应、风险及其治理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概述新疆农村民间金融演化进程,以及指出新疆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农村民间合会、农村合作基金会、典当行、私人钱庄、农村互联性信贷及民间借贷等主要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揭示出农村民间借贷作为占据农村民间金融比重最高的金融信贷渠道发挥着重要的支农作用。并把农村民间借贷划分为友情农村民间借贷、中等利率农村民间借贷和高利率农村民间借贷三种类型并指出各自存在的特点,同时指出新疆民间借贷运行主要依靠声誉约束、关联性交易合约约束、社会资本约束及互惠惯例生成的合作约束等约束机制来维持。接着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与农村正规金融不同关系下的农村民间借贷所具有的农户福利水平,指出扩大农村民间借贷边界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选择路径,认为农户直接从民间借贷这种民间金融渠道取得信贷资金对其更为有益。且研究发现新疆农村民间借贷运行过程中存在资金流向非农领域、资金配置效率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借贷合约失范与法律保障不完备、借贷资金被导入非法领域、非法集资以及高利贷比重逐步上升等主要问题。(2)分别通过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研究农村民间借贷需求和供给影响因素,得出影响新疆农村民间借贷需求的外部因素主要有金融制度安排、借款农户所处地理位置、社会关系网络链条、农作物市场价格以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内生因素主要有借贷关系成立所需的交易费用、偿贷条件、抵押贷款条件、借款农户收入情况以及农户家中重大活动;影响农村民间借贷供给的外部因素主要正规金融机构储蓄率及投资收益率、农业投资项目、城乡资金收益率差异、其他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吸纳能力及新型农村正规金融组织的挤出效应,内生因素主要有农村民间借贷利率、借款农户的偿贷能力以及农村民间借贷双方的信息对称程度。并进一步通过把农村民间借贷和农村正规金融整合到构建的四元Probit联立方程模型中,从量化角度对新疆农村民间借贷供需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准确的识别,并通过稳健性检验表明估计结果稳健可靠,同时发现农村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存在显着的互补关系。(3)通过从正负两方面指出民间借贷影响效应后,再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农户面临信贷约束,且理论分析信贷约束对农户生产经营利润产生抑制作用的基础上,构建福利效应理论测定模型研究得出农村民间借贷在完全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上有着正的净福利效应,且该效应的大小主要由农村金融市场利率、农村金融信贷资金供需利率弹性、借贷市场交易量以及农村金融信贷资金供给函数偏移量等因素决定,并在探究出农户信贷决策行为后,基于微观调研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农村民间贷款方放贷行为的平均处理效应模型、处理组以及对照组的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估计了农村民间借贷资金供给主体的放贷行为对新疆农户家庭纯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效应,并通过pstest平衡性属性检验法和Rosenbaum边界估计法验证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估计结果表明所有样本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均不同程度受到了农村民间贷款方放贷行为的影响。(4)通过从非系统性违约风险与系统性违约风险两方面深入阐述了民间借贷违约风险的生成机理的基础上,接着构建博弈模型得出民间借贷的高利率是民间借贷违约风险的较高主因,且在不考虑利率水平条件下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越大的民间借贷规模对应着越高的民间借贷违约风险。接着分别通过遗传算法—支持向量机模型和Binning算法与基于不同损失支持向量机混合模型对农村民间借贷违约风险进行了识别与评估,模型估计结果对农户民间借贷违约风险层次进行了区分,有利于对不同农户群体的信贷风险进行甄别。并进一步构建半参数排序选择模型对农村民间借贷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识别,从而可根据各影响因素对借贷违约风险的影响效果为规避和治理民间借贷违约风险提供了有效参考与启示。同时根据调研情况及实证分析结果探究出新疆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的风险源主要有民间借贷用途风险、民间借贷主体风险、民间借贷交易合约风险以及借贷期限、借贷规模与借贷利率风险。(5)根据以上分析结论及民间借贷运行特征,提出治理民间借贷外部风险、内部风险以及群体性风险的治理策略,其中通过设计借贷合约甄别机制、建立民间借贷监管机构与借贷数据库、给予正常民间借贷合法地位等外部风险规避机制,以及设置的外部风险借助机制及配套设计的民间借贷保险机制等措施治理外部风险;通过设计农村民间借贷履约机制、优化农村民间借贷形式以及设置农村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策略等三条治理途径做到对农村民间借贷内部风险的治理;通过凭借村庄内部自觉性引致的渐进性动力设计村庄自组织借贷风险治理机制,并配合政府响应性驱动力才能有效治理农村民间借贷群体性风险。同时针对治理制度的衰减和削弱,提出引入新的治理制度要素来强化所设计的治理制度,让制度同时兼具自我实施与自我强化两种特性。(6)在风险治理的基础上,提出农村民间借贷正规化选择的六条有效路径,该六条路径分别为:一是给农村民间借贷提供与正规金融组织相似的运行环境,让其如正规金融组织般正式运行;二是诱致农村民间借贷资金流向正规金融组织,通过正规金融的治理方式实现借贷资金管理正规化;三是构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组织寄生联动关系,让民间借贷利率、借贷期限等跟随正规金融变动步伐;四是将农村民间借贷有效嫁接到农村民间互助组织链条中,不仅可让农村民间借贷关系过渡到内生性的民间互助组织网络关系中,而且可通过半政府性质的民间互助组织来逐步替代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五是给予农户更多产权,让农户能够以产权抵押从正规金融取得贷款,进而让正规金融从民间借贷手中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那块借贷份额;六是增加民间借贷资本的放开力度,给予其正规金融资本同等的投资权利,不仅需要鼓励民间借贷资本以设立准正规金融组织的方式实现民间借贷的正规化,也需允许民间借贷资本以控股正规金融组织的方式实现民间借贷的正规化。(7)结合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了充分发挥农村民间借贷在新疆“三农”经济发展中的驱动作用,提出优化发展农村民间借贷、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政策启示,实现本文研究目的。
吴珍彩[7](2016)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75%以上,粮食主产区提供了全国80%以上的商品粮,粮食调出量占全国的90%以上,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区域。与此同时,粮食主产区社会经济发展却不容乐观:经济增长乏力,财政收支困难;粮食生产比较收益率低、产业竞争力弱;粮农种粮收入增长缓慢,激励农民安心种粮的动力严重不足。粮食主产区成了关键的问题区域。深入分析问题的原因,利益失衡是根源,粮食主产区在粮食生产中存在利益损失。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高效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协调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国家粮食安全三者之间关系。本研究目的和内容正基于此。本论文在整理和分析国内外粮食主产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外部性理论、机会成本理论、分工协作理论等为指导,系统研究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贡献和机会成本损失,深入探讨当前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中存在问题和粮食生产中利益相关主体的矛盾与冲突,客观揭示了需要建立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协调平衡粮食生产相关主体利益关系,确保商品粮生产安全。首先,通过对我国典型粮食主产区之一—河南省利益补偿机制实施效果分析,找到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次,利用博弈理论分析了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中相关利益者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明确了粮食主产区在粮食生产中存在利益失衡,也为补偿主、客体的确定提供了依据。再次,从普通种粮农户微观层面入手,对利益补偿需求进行调查研究,使得后期构建完善的利益补偿机制有了微观层面数据支撑。第四,在前面几部分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再加上对粮食生产外部性、粮食主产区重要贡献及机会成本损失的重新认识,构建了两个层次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并对各层补偿标准测算进行应用研究。最后,针对补偿机制运行中的风险提出风险防范措施及政策建议。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粮食生产具有多种价值,主产区存在外部性和机会成本损失。粮食作物在生长过程中会产生碳源,对维持自然平衡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粮食生产保障国家商品粮供应,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是非市场价值,且具有外部性。粮食生产所用要素有多种用途,耕地对承包耕地的农户来讲,可以改变耕地用途,生产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对于粮食主产区来讲,可以把耕地收为国有,变为收益更高的工业、商业用地,主产区政府和农户都存在机会成本损失;农民外出务工机会的增多,且较高的务工收入,使得农村劳动力要素也存在机会成本损失。以上构成了粮食主产区价值补偿的理论基础。(2)当前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效果不强且逐渐减弱。以种粮大省--河南省为例,分别就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综合情况和补偿效应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1)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综合评价一般,机制运行效果不理想,五个指标中,除“补偿监督”是“良好”外,其它几个指标都是“一般”,而“补偿标准”相对最差,其评价结果为“较差”;(2)河南省粮食主产区补偿效应得分整体上稳步增长,年均增长率7.5%,说明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不断提高,但提高速度不断下降,补偿效应不断弱化。(3)粮食生产中利益相关者存在利益冲突。粮食生产中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粮食主销区地方政府、农业企业、粮农和粮食消费者。他们之间的多重利益博弈结果表明,当前的制度安排很难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各主体间出现了利益失衡。(4)利用河南省种粮大县566份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农户对利益补偿机制需求,并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利益补偿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粮食收益与其它收益对比、对补偿政策的了解、补贴政策效果、对补偿依据、方式、标准的评价和对政府信贷政策评价的影响显着。农户是粮食生产的实施者,对利益补偿效应的评价会影响其种粮意愿,进而影响粮食安全,因此,构建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必须关注农户的利益诉求,选择合理的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对农户在粮食生产的种种贡献和机会成本给予有效弥补,从而激发他们在粮食生产量和质方面的潜能。(5)以基金为核心构建两个层次的利益补偿机制。第一层次是基于粮食生产外部性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主要解决粮食生产中粮食安全效益外部性内部化问题;第二层次是基于粮食生产机会成本损失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主要解决粮食生产用地多种用途的机会成本损失内部化问题。在两个层次的利益补偿机制中,多元化的补偿主、客体确定充分体现了“谁受益,谁补偿”和“谁受损、谁受偿”的原则;多角度的补偿标准测算充分反映了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主体粮食生产价值和在粮食生产中机会成本;多样化的补偿方式很大程度上能满足粮食主产区不断变化的需求;以基金为核心构建自上而下的四级管理委员会使得补偿机制能够低成本有效运行;监督机制和政策建议的有效落实将会为补偿机制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袁祥州[8](2016)在《中国粮农风险管理与收入保险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关系中国近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保证农民利益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国自2004年以来实施以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为主的托市政策,通过政府干预来“稳定”粮食市场价格,累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亟待调整。政策调整很可能使中国的粮农不仅面临自然灾害造成的产量损失风险,还要面临剧烈且频繁的价格波动风险。为避免粮价支持政策调整损害农民现有利益,中国自2014年提出在市场形成价格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作为目标价格制度的一种实现形式,粮农收入保险是替代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管理农民种粮风险和切实保证农民利益的有效政策工具吗?本文对此展开研究,主要内容如下。一、全面分析中国种粮风险特性,并系统梳理现行种粮风险管理工具的问题与不足。1.全面分析中国种粮风险的特性。(1)定性分析种粮收入风险的性质、特征及趋势。将种粮收入风险分解为产量风险、价格风险和产量-价格交叉风险三部分,从风险的系统性、风险信息的可获性、风险信息的非对称性以及对冲风险的存在性等四个方面分析其特征,并基于极端气象灾害事件、粮食市场的自由化和开放程度、生产经营主体规模以及粮食市场的金融化与能源化四个因素,研判中国种粮风险扩大趋势;(2)分别从品种和空间视角定量分析中国种粮风险。基于全国层面的生产数据测算,粮食收入风险最高,价格风险其次,产量风险最低。分品种看,无论是从收入风险的损失大小还是发生频率看,稻谷的收入风险最高,其次是玉米的收入风险,小麦的收入风险最小。空间聚合会破坏产量风险和价格风险,而空间分解会增加产量风险和价格风险。空间聚合对产量风险的破坏程度大于价格风险。粮食收入风险并不是单产风险和价格风险的简单加总,分析结果显示收入风险小于产量风险与价格风险之和,我国粮食价格与产量之间存在“自然对冲”,具备内生稳定特性。2.现行粮食收入风险管理政策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难以全面有效管理农户种粮风险。产量风险管理政策工具的保障水平太低。中国管理种粮产量风险的政策工具主要是财政灾害救助和农业保险,只能保障粮农有限的产量风险损失。与财政灾害救助运用行政手段进行事后应急风险管理相比,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风险管理工具,更加公平、透明和有效,不仅能解决农民个体恢复再生产所急需的资金,而且多方筹集资金减轻财政负担,也符合世贸组织的绿箱政策,将在我国自然风险管理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价格风险管理政策工具成本高且可获性差。期货市场是管理粮食价格风险的最佳工具,但中国粮食期货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且无法为我国广大小规模农户所直接使用。分析发现,粮食价格支持政策虽能显着降低农户种粮收入风险,但容易造成日益严重的粮食高库存、进口激增等问题,政策弊病越来越明显,亟待进行调整。目标价格补贴和目标价格保险是两种名义上的收入风险管理政策工具,实质侧重管理价格风险。与目标价格补贴相比,目标价格保险更符合国际规则,可以放大保障效果,同时又减少财政冲击因此,利用产量与价格之间自然对冲而具备的内生稳定特性,本文提出全面覆盖产量风险和价格风险的粮农收入保险概念,融合现行农业保险和期货市场两大市场化风险管理工具的优势,能更好地保证我国农民种粮收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二、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引入粮农收入保险的可行性及方案设1.总结国外农业收入保险发展的经验借鉴。以世界上唯一大规模实施和成功推行农业收入保险的国家——美国为例,分析其在农业收入保险方案设计和补贴制度构建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农业收入保险已经是wto框架下世界农业支持政策新趋向。基于国情农情,设计相应的收入保险方案。为促进农业收入保险经济可行,应构建双向财政补贴机制和完善的配套机制。2.中国引入粮农收入保险的可行性及方案设计。首先,理论分析农业收入保险的可保性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可保转化;其次,从农业收入保险取得成功的三个关键要素看,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引入粮农收入保险的一定基础;最后,指出区域收入保险方案适合现阶段我国国情粮情,并阐述方案设计要点。通过构建农业收入保险定价模型,厘定中国粮农收入保险费率。三、构建中国粮农收入保险补贴制度的合理化建议首先,明确中国发展粮农收入保险的目标定位。粮农收入保险是现阶段我国粮食目标价格改革的重要政策工具,并在今后粮食风险管理框架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角色,应积极探索“粮农收入保险”综合性风险管理模式;其次,中国发展粮农收入保险的基本原则是新型政府与市场合作关系、渐进式推行、适度竞争和鼓励创新。发展重点是在小麦和水稻主产区推广试点区域收入保险,适当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后,为保障粮农收入保险实施,一方面,政府要构建科学的粮农收入保险补贴制度,保障其经济可行。从开展粮农收入保险的费用构成出发,实现对保险全过程保障;另一方面,政府要完善粮农收入保险配套设施,降低其运行成本。论文可能的创新点:(1)运用OECD农业风险综合管理分析法,构建基于产量和价格分类的中国种粮风险综合管理框架体系;(2)在阐述农业收入保险理论的基础上,较早系统研究中国引入粮农收入保险的可行性和方案设计;(3)运用ARIMA模型拟合粮食单产和价格的分布,并以Copula函数为基础构建农业收入保险定价模型。
杜玲玲[9](2016)在《粮农满意度视角下的粮食订单收购服务体系研究 ——以浙江省桐乡市为例》文中认为粮食订单,本质是一种契约,是近几年来实行的一种新型粮食购销合同。粮食种植前,具有收购资格的企业和经营者用签订合同的方式向粮食生产者下单,确定收购粮食的品种与价格、数量与履约的时限等。本文基于粮农满意度视角,以浙江省某县级市桐乡市为例,着重分析现行粮食订单收购服务体系的实施情况及存在问题,进一步丰富和补充我国订单粮食收购服务体系的理论成果和研究内容,也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和开展工作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对提升粮农对政府的满意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文章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章的绪论,阐述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主要涉及公共政策执行理论、顾客满意度理论、粮食订单的内涵等。第三部分为我国现行粮食订单收购服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当前在粮食订单数量逐年增长、粮食订单工作更加科学、粮食订单服务日渐完善的情况下依旧存在农民种植意愿下降、部分粮农存在多方签订单、当前订单数量相对偏少等问题。第四部分为调查问卷的总结分析,介绍了数据来源、样本结构及研究发现。第五部分为完善粮食订单收购服务的对策与建议。与此同时,本文采用了文献分析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来进行研究。
田红宇[10](2016)在《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研究》文中认为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为世界三大经济安全,粮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如何保障粮食安全永远是执政者农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农业政策、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偏好及其取得的政策绩效受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水平、财政体制等外生环境和制度供给的影响和制约。财政分权体制被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供给,但财政分权体制对于农业经济、粮食生产的作用和绩效学术界却较少涉足,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且部分关于财政分权与政府支农行为、政府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偏差。当前我国粮食生产迎来了“十二连增”的大好形势,但伴随的是粮食生产资源环境约束日渐趋紧、供需结构矛盾凸显、粮食生产综合效率低下,如何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支粮、抓粮意愿,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效率,是今后一段时期财政体制改革、粮食综合改革的题中之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粮食生产由于其天然的弱势产业特性,决定了政府支农政策和财政支持是其必不可少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来源。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行为选择是内生于财政体制的政策安排,本研究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把财政体制分权化变迁、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行为和粮食生产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内,将财政体制变迁、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引入到粮食生产、农民种粮收入和粮食生产效率研究视域中,揭示财政体制向分权化实践背景下,激励机制、制度供给等发生变化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意愿和绩效变化的影响传导到粮食生产层面的作用机理,在粮食生产新形势下探寻我国粮食生产稳定产能、提升效率、增加收益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政府支农政策安排。研究的主要结论总结如下:(1)财政分权体制通过激励机制等约束地方政府财政安排和支农行为选择,进而作用于粮食生产。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地方政府效用函数中,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条件是:地方政府在不同部门的财政支出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趋同。由于粮食和其他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巨大差异现实,地方政府财政城市偏向不可避免;粮食生产函数中,政府财政支农投入是重要的资本来源因素,粮食生产不仅仅取决于财政支农支出水平更受到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所以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财政分权体制通过激励机制等约束地方政府财政安排和支农行为能作用于粮食生产水平和效率。(2)“渐进式”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变迁、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之间存在显着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偏离纠正机制。基于VAR和VEC模型研究发现:长期内财政分权、财政支农对粮食产量分别表现为正向冲击、负向冲击;短期内二者对粮食产量的作用相反,且不同滞后期作用大小和作用持续时间具有明显差别,来自经济系统的冲击使粮食产量偏离长期均衡时,粮食产量具有自身反向修正机制,误差修正项会以0.0076的力度把粮食产量重新拉回均衡水平。而且,财政分权体制确立前后财政分权指标、财政支农政策和粮食产量的动态均衡关系具有显着差异。(3)财政支出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具有显着影响,而且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实证分析发现:全样本期内财政支出分权对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对粮食单产水平作用不显着,地方财政自主性仅对粮食单产提升具有显着正向作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数量、地方政府财政结构中支农比重对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单产水平作用不显着甚至为负。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样本中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差异明显。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SDM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各省市粮食生产具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影响粮食生产的财政分权、支农政策因素也表现出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4)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民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构成了分权、支农行为对粮食生产的微观主体作用机制。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结果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对农民总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多具有显着的正向增收效应;人均财政支农支出数量对农民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但对农民种粮收入作用不显着甚至为负,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力度作用多不显着。且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内相互关系表现出明显差异。进一步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中,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和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性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具有显着的“缩差”作用,但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支农水平和比重对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微弱。(5)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差异显着。基于DEA—Malmquist模型分析发现:1978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率、纯技术效率均没有达到DEA有效,具有效率退化趋势;各粮食产区粮食生产效率差异明显;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粮食生产效率逐渐下降、波动更加剧烈;粮食生产效率动态演化类似于“先提高、后稳定、再快速下降、最后逐步快速恢复”路径。基于面板Tobit随机效应模型的粮食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分析发现:财政支出分权、财政自主性两个财政体制因素对粮食生产效率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效应,但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和政策作用不明显;且财政体制、政策因素对粮食生产效率及其分解指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总体来说,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的一个核心结论就是:财政分权体制对于粮食生产产量稳定、单产提升、种粮收入增加和综合效率改进是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制度安排;但是在这一制度安排下,为地方政府设置了偏向城市的财政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支农意愿、政策安排和支农效率普遍偏低,以至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种粮收入和粮食效率作用不显着甚至相反,未能真正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绩效。鉴于此,本文主要政策建议简述如下:(1)巩固并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充分发挥“分层治理”的制度优势。在粮食生产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资源条件日益退化背景下,稳定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财政分权体制是较合适的财政体制供给,在巩固该体制基础上进行逐步完善:一是尝试各级政府间财政收支权力与责任划分的法律建设,加强财政体制稳定性;二是明确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划分,确定政府事权边界;三是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设,转移支付要逐渐向农业、科技等部门倾斜,尤其是要发挥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持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2)重构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提升其支农意愿和效率。一是转变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约束机制为“自下而上”的约束,更好反映区域农民的偏好和福利需求。尝试以农作物种植品种、粮食连片区域为单位建立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自治组织,比如农民协会、水稻种植协会等,或者以专业性农民合作组织为基础,代表组织内的农民,表达财政需求及偏好,提高信息表达的质量和效率。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要对其负责,农民组织或合作社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农行为、绩效等具有考核权力。二是重构地方政府行为扭曲的激励机制。最主要的是对地方政府晋升激励的改善和重构,不能单纯的以GDP指标来评论地方政府政绩并依此决定官员升迁,加入农业发展的指标和权重,构建“绿色”GDP指标,而且考核机制要具有差异性和灵活性。(3)匹配支粮事权与财权及区域间财政资源,形成支粮财政稳定增长长效机制。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关键是地方政府财权逐渐萎缩不能满足日益增加的支出责任需求,所以一方面中央政府应该逐渐把财政收入权下放;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把福利性明显的教育、医疗、农业和粮食支持等支出责任上收;规范、硬化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加强各级人大、审计部门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审计和监督,逐步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准确性。通过省市间粮食供给需求以及实际粮食购销为基础,构建粮食生产上的利益补偿机制,可以通过利益在横向政府间转移支付,补偿粮食主产区省市支持粮食种植、出售商品粮方面的财政收入损失。(4)优化支农模式与结构、创新支农着力点,提升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财政支农模式转变和财政支农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创新财政支农着力点,把财政支农支出重心逐渐转向到职业种粮农民和专业化生产大户培训、粮食公共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粮食生产保险体系和风险预警防止体系建设上来。把财政支农重点锁定在“软件”侧面的建设、逐步减少事业费等效率低部门和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等“硬件”支出力度,可以逐步优化支农支出结构、转变支农模式,通过新的财政支农着力点的培育快速提升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除此之外,引导金融及社会资本进入,多元化粮食生产融资来源;加快粮食及投入市场化建设、创新粮食补贴模式,发挥支粮“合力”效应等也是应该政府应该重点考虑的。总之,粮食生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应该从更宽广的范围内进行综合改革和调整。
二、上海粮农增收显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粮农增收显着(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一般分析框架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粮食生产技术与技术进步 |
2.1.2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 |
2.1.3 粮食生产要素及其最优配置 |
2.1.4 粮食安全涵义的演变 |
2.2 文献综述 |
2.2.1 技术进步及其路径选择理论溯源 |
2.2.2 农业技术进步路径研究的文献综述 |
2.3 一般分析框架 |
第三章 农业技术进步与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 |
3.1 农业技术进步对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
3.1.1 促进粮食总产量跨越式发展以及单产大幅度提高 |
3.1.2 促进粮食优质化以及粮食生产区域的新格局 |
3.1.3 为粮食生产提供物质技术支撑 |
3.1.4 促进种粮技术的提高和生产管理方式的改进 |
3.1.5 促进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
3.2 支撑我国粮食发展的主要农业技术进步 |
3.2.1 育种技术的进步 |
3.2.2 栽培技术与耕作制度的改进 |
3.2.3 地力改善技术的进步 |
3.2.4 病虫草鼠害综合防治技术的进步 |
3.2.5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
3.2.6 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优化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变迁之路 |
4.1 数据说明及其特征表现 |
4.1.1 数据处理及说明 |
4.1.2 数据变化特征 |
4.2 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分析 |
4.2.1 情境分析框架构建 |
4.2.2 粮食生产技术的外部情境演变 |
4.2.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情境分析 |
4.2.4 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的变更历程 |
4.3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的演进特征 |
4.4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演进的内在机制 |
4.4.1 技术进步路径的动力主线是激发要素活力 |
4.4.2 技术进步路径的波动强度取决于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的匹配度 |
4.4.3 技术进步路径的分析主线取决于技术成本与技术收益的对比 |
4.5 我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存在的问题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世纪以来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演进规律 |
5.1 本章相关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5.1.1 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 |
5.1.2 要素错配概念及理论回顾 |
5.1.3 本章研究框架 |
5.2 研究设计 |
5.2.1 要素错配对技术进步率影响的研究机理 |
5.2.2 基本模型设定 |
5.2.3 广义技术进步率(TFP增长率)的分解 |
5.2.4 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定方法 |
5.2.5 要素错配指数测定方法 |
5.3 数据处理和假设检验 |
5.3.1 数据收集和处理 |
5.3.2 假设检验与估计结果 |
5.4 生产要素及其产出弹性分析 |
5.4.1 平均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分析 |
5.4.2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变化趋势 |
5.5 粮食生产的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5.5.1 要素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的时空演进特征 |
5.5.2 粮食偏向性技术进步率的变化趋势 |
5.6 粮食作物要素错配指数的时空测度 |
5.6.1 要素错配时序变化特征 |
5.6.2 要素错配空间异质特征 |
5.7 粮食作物广义技术进步的时空演进规律 |
5.8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要素错配、偏向性技术进步和广义技术进步的扩展讨论 |
6.1 粮食广义技术进步率的整体表现 |
6.2 要素错配指数与偏向性技术进步指数对比分析 |
第七章 农地配置与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为例 |
7.1 调研点的选择及基本情况介绍 |
7.2 模型构建及数据处理 |
7.3 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 |
7.4 要素投入产出弹性对比分析 |
7.5 不同农地配置模式下技术进步状况对比分析 |
7.5.1 技术效率的对比分析 |
7.5.2 狭义技术进步状况的对比分析 |
7.5.3 广义技术进步率及其分解项的测算及对比分析 |
7.6 农地错配程度的对比分析 |
7.6.1 农地错配的测算方法 |
7.6.2 农地错配的程度分析 |
7.7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致谢 |
作者简历 |
(2)粮食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影响研究 ——以河南、山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农地流转行为相关研究 |
1.3.2 农地流转与农业投入的关系 |
1.3.3 农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关系 |
1.3.4 农地流转与农户收入的关系 |
1.3.5 国内外文献评述 |
1.4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1.6.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1.6.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分析 |
2.1 概念界定 |
2.1.1 农地流转 |
2.1.2 农地流转行为 |
2.1.3 农地市场化流转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农户理性假说 |
2.2.2 农户经济行为理论 |
2.2.3 地租及交易费用理论 |
2.3 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及农户收入影响分析 |
2.3.1 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
2.3.2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第三章 研究区域概况及农地流转的发展 |
3.1 研究区域概况 |
3.1.1 研究区域简介 |
3.1.2 研究区域宏观环境分析 |
3.2 数据来源 |
3.2.1 数据收集过程 |
3.2.2 样本构成 |
3.2.3 变量定义及统计 |
3.2.4 样本损失分析 |
3.3 农地市场化流转发展历程及特征 |
3.3.1 农地流转的市场化进程 |
3.3.2 农地市场化流转的特征 |
3.3.3 农地市场化流转的划分 |
3.4 农地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3.4.1 农地流转以小规模为主 |
3.4.2 农地流转程序不规范 |
3.4.3 流转土地“非粮化”形势严峻 |
3.5 农地流转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
3.5.1 土地承载过多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恋地情结严重 |
3.5.2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不愿转出土地 |
3.5.3 土地流转租金快速上涨,粮食作物收益低下 |
第四章 农户农地流转议价行为分析 |
4.1 研究假设 |
4.2 双边随机边界模型 |
4.3 数据说明及变量选择 |
4.3.1 数据说明 |
4.3.2 变量选择 |
4.4 农户议价行为分析 |
4.4.1 基准价格的形成 |
4.4.2 农地流转价格分解 |
4.4.3 流转双方价格剩余 |
4.4.4 农地流转中农户获得剩余比较 |
4.5 农地流转议价结果的变化 |
4.5.1 农户议价剩余的变化 |
4.5.2 转入户议价剩余的变化 |
4.5.3 转入种粮户议价剩余的变化 |
4.5.4 农地流转实际成交价格的变化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分析 |
5.1 描述性分析 |
5.1.1 农地流转户结构 |
5.1.2 农地转入规模 |
5.1.3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
5.2 估计方法 |
5.2.1 面板Logit模型 |
5.2.2 面板Tobit模型 |
5.2.3 OLS回归 |
5.3 计量结果分析与讨论 |
5.3.1 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2 农户农地流转面积的变化 |
5.3.3 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变化原因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
6.1 研究假设 |
6.2 样本说明及变量选择 |
6.3 模型设定 |
6.4 粮食生产统计性描述分析 |
6.5 计量结果分析与讨论 |
6.5.1 农地流转对粮食投入的影响 |
6.5.2 农地流转对粮食产出的影响 |
6.5.3 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变化 |
6.5.4 讨论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农地流转对种粮农户收入的影响 |
7.1 研究假设 |
7.2 农户收入描述性统计 |
7.3 模型设定 |
7.4 计量结果分析与讨论 |
7.4.1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7.4.2 家庭特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
7.4.3 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7.4.4 农地流转收入效应的变化 |
7.4.5 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2.1 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 |
8.2.2 多措并举推动农地流转 |
8.2.3 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3)我国粮食增产粮农不增收的原因:基于粮食价格和生产成本关系的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0 引言 |
1 我国当前粮食生产净收益状况 |
2 实证分析 |
2.1 协整检验 |
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2.3 VAR模型估计 |
2.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2.5 方差分解 |
2.6 结果分析 |
3 结论及启示 |
(4)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及思路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理论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粮食的概念 |
二、粮食安全的内涵及衡量 |
三、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四、本文研究范畴界定 |
第二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理论依据 |
一、粮食生产的基础产业理论 |
二、粮食产业的弱质性 |
三、粮食市场的蛛网模型 |
四、粮食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 |
五、粮食安全的正外部性 |
第三节 财政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机理 |
一、价格支持政策的托市效应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的传导机理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的影响机理 |
第二章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系统描述 |
第一节 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总体判断 |
一、粮食安全形势当前整体良好但结构性矛盾凸显 |
二、粮食安全形势未来依就严峻 |
三、粮食安全形势的基本特征 |
第二节 中国粮食数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一、国内粮食生产现实约束显着 |
二、国外粮食进口风险性增强 |
三、粮食需求刚性增长 |
第三节 中国粮食质量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
一、粮食生产环节源头污染日益严重 |
二、粮食流通环节过程污染隐患凸显 |
三、粮食消费环节终端污染不容忽视 |
第三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进及评价 |
第一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演变过程 |
一、财政支粮政策的负向保护阶段(1950-1977) |
二、财政支粮政策的调整过渡阶段(1978-1993) |
三、财政支粮政策的推进完善阶段(1994-2003) |
四、财政支粮政策的全面转型阶段(2004至今) |
第二节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行政策 |
一、价格支持政策 |
二、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三、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第三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的整体成效 |
一、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持续增长 |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着提升 |
三、粮食宏观调控能力有效增强 |
第四节 现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财政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最低收购价政策扭曲市场,加重粮食结构性矛盾及财政负担 |
二、农机购置补贴范围、补贴操作不尽合理 |
三、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执行偏离目标,政策效应弱化 |
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差异化不明显,补贴范围有待扩大 |
五、缺乏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及粮食加工环节的财政激励 |
六、财政重点一般服务支持政策未充分实施 |
七、主产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脱离,“粮财倒挂”现象显着 |
第四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托市效应检验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描述 |
三、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
第二节 粮食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影响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主产区农业机械化水平测算 |
三、主产区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三节 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降本效应检验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增产效应检验 |
三、农业基础设施的粮食降本效应检验 |
第四节 财政土地治理投入对粮食质量的影响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粮食质量威胁指数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 |
三、财政土地治理对粮食质量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五章 财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 |
第一节 美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一、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二、美国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三、美国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第二节 日本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一、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二、日本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三、日本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第三节 印度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 |
一、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演进历程 |
二、印度现行财政支粮政策 |
三、印度财政支粮政策的基本特征 |
第四节 美、日、印财政支粮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一、保留对主粮的价格支持,但应逐步调整以减少市场扭曲 |
二、实施“绿色补贴”项目,注重保护资源与环境 |
三、注重对新型粮食经营主体的财政扶持 |
四、加大对重点一般服务支持项目的供给 |
五、通过立法形式保障财政支粮政策顺利实施 |
第六章 完善中国粮食安全财政保障政策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逐步推进价格支持政策调整转型 |
一、短期仍坚持并调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 |
二、长期逐步向目标价格政策转型,实现“价补分离” |
三、注重粮食生产及流通信息平台建设,助力政策调整转型 |
第二节 系统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 |
一、调整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提升粮食综合机械化水平 |
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鼓励“藏粮于地”和适度规模经营 |
三、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减轻粮农风险性损失 |
四、深化实施玉米生产者补贴等政策,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五、整合优化挂钩直接补贴政策,扶持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发展 |
第三节 强化实施财政一般服务支持政策 |
一、加强对农业气象、水利设施、农业科技等的财政扶持 |
二、支持粮食绿色清洁生产,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
三、完善产粮大县奖励政策,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第四节 配套改善财政支粮资金供给及管理体系 |
一、构建粮食安全责任与成本相统一的补贴资金供给机制 |
二、科学管理财政支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三、完善财政支农立法体系,保障政策运行规范性稳定性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5)我国粮食生产收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稻谷、小麦和玉米数据的分阶段回归(论文提纲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
三、粮食生产收益及其影响因素变动状况分析 |
四、实证分析 |
(一) 单位根检验 |
(二) 协整检验 |
(三)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四) 格兰杰因果检验 |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
(6)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效应、风险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技术路线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1.5 概念界定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金融中介理论 |
2.1.2 关系型融资理论 |
2.1.3 信贷配给理论 |
2.1.4 制度变迁理论 |
2.1.5 机制设计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成因和运行机理研究 |
2.2.2 优势和缺陷研究 |
2.2.3 影响效应研究 |
2.2.4 规模测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2.2.5 与正规金融关系研究 |
2.2.6 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
2.2.7 文献评述 |
第3章 新疆农户家庭借贷现状与特征分析 |
3.1 农户家庭借贷现状 |
3.1.1 调研对象的选择 |
3.1.2 农户家庭借贷途径分布情况 |
3.1.3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利率 |
3.1.4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期限 |
3.1.5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规模 |
3.1.6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契约形式 |
3.1.7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辐射范围 |
3.1.8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用途 |
3.2 农户家庭借贷特征 |
3.2.1 农户家庭借贷途径呈现多元化态势 |
3.2.2 南疆地区农户家庭遭受正规金融排斥程度较高 |
3.2.3 农户间的民间借贷是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的主体 |
3.2.4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用途由生活性资金逐步向生产性资金转移 |
3.2.5 农村民间金融供需缺口有缩小趋势 |
3.3 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的借贷行为选择 |
3.3.1 牧民家庭借贷行为选择 |
3.3.2 果农家庭借贷行为选择 |
3.3.3 棉农家庭借贷行为选择 |
3.3.4 粮农家庭借贷行为选择 |
第4章 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情况及其存在问题 |
4.1 农村民间金融演化进程 |
4.1.1 1949年以前农村民间金融孵化期 |
4.1.2 1949年至1978年农村民间金融异化和管制期 |
4.1.3 1979年至1995年农村民间金融形成和发展期 |
4.1.4 1996年至2007年农村民间金融整顿和规范期 |
4.1.5 2008年至今农村民间金融深化发展期 |
4.2 农村民间金融主要组织形式 |
4.2.1 农村民间合会 |
4.2.2 农村合作基金会 |
4.2.3 典当行(铺) |
4.2.4 农村私人钱庄 |
4.2.5 农村互联性信贷 |
4.2.6 农村民间借贷 |
4.3 农村民间借贷主要类型及特点 |
4.3.1 友情农村民间借贷 |
4.3.2 中等利率农村民间借贷 |
4.3.3 高利率农村民间借贷 |
4.4 农村民间借贷运行机制 |
4.4.1 声誉约束机制 |
4.4.2 关联性交易合约约束机制 |
4.4.3 社会资本约束机制 |
4.4.4 互惠惯例生成的合作机制 |
4.5 与农村正规金融不同关系下的借款农户福利水平 |
4.5.1 水平联动关系下的农户福利水平 |
4.5.2 垂直联动关系下的农户福利水平 |
4.5.3 水平联动关系与垂直联动关系下的农户福利水平比较 |
4.5.4 民间贷款方合谋下的农户福利水平 |
4.5.6 理论模型结论 |
4.6 农村民间借贷运行过程中存在问题 |
4.6.1 民间借贷资金脱离农村流向非农领域 |
4.6.2 民间借贷资金配置效率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 |
4.6.3 缺乏规范的借贷合约和法律保障 |
4.6.4 民间借贷资金被其他异化的民间金融组织导向非法领域 |
4.6.5 吸收存款的方式演变为非法集资 |
4.6.6 存在比重较大的高利贷借贷行为 |
第5章 新疆农村民间借贷供需影响因素分析 |
5.1 农村民间借贷供需外部影响因素 |
5.1.1 农村民间借贷需求外部影响因素 |
5.1.2 农村民间借贷供给外部影响因素 |
5.2 农村民间借贷供需内部影响因素 |
5.2.1 农村民间借贷需求内部影响因素 |
5.2.2 农村民间借贷供给内部影响因素 |
5.3 农村民间借贷供需影响因素量化识别 |
5.3.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5.3.2 模型识别结果分析 |
5.3.3 稳健性检验 |
5.3.4 主要结论 |
第6章 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效应及其福利效果分析 |
6.1 农村民间借贷影响效应 |
6.1.1 农村民间借贷正面效应 |
6.1.2 农村民间借贷负面效应 |
6.2 农村民间借贷福利效应理论模型测度 |
6.2.1 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影响效应测度 |
6.2.2 农村民间借贷福利效应测度 |
6.3 农户信贷决策行为选择 |
6.4 农村民间借贷福利效果分析 |
6.4.1 效应估计模型构建 |
6.4.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6.4.3 实证结果及检验 |
6.4.4 主要结论 |
第7章 新疆农村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
7.1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生成机理 |
7.1.1 非系统性违约风险的生成机理 |
7.1.2 系统性违约风险的生成机理 |
7.2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形成的理论分析 |
7.2.1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生成的博弈分析 |
7.2.2 不考虑利率水平的农村民间借贷风险形成的理论分析 |
7.3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实证分析 |
7.3.1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识别 |
7.3.2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评估 |
7.3.3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影响因素识别 |
7.4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的主要风险源 |
7.4.1 农村民间借贷资金用途风险 |
7.4.2 农村民间借贷主体风险 |
7.4.3 农村民间借贷交易合约风险 |
7.4.4 农村民间借贷期限、借贷规模及借贷利率风险 |
第8章 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治理策略 |
8.1 农村民间借贷外部风险治理 |
8.1.1 构建农村民间借贷外部风险规避机制 |
8.1.2 设置农村民间借贷外部风险救助机制 |
8.2 农村民间借贷内部风险治理 |
8.2.1 农村民间借贷履约机制设计 |
8.2.2 农村民间借贷形式优化 |
8.2.3 农村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策略 |
8.3 农村民间借贷群体性风险治理 |
8.3.1 村庄自组织借贷风险治理机制 |
8.3.2 村庄自组织借贷风险治理机制设计思路 |
8.3.3 村庄自组织借贷风险治理机制生成动力 |
8.4 农村民间借贷治理制度削弱之破解的探索性路径 |
第9章 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正规化选择路径 |
9.1 给予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组织相似的运行环境 |
9.1.1 创设农村民间借贷信用担保制度 |
9.1.2 通过民间借贷利率合法性的赋予促使借贷利率公开化、市场化 |
9.1.3 设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约束其朝向规范有序的轨道运行 |
9.1.4 培育诱致地区间自由竞争的民间借贷区域竞争制度提高其正规化运作水平 |
9.1.5 财产化民间借贷贷款方的债权并给予该债权可转让功能 |
9.2 诱致民间借贷资金流向正规金融组织 |
9.2.1 引导农村民间借贷资金流入传统型农村正规金融组织 |
9.2.2 诱使农村民间借贷资金嵌入新型农村金融组织 |
9.2.3 激励民间借贷资金导入正式的农村互助金融组织 |
9.3 构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组织寄生联动关系 |
9.3.1 建立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利率联动机制 |
9.3.2 设计农村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组织间的耦合契约 |
9.4 将农村民间借贷有效嫁接到农村民间互助组织链条中 |
9.4.1 让农村民间借贷关系过渡到内生性的农村民间互助组织网络关系中 |
9.4.2 让半政府性质的农村民间互助组织逐步替代农村民间借贷关系 |
9.5 通过给予农户更多产权来增强农户产权抵押贷款能力 |
9.5.1 积极开展农地确权确保农户能够有效实现农地产权抵押贷款 |
9.5.2 通过建立农村产权科学评估机制最大化农户的农村产权价值 |
9.6 增加民间借贷资本的放开力度并给予其正规金融资本同等的投资权利 |
9.6.1 鼓励民间主体以民间借贷资本设立准正规金融组织 |
9.6.2 允许民间借贷资本控股正规金融组织 |
第10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10.1 研究结论 |
10.2 政策启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介 |
(7)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1.2.3 相关研究评述 |
1.3 研究内容及目标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目标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1.5 本研究可能创新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研究基础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粮食主产区 |
2.1.2 利益补偿机制的内涵 |
2.2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理论基础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2.2.2 外部性理论 |
2.2.3 机会成本理论 |
2.2.4 博弈论 |
2.2.5 分工协作理论 |
2.2.6 利益相关者理论 |
2.3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实证基础 |
2.3.1 河南省粮食安全贡献 |
2.3.2 河南省生态效益贡献 |
2.3.3 河南省粮食生产中的利益损失 |
2.4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研究思路 |
2.4.1 构建和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前提 |
2.4.2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主要特征 |
2.4.3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构成要素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状分析 |
3.1 我国粮食支持政策历史变迁 |
3.1.1 间接支持阶段:1949-2003 年 |
3.1.2 直接支持阶段:2004 年至今 |
3.2 我国现有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 |
3.2.1 粮食直接补贴 |
3.2.2 农资综合补贴 |
3.2.3 良种补贴 |
3.2.4 农机购置补贴 |
3.2.5 最低收购价 |
3.2.6 产粮大县奖励政策 |
3.3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运行状况评价:以河南省为例 |
3.3.1 模糊综合评价法 |
3.3.2 指标构建和评价测算 |
3.3.3 实证研究结果 |
3.4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
3.4.1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
3.4.2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3.4.3 结果分析 |
3.5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
3.5.1 主客体界定不清,责任不明确 |
3.5.2 补偿标准偏低,未能体现主产区贡献 |
3.5.3 补偿方式单一,偏重“输血式”补偿 |
3.5.4 粮食补贴资金来源渠道不合理 |
3.5.5 监督措施不到位,机制运行效率不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中的利益损益博弈分析 |
4.1 粮食生产中利益相关者界定 |
4.1.1 中央政府 |
4.1.2 地方政府 |
4.1.3 粮农 |
4.1.4 农业企业 |
4.1.5 粮食消费者 |
4.2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 |
4.2.1 利益诉求分析 |
4.2.2 利益冲突解析 |
4.3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分析 |
4.3.1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 |
4.3.2 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间的利益博弈 |
4.3.3 粮农与政府间的利益博弈 |
4.3.4 粮农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博弈 |
4.4 相关利益平衡机制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农户利益补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5.1 农户利益补偿的经济学分析 |
5.1.1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经济学分析 |
5.1.2 粮食直补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
5.1.3 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
5.2 农户利益补偿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
5.2.1 研究区域概述 |
5.2.2 研究方法和理论假设 |
5.2.3 资料来源和统计分析 |
5.2.4 模型选择和变量设计 |
5.2.5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5.3 农户受偿意愿值估计 |
5.4 对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启示 |
5.4.1 农户利益补偿是基础 |
5.4.2 利益损失核算是关键 |
5.4.3 利益补偿需求具有差异性 |
5.4.4 利益补偿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优化 |
6.1 利益补偿机制优化的原则和目标 |
6.1.1 利益补偿机制优化的原则 |
6.1.2 利益补偿机制优化的目标 |
6.2 利益补偿主、客体结构 |
6.2.1 基于外部性补偿的主、客体结构 |
6.2.2 基于机会成本补偿的主、客体结构 |
6.3 利益补偿标准的测算 |
6.3.1 利益补偿标准测算的技术思路 |
6.3.2 利益补偿标准测算过程 |
6.4 利益补偿方式 |
6.4.1 现金补偿和非现金补偿相结合 |
6.4.2 行政性补偿和市场化补偿相结合 |
6.4.3 纵向补偿和横向补偿相结合 |
6.4.4 普惠型补偿和特惠型补偿相结合 |
6.5 利益补偿资金筹措 |
6.5.1 国家专项投资 |
6.5.2 区域性利益补偿 |
6.5.3 主产区政府投资 |
6.6 利益补偿机制的运作 |
6.6.1 基本运作形式 |
6.6.2 基于外部性补偿的机制运作方式 |
6.6.3 基于机会成本补偿的机制运作方式 |
6.7 利益补偿阶段划分 |
6.7.1 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垂直型补偿(补偿型) |
6.7.2 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横向补偿(合作型) |
6.7.3 以企业、消费者为主导的直接补偿(市场型) |
6.8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标准测算的应用---以河南省滑县为例 |
7.1 研究区域概况 |
7.2 基于外部性补偿的标准测算 |
7.3 基于机会成本补偿的标准测算 |
7.3.1 农业结构高级化的利益补偿标准测算 |
7.3.2 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利益补偿标准测算 |
7.4 补偿面积确定 |
7.5 补偿金额确定 |
7.5.1 基于外部性补偿的标准确定 |
7.5.2 基于机会成本补偿的标准确定 |
7.5.3 补偿标准的进一步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政策体系研究 |
8.1 机制运行中的风险分析和防范措施 |
8.1.1 风险分析 |
8.1.2 防范机制设计 |
8.2 提高利益补偿机制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
8.2.1 健全我国农业补偿法律法规体系 |
8.2.2 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横向转移支付机构 |
8.2.3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支持种粮大户发展 |
8.2.4 健全农村金融制度,支持农业发展 |
8.2.5 加强农技指导,支持农户科学种粮 |
8.2.6 完善粮食购销市场体系 |
8.2.7 完善政绩考核标准 |
8.2.8 建立健全粮食生产保险制度 |
8.3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1.1 粮食生产具有多种价值,主产区存在外部性和机会成本损失 |
9.1.2 粮食生产是粮食主产区经济发展出现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
9.1.3 当前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政策效果不强且逐渐减弱 |
9.1.4 粮食生产中利益相关者存在利益冲突 |
9.1.5 不同农户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认知和需求存在差异 |
9.1.6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效应受种粮农户需求等多方面影响 |
9.1.7 以基金为核心构建两个层次的利益补偿机制 |
9.2 研究不足和今后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致谢 |
作者简介 |
石河子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8)中国粮农风险管理与收入保险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主要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2 相关理论及研究综述 |
2.1 相关理论 |
2.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2 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理论 |
2.1.3 农业风险综合管理理论 |
2.2 研究综述 |
2.2.1 农业收入保险的概念与分类 |
2.2.2 农业收入保险供给研究 |
2.2.3 农业收入保险需求研究 |
2.2.4 简要评述 |
3 中国种粮风险:分类属性、综合评估与变动趋势 |
3.1 中国种粮风险的分类属性 |
3.1.1 种粮风险的概念与分类 |
3.1.2 种粮风险的特征 |
3.2 中国种粮风险的综合评估 |
3.2.1 数据来源 |
3.2.2 种粮收入风险评估模型 |
3.2.3 品种视角下种粮收入风险评估 |
3.2.4 空间视角下种粮收入风险评估 |
3.3 中国种粮风险的变动趋势 |
3.4 本章小结 |
4 中国种粮风险管理:现行政策工具与绩效评估 |
4.1 农业风险综合管理框架体系 |
4.2 产量风险管理政策工具 |
4.2.1 财政灾害救助 |
4.2.2 农业保险 |
4.2.3 二者比较 |
4.3 价格风险管理政策工具 |
4.3.1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 |
4.3.2 农产品期货市场 |
4.3.3 二者比较 |
4.4 收入风险管理政策工具 |
4.4.1 目标价格补贴 |
4.4.2 目标价格保险 |
4.4.3 二者比较 |
4.5 本章小结 |
5 农业收入保险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以美国为例 |
5.1 美国农业收入保险方案及对中国的启示 |
5.1.1 美国农业收入保险的产生背景 |
5.1.2 美国农业收入保险的主要内容 |
5.1.3 美国农业收入保险的配套机制 |
5.1.4 对中国的启示 |
5.2 美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
5.2.1 美国政府补贴农业保险的机理分析 |
5.2.2 美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机制的主要内容 |
5.2.3 美国政府补贴农业收入保险的影响评估 |
5.2.4 对中国的启示 |
5.3 本章小结 |
6 中国粮农收入保险的理论分析与方案设计 |
6.1 农业收入保险的理论框架 |
6.1.1 农业收入保险的概念 |
6.1.2 农业收入保险的可保分析与转化 |
6.1.3 农业收入保险的影响预估 |
6.2 中国引入粮农收入保险的可行性 |
6.2.1 农业收入保险的三个关键要素 |
6.2.2 产量和价格数据的积累 |
6.2.3 价格指标的选择 |
6.2.4 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
6.2.5 分析结果 |
6.3 中国粮农收入保险方案设计 |
6.3.1 区域选择 |
6.3.2 预测县产量的集中趋势 |
6.3.3 保障价格的设定 |
6.3.4 保险赔付规则 |
6.3.5 保险费率厘定 |
6.4 本章小结 |
7 中国粮农收入保险的定价模型与实证研究 |
7.1 数据来源 |
7.2 农业收入保险定价模型 |
7.2.1 双风险因子Copula模型 |
7.2.2 蒙特卡罗方法 |
7.2.3 保险定价公式 |
7.3 粮农收入保险的定价结果 |
7.3.1 三大主粮单产和价格分布模型的确定 |
7.3.2 三大主粮单产和价格联合分布的确定 |
7.3.3 三大主粮收入保险与产量保险的费率厘定 |
7.4 本章小结 |
8 中国粮农收入保险补贴制度设计 |
8.1 粮农收入保险的目标定位 |
8.2 发展粮农收入保险的基本原则与重点 |
8.2.1 基本原则 |
8.2.2 重点 |
8.3 粮农收入保险补贴制度的构建 |
8.3.1 粮农收入保险的补贴原理分析 |
8.3.2 粮农收入保险的财政补贴制度 |
8.4 完善粮农收入保险的配套设施 |
8.5 本章小结 |
9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对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粮农满意度视角下的粮食订单收购服务体系研究 ——以浙江省桐乡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粮食订单概念界定 |
一、粮食订单的起源 |
二、粮食订单的发展 |
第二节 公共政策执行理论 |
一、公共政策执行含义 |
二、公共政策执行的特点和模式 |
第三节 顾客满意度理论 |
一、顾客满意度概念 |
二、顾客满意度类型与特性 |
第三章 粮食订单收购服务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粮农满意度主要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一、内部因素 |
二、外部因素 |
第二节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
一、调查问卷 |
二、数据来源 |
三、样本结构 |
四、研究发现 |
第三节 粮食订单收购服务面临的问题 |
一、种粮比较效益偏低 |
二、收购环节仍有漏洞 |
三、订单数量相对偏少 |
第四章 粮食订单收购服务体系构成与发展 |
第一节 粮食订单收购服务体系的构成 |
一、订单收购服务体系基本内容 |
二、订单收购服务体系主要功能 |
第二节 粮食订单收购服务体系的发展 |
一、粮食订单数量逐年增长 |
二、粮食订单工作更加科学 |
三、粮食订单服务日渐完善 |
第五章 粮农满意度视角下粮食订单收购服务的对策与建议 |
第一节 完善粮食订单政策 |
一、制定配套扶持政策 |
二、提高农业补贴 |
三、加大金融扶持 |
第二节 提升订单收购服务质量 |
一、完善传统服务 |
二、开展一站式服务 |
三、提升服务水平 |
第三节 加强粮食订单扶持力度 |
一、改善生产条件 |
二、培育规模种粮户 |
三、增加粮食订单数量 |
第四节 提高粮食订单种植效益 |
一、加大科学种粮力度 |
二、提高科技支撑水平 |
三、推进粮食品种改良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
1.3.1 研究方法 |
1.3.2 主要数据说明 |
1.4 研究价值及创新点 |
1.4.1 研究价值 |
1.4.2 研究创新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评述 |
2.1 相关理论借鉴 |
2.1.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2.1.2 财政分权理论 |
2.1.3 公共选择理论: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偏好及激励 |
2.1.4 二元经济理论:粮食生产的弱质性特征 |
2.1.5 公共产品理论:粮食的准公共品特性及功能 |
2.2 文献评述 |
2.2.1 财政分权与政府财政支农行为选择 |
2.2.2 影响粮食生产因素研究及我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 |
2.2.3 财政分权体制、政府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研究 |
2.2.4 文献评述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的理论框架 |
3.1 相关概念界定与前提说明 |
3.1.1 粮食生产、种粮收入与粮食生产效率 |
3.1.2 财政体制与财政分权 |
3.1.3 财政支农政策 |
3.1.4 本文前提假设说明 |
3.2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作用的诱因及路径 |
3.2.1 作用诱因:粮食生产的弱势产业特性 |
3.2.2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的作用路径 |
3.3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的作用机理 |
3.3.1 财政分权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激励机制 |
3.3.2 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 |
3.3.3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机理 |
3.3.4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内容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演化与粮食生产现状 |
4.1 财政体制分权化改革实践及制度变迁 |
4.1.1 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阶段(1949-1977) |
4.1.2 逐渐放权尝试的过渡阶段(1978-1993) |
4.1.3 分税制改革和“中国式分权”的发展阶段(1994至今 ) |
4.2 粮食生产领域财政支农政策演进 |
4.2.1 消费者补贴阶段(1949-1977) |
4.2.2 粮食流通补贴阶段(1978-2003) |
4.2.3 生产者直接补贴阶段(2004至今) |
4.3 财政体制变迁与政府支农政策演变的相关性验证 |
4.3.1 第一阶段:“统收统支”与“掠取之手”(1949-1977) |
4.3.2 第二阶段:分权实践和消费、流通补贴阶段(1978-2003) |
4.3.3 第三阶段:分权深化改革和粮食直补(2004至今) |
4.4 我国粮食生产现状分析 |
4.4.1 粮食生产总体趋势及阶段性波动 |
4.4.2 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单产 |
4.4.3 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变动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的动态关系 |
5.1 动态均衡关系考察:全国层面时间序列数据 |
5.1.1 引言及问题提出 |
5.1.2 文献评述 |
5.1.3 模型构建及研究方法 |
5.1.4 动态均衡关系检验 |
5.1.5 动态均衡关系的时期差异:分税制改革前后对比 |
5.1.6 动态均衡关系检验结果 |
5.2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动态影响 |
5.2.1 引言与问题提出 |
5.2.2 文献评述与理论分析框架 |
5.2.3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5.2.4 实证及结果分析 |
5.3 扩展:地方财政行为会影响粮食生产空间格局吗? |
5.3.1 研究动态及问题 |
5.3.2 模型构建及指标选择 |
5.3.3 描述统计、空间相关性检验及空间模型选择 |
5.3.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民种粮收入 |
6.1 引言与问题提出 |
6.2 文献回顾与评述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及数据说明 |
6.4 实证过程及结果分析 |
6.4.1 全样本估计及时期差异检测 |
6.4.2 区域差异比较分析 |
6.5 扩展:财政分权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效率 |
7.1 文献评述及研究问题提出 |
7.1.1 文献评述 |
7.1.2 研究问题 |
7.2 研究方法及指标、数据说明 |
7.2.1 研究方法介绍 |
7.2.2 指标及数据说明 |
7.3 粮食生产效率测度及时空差异 |
7.3.1 省级粮食生产TFP测度及分解及地域差异 |
7.3.2 粮食生产TFP及各分解指数的时期动态特征 |
7.4 财政因素对粮食生产效率的影响解析 |
7.4.1 研究方法和数据准备 |
7.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巩固并完善财政分权体制 |
8.2.2 重构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
8.2.3 匹配支粮事权与财权及区域间财政资源 |
8.2.4 优化支农模式与结构、创新支农着力点 |
8.2.5 多元化粮食生产融资来源 |
8.2.6 加快粮食及要素市场化建设、创新粮食补贴模式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四、上海粮农增收显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粮食生产技术进步路径研究[D]. 罗慧.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2]粮食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影响研究 ——以河南、山东为例[D]. 王倩.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9
- [3]我国粮食增产粮农不增收的原因:基于粮食价格和生产成本关系的检验[J]. 周洲.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6)
- [4]中国粮食安全的财政保障政策研究[D]. 赵和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5]我国粮食生产收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稻谷、小麦和玉米数据的分阶段回归[J]. 周洲,石奇.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7)
- [6]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效应、风险与治理研究[D]. 陈治国. 新疆农业大学, 2017(02)
- [7]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D]. 吴珍彩. 石河子大学, 2016(05)
- [8]中国粮农风险管理与收入保险制度研究[D]. 袁祥州. 华中农业大学, 2016(02)
- [9]粮农满意度视角下的粮食订单收购服务体系研究 ——以浙江省桐乡市为例[D]. 杜玲玲.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10]财政分权、财政支农政策与粮食生产研究[D]. 田红宇. 西南大学, 20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