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论文第一章探讨长幼冲突与上世纪二十年代(简称二十年代)中国现代悲剧创作的发生问题。处于文化转型期的二十年代,文化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成为中国现代话剧创作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性格表现为传统引导人格,强调幼者对长者的绝对服从；而20世纪初具有现代人格的年轻一代,个性意识开始觉醒,强调追寻自我内心,追求个人权利,按照自我需要行事。长辈和子辈秉承着新旧两种不同道德观念,长幼冲突体现在二十年代话剧中,就是新旧文化、新旧道德的冲突。由于子辈对长辈及其所代表的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抗争在当时很可能是要失败的,因而随着个性意识的觉醒,中国现代悲剧意识开始崛起。因长幼冲突导致的悲剧,是伦理道德的悲剧,是文化悲剧,这是中国现代悲剧不同于古希腊悲剧的独特之处。通过这种长幼冲突模式,二十年代悲剧创作传达出现代文化转型的时代特征。第二章探讨长幼冲突与二十年代悲剧创作的美学特征。从悲剧人物来看,二十年代悲剧人物是试图摆脱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和个性化的新人。当时人们受进化论观念影响,认为新青年是社会的希望,但由于旧势力仍然很强大,新的希望往往暂时难以实现,所以新人也往往难以避免被毁灭的命运,这使戏剧作品表现出一定的悲剧意蕴。不过,二十年代悲剧只写出子辈的抗争和苦难,却未勾勒出代表旧事物的长辈的痛苦,这表现出二十年代悲剧的肤浅。从悲剧冲突来看,二十年代悲剧常常采用具有现代人格的子辈与具有传统人格的长辈二元对立的模式来设置人物行动,这体现出两种文化品格的冲突。二十年代后期,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长幼之间的冲突有所变化,不仅表现为新旧道德、文化冲突,更体现为政治、社会冲突。从悲剧结局看,二十年代悲剧打破古典戏曲的大团圆模式,在对子辈跟长辈抗争的叙写中,剧作家通过展现有价值的事物遭到毁灭的过程,肯定了新青年对自由、爱情的无畏追求,抨击传统道德的虚伪庸俗,带有深刻的文化批判意义。第三章探讨二十年代悲剧的接受与批评。因当时的演剧还未完全实行男女合演,舞台演出的真实感存在很大局限；而拥挤、嘈杂的剧场氛围,以及观众在传统戏熏陶下形成的欣赏惯性,也使他们对现代悲剧的接受存在隔阂。女高师《孔雀东南飞》剧场效果不佳,就与此相关。另一方面,鉴于当时观众对话剧的领悟力还比较有限,对剧情趣味性的需求还很明显,陈大悲提倡剧本内容既要有一定的意义,又不能完全否定离奇的情节。《幽兰女士》在当时的演出颇受欢迎,并形成演剧与评剧的互动,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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