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常态。政府干预的后果之一就是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背上了沉重的社会性负担。已有文献对社会性负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性负担上的不同,但对于国有企业之间,不同性质的终极控制人如何影响企业承担社会性负担则关注较少。一般认为社会性负担对企业绩效造成负面影响,但是造成这种负面影响的原因是什么?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或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本文以2005年～2009年A股正常运营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证明了国有公司社会性负担高于民营公司,越低层级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受到的政府干预越严重。本文还从社会性负担降低高管更换对投资效率敏感性这一全新角度,阐述了社会性负担降低企业绩效在公司治理效率方面的原因。本文发现社会性负担明显降低了高管更换对投资效率敏感性,放大了经理人道德风险,增加了公司代理成本,降低治理效率从而影响企业绩效。这一结论也可以部分的解释我国形式上非常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在制度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