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左翼和新感觉派文学产生和依托于上海这样一个殖民化的城市空间,他们就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一空间的影响。这种环境和空间本身会蕴含和催生出反帝反殖的诉求,这种诉求也会通过文学活动表现出来,从而形成城市空间和文学的深刻联系。首先,上海租界一方面不断刺激着左翼和新感觉派爱国的民族感情神经,一方面也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其次,30年代时代风云突变,大革命失败后左翼和新感觉派作家迫切需要一种政治激情来化解他们内心的焦虑。再次,30年代的上海实际上充当了现代中国国家主体建构的载体。左翼和新感觉派作家在对这一载体的想象上产生了分歧。同时,受这一城市空间的特性的影响,政治价值取向和文学创作是既有融合,又有疏离。在融合方面,主要表现在他们在批判上海城市空间本身所造成的人类道德的迷失,在城市能更好的对人性进行深度的探寻和追求以及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手法的互相借鉴上。在疏离方面,他们在文学和政治中对“个体”书写和“集体”书写的选择上,在宏大历史叙事和微观日常生活叙事以及公式化与多元化叙述模式的不同追求上产生了分歧。最后,本文在城市空间视角的观照下,对二者疏离与融合的原因进行了思考,并由此探寻了30年代文学发展的些许规律。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的转换和写作方式的变化,“政客”和“市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及传统“士”文化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