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我国的环境新闻启蒙于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以报告文学的方式迈出了环境新闻发展的第一步。伴随环境文学的呐喊声,一批独具慧眼的新闻记者走上了环境报道的舞台。汪永晨就是这批首先关注环境问题的记者之一。他们高举旗帜、积极行动,传播环保知识、揭露环境破坏行为,并在实践中逐步使环境新闻从环境文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环境记者们借助媒体的力量,着力于问题的解决和政策法规的完善,逐步使环境新闻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上世纪最后十年,环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升温,中国政府、大众媒介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催生了环境新闻的大繁荣。以汪永晨为代表的环境记者开始自觉地思考对于媒体力量的充分发挥,开创了环境NGO与媒体联合的全新模式。在怒江水电建设的报道中,这一模式得到了成功的运用。环境NGO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使环境问题迅速上升为整个社会的公共话题,从舆论监督的角度,进入了政府决策的核心领域,呼吁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通过怒江之战,环境新闻的地位空前的提高了。随着公众对于环境的关注度和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汪永晨利用这股不可小视的民间力量开启了大型环保宣传活动“江河十年行”,这是环境NGO与媒体合作的长效机制,也是与“中华环保世纪行”并行,共同推动中国环境事业发展的坚实力量。作为一个积极的探索者,汪永晨开办了第一个记者型的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它成为中国环境记者成长的摇篮。这里是记者们普及生态知识的课堂,业务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成为环境议题设置和环境报道策划的指挥中心。但同时,也因为环境组织的退推波助澜,中国的绿色媒体集体走向了NGO化。汪永晨在积极探索的同时,也陷入了环境新闻的伦理困境,即新闻的客观性与环保宣传之间的矛盾。在怒江报道中,汪永晨等环境记者已经越过客观报道的界限,为了环境保护的目标,大声疾呼。他们没有对事件本身进行全面的利弊分析,也没能对争论双方给予平衡的展示,严重削弱了另一方的观点,媒体的报道完全呈现了“一边倒”的情况。造成环境报道严重“越位”的原因,一方面是环境报道者的双重身份,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国新闻传播体制的客观限制。虽然环保宣传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对于环境新闻的长期发展来说是有一定负面影响的。目前,环境记者也正在遭遇一种信任危机,当然要想走出这种困境,需要环境记者的自律使环境报道回归新闻本位,更需要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健全。本文聚焦汪永晨环境新闻实践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总结其启蒙意义与“越位”原因,从而为环境新闻和绿色事业的更好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