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有关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发达国家的增长有积极贡献,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产生了负效应,这其中的反差使学者们意识到企业家精神不应该被视为高尚及美德的同义词。Baumol(1990)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经典分析预示着相同的企业家才能既可以配置到创新等生产性活动,也可以配置到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从而引发了大量关于企业家职能配置及其激励机制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视角,本文从微观层面的企业家职能配置的角度入手来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的绩效问题,并尝试验证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仅和企业家资源存量水平相关,更与企业家职能的配置状况紧密联系,从而将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有效地结合起来。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是导论与文献综述。第一章主要是提出问题,对本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进行阐述,并对论文的结构安排做一个简要的说明。第二章对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环境与企业家职能配置两个领域的经典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述评。第三章构建了一个包括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三部门的数理模型,使用一般均衡方法将企业家的微观行为选择引入宏观的分析中,考察了市场化进程、企业家职能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消费者与企业构成经济市场的行为主体,企业与政府则形成政治市场的行为主体,企业家将同时面临经济市场的创新活动与政治市场的寻租活动。两类活动都能带来租金收益,企业家根据最大化租金净现值的原则将其才能及生产要素配置到不同的活动中。均衡的企业家职能配置结构最终由两种市场的特征变量内生决定,并进一步影响到均衡的经济增长率。结合本章的主要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了如下两个命题:(1)当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家的职能越容易配置到经济市场的创新活动,从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大;反之,则越小。(2)当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家的职能越容易配置到经济市场的创新活动,从而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反之,则越小。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从区域和行业两个层面对第三章的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以我国大陆30个省区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程度。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确实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这种促进作用还会受到各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具体而言,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程度越小、金融市场发展越完善、对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越充分,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强:反之,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越弱。因此,市场环境所导致的企业家职能配置成为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差异性的最大原因,从而验证了第三章的理论命题一。上述结论针对企业家精神的4种不同的代理变量均成立,进一步表明了实证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在第五章,我们采用产业技术效率来衡量行业层面的增长绩效,并以我国36个两位数工业行业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创业精神主要通过纠错机制影响产业的技术效率,其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在行政壁垒越高的行业越明显,对全部行业却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在行政壁垒较高的行业,企业家职能更容易配置到寻租活动,从而为新企业发现市场错误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创新精神通过推动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成为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主导力量,且该效应在市场竞争较充分的行业会得到强化。这些结论为理论命题二中关于市场结构与企业家职能配置的分析提供了经验证据。最后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以及相关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