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企图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他们延用利玛窦等人开创的“适应政策”,学汉语,着儒服,研究中国文化,将其所获得的大量中国信息和资料反馈回欧洲大陆,促进了欧洲大陆汉学的发展。因此国内外汉学研究者在研究17、18世纪欧洲汉学时,往往都把目光聚焦在有来华传教士的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英国似乎被排除在欧洲汉学圈之外。事实上,英国此期虽然没有传教士进入中国,但却一直觊觎着远东地区的贸易垄断权,因而十分重视在华传教士反馈回欧洲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和资料。英国是新教国家,出版业不受天主教的限制,传教士汉学著述在英国得到了自由的传播和充分的利用,英国学者在传教士汉学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航海信息,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字、地理等方面进行了二次研究,提出了新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英国早期汉学紧随欧洲大陆汉学之后产生,并保持着与其接近的同步发展速度,与之保持着密切的依附关系。另一方面,英国汉学者一直对在华传教士的传教动机持怀疑态度,因此对传教士汉学著述始终坚持着批判性利用的原则。与欧洲大陆汉学相比,英国汉学者更注重本国人在中国沿海地区的考察报告和东印度公司反馈回的相关信息,更注重汉学所产生的直接的利益,所以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不同于欧洲大陆汉学,往往能得出与欧洲大陆汉学界皆然不同的观点,奏响不同的中国观的交响曲,进而影响欧洲汉学的发展,显示出了不同于欧洲大陆汉学的个性差异。基于此,英国汉学并没有远远地落在欧洲大陆汉学之后。英国早期汉学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就已形成,在十八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在政府、商界、学术界等多个社会群体的协同努力下,英国汉学在这个时段完成了由早期汉学向专业化现代汉学的过渡,同时与欧洲大陆汉学的依附关系产生变革,显示了十八世纪的英国汉学独有的典型特征,因而本文选定十八世纪英国汉学作为论题。本文尝试着从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角度,采用计量史学、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研究十八世纪的英国汉学:一、英国早期汉学形成、发展、向专业化现代汉学过渡及步入现代汉学各个阶段的主要代表著作和基本观点,由此析出不同时段的时代特征。二、英国汉学与欧洲大陆汉学的联系与区别,揭示出彼此之间密切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三、英国汉学与本国政治、经济、外交、贸易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析出英国汉学贯彻始终的时效性和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