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在其所著的《我的留学记》中，对向中国译介日本文化的周作人和钱稻孙二人大加赞赏。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一部分中国人曾以微薄之力进行日本研究，其中的“中心人物”就是周作人和钱稻孙二人。周作人作为中国近代的文化名人，因其对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日本文化的引介，享誉中国和日本。近年来，有关周作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可以说层出不穷，而与周作人同时期的另外一位日本文学翻译大师——钱稻孙却极少有人问津，很少能看到关于他及其作品的著作。在“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钱稻孙的地位或许比不上周作人，不过，在翻译特别是对日本文化的译介方面，钱稻孙的成就可以说不逊色于周作人。在对日本古典作品，特别是和歌的翻译上，钱稻孙以中国古典文学的形式对其进行的译介，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追溯中国翻译史，从佛经翻译到近现代严复、林纾等人的翻译，基本上是以“归化”翻译为主，这个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翻译家对读者接受度的重视，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强势。然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更好的吸收外国文化，改造本国文化，“异化”翻译思想一度兴起。新中国成立后，“归化”思想又占据了主流地位。从中可以看出，翻译的“归化”“异化”思想是受到当时的文化影响的。钱稻孙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特殊时期，其一直抱有“文化对等”的思想。这一思想直接反映在选择了用“诗经体”等中国古典诗歌形式来翻译日本和歌。我们还发现钱稻孙的归化翻译的思想是贯穿在其所有翻译活动中的。包括用楚辞体翻译意大利大诗人但丁的名著《神曲》；红楼梦的笔法翻译日本古典《源氏物语》；用元杂剧的体式来翻译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用明清小说的手法翻译井原西鹤的小说等，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我们暂且不谈其在日伪期间担任“伪职”的经历，单说其在对中国古典作品的继承和发扬，并以“民族文化平等”的思想，对外国文化以“对等”的再现，这对我们也是有启示意义的。本论文对钱稻孙及其一生的著作进行了整理归纳，并根据李芒对钱稻孙《万叶集》翻译的文体及风格的批评，对《汉译万叶集选》的翻译思想进行了探讨。本文对中国翻译史上的归化思想进行了回顾，对钱稻孙归化思想产生的原因、表现及其“文化对等”的思想进行了论述。最后，对钱稻孙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给与积极评价。本论文的构成：本论文由序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终论，参考文献以及附录构成。序论阐述本研究的目的，方法，以及意义。第一章钱稻孙和《万叶集》对钱稻孙的生平及著作进行归纳整理，介绍《万叶集》、《万叶集》在中国的译介及《汉译万叶集选》的产生。第二章《汉译万叶集选》翻译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日本和歌汉译理论争论中，李芒对钱稻孙的《汉译万叶集选》的批评，对《汉译万叶集选》的文体和翻译策略进行了梳理，并对照了李芒与钱稻孙的汉译作品，得出钱稻孙的作品更符合“信、达、雅”的标准的结论。第三章关于《汉译万叶集选》的归化思想根据施耐尔马赫及韦努蒂的“归化异化”理论，对中国翻译史上的归化异化思想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结合钱稻孙的成长背景、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活动并对比周作人的翻译思想，对钱稻孙的归化思想进行阐述。最后对钱稻孙的“文化对等”思想进行论述。终论概括钱稻孙的归化翻译思想，并提出今后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