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英囡(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天津300000)
中图分类号:J523.5文献标识码：A
摘要：“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是魏晋时期最显著的服饰风尚，引导这一风尚的正是这一时期的文人名士。魏晋时期政治的黑暗让士人们十分不满，他们空有政治抱负确无法实现，从而在服饰上寻求宣泄，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服饰上的流行风尚与这一时期历史文化上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关键词：魏晋士人服饰
魏晋是魏、西晋、东晋的简称，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动乱纷繁的年代,也是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无论是贵族还是贫民都饱受战争之苦，颠沛流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乱世造就了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名士——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王羲之、陶渊明等,这些都是魏晋士人的代表。士人是古代贵族阶级中等级最低的一个集团，是对中国古代官僚人文知识分子的统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往往身怀奇才，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在各个时期均起着重要的作用，代表着时代的文化风向。魏晋士人崇尚自然，放达不羁、蔑视礼法、我行我素对后世影响极大，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风格的基础。这种追求自我的精神内核通过他们外在的服饰语言来彰显个性。
魏晋时期，礼法的观念十分淡漠，外化表现是士人们在服饰上获得了很大的自由，从而出现了服饰上的日新月异。葛洪在《抱朴子·讥惑篇》曾感慨“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才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忽粗忽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这充分体现了魏晋士人生活风度与内在人文精神的融合及其升华。士人们赞赏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和个性，“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是魏晋服饰具有的时代特征。
一、衣衫风尚
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从而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在魏晋之前，冠服制度一直被沿用，因为服饰是受等级的束缚而有严格的区分，在服饰的材质、样式、色彩上都是等级森严，不同服饰体现了穿着者的不同身份地位。但是魏晋士人在服饰上寻求表达自身的突破——宽衣大袖，袒胸露臂，披发跣足。当时的名士对穿衣有自己的一套心得：上衣的袖子从肘部开始做得特别宽，几乎可以拖到地面。衣料以柔软轻薄为主，腰间系上长带，有的还披散衣襟，这种装束被学者们称之为“褒衣博带”。但发展到后来，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在士人的引领下都仿效起这种穿着打扮起来，形成了魏晋鲜明的时代风格特征。
1961年南京西善桥发现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刻画了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和荣启期。七人是魏晋时期的隐士团体，大都持有“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态度，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谓竹林七贤。荣启期为春秋时期的隐士，思想与竹林七贤有共通之处，故与七贤画在一起。画中的人物都穿着大袖宽衫，衫领大开，跣足袒胸露臂，慵懒的盘坐于竹林中，嵇康抚琴，刘伶捧酒，阮籍、山涛、王戎席地而坐，面前放置酒杯，向秀似醉，颓然坐地，表现了他们轻松自然、随意的状态。孙位所绘的《高逸图》内容也是竹林七贤，虽然他是唐代画家，但是作品的衣服款式却是魏晋时代，此画至今只残留了四贤，他们或宽衫大袖，或袒露上身。刘伶双手捧着酒杯，回头做呕吐状，一位侍者手捧唾壶跪接；阮籍手持塵尾，宽衣大袖，嘴角露出讥世的微笑；山涛赤袒上身，抱膝而坐，双目前视，表情深沉；王戎赤脚而坐，手执长柄如意，神色惬意。
魏晋士人特立独行，行为怪异。有这样一个故事：传说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曾踞坐于家中裸饮，有来客访也不隐蔽穿衣，客人问其缘由，他反嘲笑客人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意思是说天地是我的房屋，屋室是我的衣服，你钻到我的裤裆里干什么呀？这虽然看似荒诞不经，狂放之极，但是正是在那样的时代里，抛却了礼教的束缚，个人的人格和个性才得以充分的显露。人格之美为魏晋时期士人们所普遍追求，是自我独立人格的昭示,是魏晋风度的鲜明表现。
魏晋时期文人穿着方式的改变源于对本身的存在价值的慨叹、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思索，而玄学引导了魏晋的思想。玄学的语源即来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以“玄”来命名新学说,可见其是一门幽深玄远的本体之学。玄学以“以无为本，以有为末”为指导思想，崇尚自然无为、清谈、放荡不羁、超然无物、以表达自我为主要目的，对传统的礼法服饰非常蔑视。对精神的放达、容貌的俊美和神采的飘逸的追求反映在服装上首先是款式的“松”，秦汉时期的深衣紧紧裹在身上，而魏晋时期的男装则飘逸洒脱。
对于魏晋的宽大服饰，裸露成风，鲁迅先生从病理学的角度曾经有过分析，“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是他们吃药的缘故。”他认为“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他认为魏晋人穿宽松的衣服的原因是服食五石散之后引起的生理反应而被迫使的。五石散是一种大热大冷之药，又叫“寒石散”，据说是张仲景为伤寒病人发明的这个药方，服药后，人体忽而发冷，忽而发热，肉体确实暂时陷入一种莫名的苦痛中，然而精神却可以进入一种恍惚和忘我的境界之中。世俗的烦扰，内心的迷惘，都可以被忘怀，剩下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起到了精神麻痹的作用。服了后必须疾走散发，不能穿窄衣，必须穿着宽松，而且为了避免衣服把皮肤擦伤，要穿质地柔软的衣服，甚至敞胸露腹，要把衣服脱掉，再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服食五石散，发展成了一种有身份有地位人的象征。
“扪虱而谈”也是著名魏晋服饰风尚。魏晋名人宽衣博带，而且时尚穿旧衣、脏衣。因此衣服便不能常洗，便生出很多虱子，“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佳话。相传东晋大将桓温第一次北伐驻军灞上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穿着破旧衣衫的读书人到军营前求见。桓温正想招揽人才，听说来了个读书人，很高兴地接见了他，这个读书人名叫王猛，从小家里很贫困，靠卖畚箕过活。但是挺喜欢读书，学问渊博。桓温想试试王猛的学识才能，请王猛谈谈当今天下形势。王猛把南北方的政治分析得一清二楚，见解十分精辟，桓温听了不禁暗暗佩服，王猛一面谈，一面把手伸进衣襟里摸虱子，桓温左右的士兵差点笑出声来。但是王猛却旁若无人，照样跟桓温谈得起劲。
二、首服、足服风尚
巾是魏晋士人常戴的首服，一般用丝带、葛布、鹿皮制作，用以束头。在汉以前本为庶民所戴，《释名·释首饰》云：“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贵族男子到了二十岁都要行加冠礼，而庶人只能戴巾。但是到了东汉末和魏晋初，这种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晋著名隐士陶渊明就戴葛巾，记载他一次所酿酒熟，就取了葛巾来滤酒，当然这只是士人的作风，一般人的巾是不发挥这种用途的。在《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七贤中山涛、阮籍、向秀、阮咸四人均束巾。当时，士人竞相以头扎巾为时髦，这种风气的形成与当时名士崇拜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见魏晋士人崇尚简约，推崇前朝最低贱的平民装束，不求任何修饰，力求自然、朴实、纯真，借装束来表达他们自由的精神状态。
魏晋时期士族普遍穿着的足服是木屐，因为其底又厚又高，能显得潇洒飘逸。穿木屐的原因根据鲁迅先生的分析大概与穿宽衣的习惯相同；“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在古代的正式场合是要穿履的，如果不穿履，会被认为无礼，实际上士人们穿木屐也是他们向传统挑战的方式。
三、饰物风尚
麈尾是魏晋士人清谈时的必备之物，其作用类似于手饰。麈是一种大鹿，据说麈与群鹿同行时，麈摇动着尾巴以指挥鹿群的方向，魏晋士人清谈执麈尾，盖取其领袖群伦之义，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麈《日本正仓院考古记》记载：“麈尾有四柄，此即魏晋人清谈所挥之麈。其形如羽扇，柄之左右傅以麈尾之毫，绝不似今之马尾拂尘。”唐代孙位著名画作《高逸图》中阮籍所持的饰物正是麈尾，形制像是树叶，叶尖作椭圆状，叶的两边平行，叶的下部则常为平直，大概是取其“圆上天形，平下地势”之意。麈尾装有柄，名贵的麈尾柄上镶着白玉、象牙等装饰物。麈尾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消暑、拂尘，更重要的是能在清谈中表现出潇洒高雅的风采和气质，故而成了清谈名士们的必携之具。
如意，也是受这个时期的名士引导流行起来的。如意本身是爪杖，可在身上到处抓痒，故名如意，由各种材质制成，有犀、金、玉、木、竹、珊瑚等。名士的生活多放荡不羁,由于他们不讲究卫生,所以难免藏有虱子,身体奇痒难耐,只得整天拿着如意来抓痒痒。砖刻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中的王戎即手持一个如意。手持如意，这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尚，人们争相模仿。如意成为了人们寄托情怀和装饰之物,已经不是单纯的抓痒工具了。如意为士人们所喜爱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他们追求高雅脱俗，而如意的外形与名称恰恰表明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只是远离政治，寻求雅致的文化心理。
综上所述，魏晋士人的服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非常独特的地位，直接反映了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的衣饰刻意求新，显示了士人的儒雅风流，表现出了他们的反叛追求自我的性格特征，从而使中国自商周以来的正统的礼仪服饰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服饰的风格往往能映射出社会特征，魏晋士人自由奔放的服饰风尚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进步作用。
参考文献：
[1]华梅著.《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版；
[2]周讯、高春明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3]宁稼雨著.《魏晋风度》.东方出版社.1996版；
[4]李洪权著.《魏晋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20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