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由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矛盾也随之产生。至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根据Jensen和Mecklin提出的代理成本理论中股权结构的激励功能,长期激励的理念逐渐为美国投资者所接受,美国上市公司开始借助发达的资本市场大规模的引入高管激励模式。由于我国公司中董事长、董事兼任总经理或其他管理职务的现象一直存在,高管持股长期存在于上市公司之中但并未作为一种激励手段在公司中广泛采用。直至2005年12月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办法(试行)》,我国才拉开股权激励的大幕,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我国对高管持股与公司业绩相关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根据利益趋同假说和掘壕自守假说,在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实际的基础下提出假设。文章以2008年至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对高管持股与公司业绩的非线性相关关系、线性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不同和最终控制人性质不同时两者关系进行了检验。在业绩变量的选取上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公司综合业绩得分作为因变量,以高管持股比例作为模型中的自变量,控制变量在财务特征、股权特征、治理特征和竞争特征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选取,以期使检验结果更准确。本文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不存在区间效应；当高管持股比例大于0.15%时,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若持股比例进一步降低,显著性消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高管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越小,通过提高高管持股比例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激励效果,且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大和较小两类公司中,对公司业绩影响最大的前两个变量均为高管年薪和机构持股比例,其次才是高管持股比例；在经济环境恶化时,国有控股公司较非国有控股公司更适宜采取高管持股作为激励手段。公司业绩与机构持股比例和高管薪酬三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通过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可以通过相应措施提高高管持股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使高管持股真正发挥激励作用。可采取的措施如下：结合公司特征,确定公司高管持股的必要性和最优的持股比例；建立有效的内外部业绩评价体系,从而形成业绩与高管努力之间必然的联系,不能单纯依靠财务指标或股价作为业绩的衡量标准；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监督制衡机制。监督制衡机制的完善可以从公司治理结构着手,明确股东、董事会、经理人三者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在三者组成的组织结构中形成制衡关系,共同对公司的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注重公司内部审计的建设与完善,缓解公司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完善经理人市场,实现激励与约束的共容。通过经理人市场的建立,使管理者与公司之间进行有机选择；完善资本市场,合理约束管理者的股票买卖行为。我国在资本市场中可以通过严格监管管理者的交易行为来提高高管所持股份的流动性,允许在职管理人员进行正常的股票交易,提高高管持股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高管持股比例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