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处理人际关系的处世哲学，通过与国家特性相融合，形成处理国家与民众关系的政治哲学，又在国际交往中形成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外交哲学。外交哲学研究外交关系和外交最一般的问题，是一国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的体现，其形成经历“处世哲学—政治哲学—外交哲学”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综合国力增长最快的国家，而美国则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同的国情决定了中美外交哲学的差别。以“天人合一”为价值取向的中国人，以“成圣”为个人追求的目标，通过与“儒释道圆融”的国家特性相融合，形成“王道”政治哲学，在国际交往中则形成“和谐世界”的外交哲学。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人以基督新教教义为价值取向，在人际关系中遵循宗教个人主义的处世哲学，通过与盎格鲁—新教(WASP)国家特性相融合，形成以“美国信念”为特点的政治哲学，在国际交往中则形成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外交哲学。本文试通过对中美外交哲学的比较，探究中美两国彼此所形成偏见的根源，运用西方哲学中的解释学(Hermeneutics)原理，探讨互存偏见的国家通过沟通增信释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当前和未来国际体系中，中国应充当为世界和平注入乐观和能动元素的角色，主动与美国共创“全球治理的善治观”、“合作共赢的天下观”、“多边互信的和谐观”，推动建设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